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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主举报“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别墅侵占小区公共绿地，北京电视台娱乐频道的记者前去采访，在郭家门口采访时与郭的弟子李鹤彪发生冲突，李鹤彪动手打了记者，记者将偷拍的打人录像剪辑后传到网上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郭德纲发表博文力挺打人的徒弟并痛骂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对郭进行封杀并邀请专家在节目中痛批郭德纲，有媒体上纲上线将郭德纲树为“三俗”典型（庸俗、恶俗、媚俗），有报道称郭的书和音像制品在北京书店被下架，还有报道称北京广电部门在北京封杀了郭德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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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都称这一事件为“郭德纲事件”，并开口闭口郭德纲事件如何如何，全部一边倒地批判“郭德纲支持徒弟打人”。这样笼统地判断就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一事件非常复杂，并非只有“郭德纲徒弟打人和郭德纲支持徒弟”这一个情节，而是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不能一概而论地判断谁是谁非，只能对这一连串事件进行分解，分别评价每个环节上各人的是非。笼统地说“无论如何，打人就是不对”对郭德纲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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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郭德纲别墅侵占绿地：如果真的侵占了小区绿地，当然是违法的。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郭德纲说那些绿地是当初自己买房时开发商许给他的，如果是这样，问题是出在开发商为了牟利而私许小区绿地上，郭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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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北京电视台前去采访：采访，当然是媒体和记者的权利。可郭德纲称，报道有不少失实的地方，比如，拍了其他人家别墅侵占绿地的画面，然后说这是郭德纲家的别墅。如果媒体报道失实了，当然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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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北京电视台在郭家门口的采访：扛着摄像机推门去采访，郭德纲后来说这是“私闯民宅”，事实上并不算“私闯民宅”。可是，记者一边说不拍摄，一边却藏着摄像机进行偷拍，而且态度并不好，还带着堵门逼访的意味，这也是并不道德的采访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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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郭德纲的徒弟李鹤彪打记者，这绝对是错误的，并且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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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郭德纲不仅没有批评和严惩打人的弟子，反而在相声和博文中力挺徒弟为“民族英雄”，并且用恶语痛损北京电视台和记者。艺人如此，当然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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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高调宣称封杀郭德纲：这是不对的，因为北京台不是哪个私人的，而是公共媒体，这是挟公器报私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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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与郭德纲有旧怨的电视台上纲上线将郭德纲定为三俗典型：这也是不对的，是公报私仇。将一个相声演员写了篇文章力挺打人的徒弟，上升到“三俗”的批判高度，这样的上纲上线显然是很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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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又是封书，又是封人，公权部门介入这一事件，当然也是错误的。治理失德的艺人得依法而行，没有法律依据地去打压一个艺人，这种公权暴力之恶要恶过郭德纲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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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完整的是非。这样一连串事件，岂能化约为“无论如何，打人是不对的”这么简单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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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浅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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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是非”和“完整的是非”是就事件的横向层面作判断，而深浅的是非，则是在一个事件的纵向层面上，在所涉及的现象与本质、直接与间接、浅层与深层、个人与制度的对比中作是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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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错误，虽然是个人犯下的，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以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之恶。有些问题，表象上看是谁的责任和罪恶，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另一种错误。有些事件，从浅层次上看是一种“非”，而深入地发掘，可能是一种“是”。这需要评论者不满足于表象上的道德幻觉，用自己所掌握的理性、信息和知识去拨开表面的迷雾，去揭示出平常人看不到的、误解了的、更深层次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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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7月，舆论曾热议过“坏消息综合征”的问题，说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美国尼尔森发布用户习惯报告，称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媒体上暴力、凶杀、灾害、灾难的新闻总能激起更多人的关注兴趣，微博和论坛上，往往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和批判性的评论更能引起转发和评论。这样的“坏消息综合征”似乎正在改变新闻的定义：坏消息才是新闻，无负面不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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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患上“坏消息综合征”？许多判断都只流于浅显和表象的层次，有的说是源于我们社会的不完美，因为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坏消息太多，人们才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或者说媒体为了炒作和吸引眼球，而对报道坏消息有特别的偏好。我觉得，这都是浅层次上的理解，“坏消息综合征”有着更深层次的人性因素和利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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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看的：说“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只是一种幻觉，一个伪问题——哪里只是中国人偏爱坏消息？哪个国家的人都偏爱坏消息。许多人视美国为“最不坏、最接近完美的社会”，可看看美国的报章，他们报纸上的坏消息和负面新闻，他们的暴力、凶杀、灾难比我们多多了。他们的网络上，充斥着更多的负面评论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不仅美国，全世界的报章和网络都是如此，每个国家的人对坏消息都比好消息有更强烈的关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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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偏爱坏消息，我觉得，这可能首先源于一种自私的人性本能，因为坏消息虽然对别人是不利的，对听到坏消息的人却是有利的。网络戏言，得知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其实并非戏言，而是真实的人性体现。通过外在的坏消息来凸显自身的相对幸福感，这是第一层人性。其二，坏消息可以有助于一个人释放压力，当遇到不顺心事情的时候，起码可以将那些坏消息拿出来安慰自己，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失败的时候，可以用坏消息为自己推卸责任，将不满都推给社会。最后，偏爱坏消息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人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进化中，抱怨和对坏消息保持关注成为一种防止自满的生物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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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利益原因是：发布坏消息更能让人赚到钱。其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把事情夸张到极致才能挣到钱，“金钱只存在于极端之中”。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把环境恶劣形容到似乎明天“2012”就要来到，他们很难从资本家那里募捐到足够他们支配的钱；政客如果不将某种问题描述得非常严重，不解决的话明天就会导致大灾难，他们的政策很难获得支持。其二，社会精英在传播坏消息上推波助澜，对精英来说，情况很糟糕才可以让他们感到比别人更聪明。人们如果都安居乐业，对专家和精英的依赖就会大为减少，人们都会安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求助于所谓的“拯救者”，求教于专家渊博的知识和寄望于精英“引领人们走出危机”。其三是媒体对坏消息的偏爱，坏消息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坏消息更容易凸显“媒体在揭露社会丑恶”的正面形象，坏消息可以提升媒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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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掘思维，不满足于对表象的浅层认知，而在别人思考止步的地方再进一层，就能看到更深层次的是非。看到了在“坏消息综合征”上这种源于人性和利益的深层是非，就会对坏消息有更客观和理性的判断：不要把坏消息太当回事，不要以为坏消息这么多，社会就腐败不堪，社会真的像政客、专家、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坏消息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媒体和精英营造出的幻象，生活中的好消息还是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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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维中有许多为了节省时间和方便判断而形成的刻板成见，比如，这个问题是体制问题，那个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个是由于贫富差距导致，那个是由于权力腐败引发——这些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以至于一看见与以前经验相似的问题和现象，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归于这些刻板成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为了反抗这种偷懒的思维。平庸的大众在判断时，也许可以偷懒，但作为引领人们思考的评论家们，绝不能偷懒，绝不能让刻板成见去主导自己的思维，而要在大众停止思考的地方作进一步的思考，纠正那些浅见、偏见和谬见，用自己的理性和洞见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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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是社会理性的引领者，是舆论领袖，而不能反被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所引领，以迎合大众非理性的狂欢而“被舆论”领袖。浅层的是非，永远只是浮于舆论表层的道德泡沫，只有挖掘深层的是非，才能对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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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种对深层是非的挖掘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常情常理和逻辑，而不能为了表现自己很深刻，对事件作偏离于事实和逻辑的阐释，那就是过度阐释了。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的发挥，对一些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这些过度阐释反而会遮蔽真正的是非，在“故作高深”中让真正深层的是非反而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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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校园杀人案之类的罪恶，明明是偏执、偏激、病态的人做出的，非要上升到“贫富差距引发的阶层分裂”的层次，将个人的恶归咎于社会之恶和体制之恶，这明显是迎合偏激思维的过度阐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浅层的是非其实就是真正的是非，无须故作深刻、牵强附会地去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而不是迎合某种偏见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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