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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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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是非”和“完整的是非”针对的是一件事中一连串事实,“深浅的是非”是针对一件事的表象和本质,而“比较的是非”则是对两件事或更多的事情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分辨是非,在对比中作出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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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就事论事,这确实不对,可相比另外一件事另外一种行为,这已经算好的了。还有的人说,某种制度确实有缺陷,但相比以前的制度,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还有的说,相比某种罪恶,这个恶只是一种小恶,我们必须把眼睛盯着比这个罪恶恶百倍的那种行为,追问大是大非,不要被小恶遮蔽了双眼……这些,都是在比较中凸显是非,在反衬中彰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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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信奉这样的原则:很多是非不能单纯去论,要在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更丰满、更有张力、更现实、更有说服力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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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喜欢对现实中存在的诸种价值进行排序,比如,自由和平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法律和道德,在这些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排序。某种行为,虽然违反了道德,在道德上看是恶的,却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能在法律上带来善的后果,“道德至上论”者可能视此行为为非,而“法律至上论”者可能会视此为是。不同的人,对价值的排序是不一样的,于是有了“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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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掉大堤淹掉万亩良田,单纯地看,当然是一种恶。可如果炸掉大堤能分流洪水,挽救下流城市数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当然是一种善。大善和小恶、大利和小弊的比较权衡中,能凸显出“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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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有多数人暴力,很多时候也缺乏效率,可相比不民主所带来的问题,对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伤害,民主那点儿危害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所以,有人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或者说,民主是既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追求完美和至善,只能去追求“避免最大危害”这个次优的、最不坏的结果,这就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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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过一句话:自由只有因自由的缘故才能被限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罗尔斯的价值排序中,自由是居于首位的。只有一种限制和约束能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或者是为了保护自由时,这种限制和约束才是正当的。这也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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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著名的“范跑跑事件”上,“比较的是非”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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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地震时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冲出教室。——如果说这种求生本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事后接连写文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地为弃生逃命辩护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仿佛这是值得炫耀无比光荣的事,他发帖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跑跑”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范跑跑”,不过后来当我看到“范跑跑”学校的校长说的一句话时,我改变了自己的批判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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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就“范跑跑”那番言论采访都江堰光亚中学校长卿光亚时,这位校长说:希望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很明显:与其在这里集中舆论炮火讨伐和痛骂范美忠,不如去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我觉得,在对范美忠一边倒的舆论围殴中,这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一句话。他没有沉浸在某种简单的道德义愤中,没有被某个抽象的道德议题遮住双眼,而是敏锐地紧盯住关键问题;他不是在为自己的下属开脱,不是借机转移话题和矛盾,而是提醒公众不要停留在某种群殴快感中,而应去关注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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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耶稣的犹大固然可恶,但人们不能忽视了背后指使犹大的总督。房子倒塌时老师丢下学生逃跑确实不道德,应受道德谴责,但在把矛头指向“范跑跑”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即房子为什么会倒塌,是什么将学生置于这种危险之中,又是什么使老师陷入这种选择的困境?是纯粹因为震级太大,还是因为房子是偷工减料、不堪一震的豆腐渣?如果是后者,老师和学生都是受害者,最应该痛骂的是那些修楼修垮的人。卿光亚校长并非不知道“范跑跑”的那段话是错误的,可那毕竟只是一种出位的言论,相比之下,当时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为什么楼会倒塌”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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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在高考改革的问题上,判断时也要有“比较的是非”。高考是带来了许多问题,又是应试教育,又是一考定终身。应试教育,人人喊打。可是要意识到,高考在中国不仅是一种考试选拔机制,更已经变成底层人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成为社会公平中最底线的公平。这时候,考虑高考改革时就不能只当作教育问题去考虑了。高考虽然带来了应试之弊,但起码是公平的,在公平制度和公平通道稀缺的当下中国,这是至为重要的,即使高考有弊端,但也是每个人公平地承受这个弊端。考虑到这一点,高考改革应非常谨慎。这,也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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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从制度设计和逻辑上能看出不少问题,可如果相比过去的政策有进步,也能看出政府解决上的诚意和善意,这种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同样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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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比较得是符合逻辑、符合基本价值的比较,如果不符合这个原则,就是偷换话题了。明明说的是A话题,通过不恰当的比较,将话题转到B上去了,明明本身是一种“很大的罪恶”,却以“更大的罪恶”来衬托自身,在“比较的是非”上要防止这种话题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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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华社曾曝光过辽宁弓长岭区的公车改革,竟然给区委、区政府的正职领导每年发过8万元的货币补偿。针对舆论“补偿高得离谱”的批评,该区宣传部的负责人表示,车改之后确实比以前省钱了。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本区车改之前公车支出占正常办公经费的70%,车改第一年就综合节支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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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种诡辩的逻辑,如今官场盛行一种逻辑,就是为了营造“起码比过去有进步”的次优幻觉,喜欢把过去描述得一团糟,尽可能地展现过去的缺点,以此论证如今有许多缺陷的改革措施尚不是最坏,什么“禁酒令省下了4300万”、“38个会议省1000万”,这种逻辑在车改辩护中被用得最多,辽阳弓长岭区的官僚就把这种逻辑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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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并不苛求完美无缺的改革,认同次优思维,即使存在很多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但并非比过去有所进步就一定值得赞赏。次优思维是一种务实的思维,但这样一种思维正被官场某种贪得无厌之辈所滥用,成为遮掩其惊人贪欲的遮羞布。比如某些地区的车改就是如此,他们利用公众对财政花费的不知情,反正过去的集体之恶也无法去追究,于是尽可能去丑化过去,把过去的情况说得很糟,从而论证如今并不算太坏,甚至算得上可以接受的次优。他们所做的不是论证改革本身的正当,而是在顾头不顾腚的丑化过去中为自己辩护。无论车补如何过分,但比过去还是有节约啊,“次优思维”就是这样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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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优思维”本有两个原则: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过去的那些缺点和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人们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进行今昔对比;一是本身要有独立的、站得住的理由,本身要能经受得住起码的理性拷问,不能完全与过去相比来凸显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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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实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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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层面上的是非,关注的是“应然”与“实然”的冲突。我们写文章作判断的时候,一般都喜欢用“理想的状态”来要求被评论的对象,去教育被批评者应该怎么样,而现实可能根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所要求的前提,不具备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舍弃对理想标准的过度苛求,不得不把眼睛转向现实,用务实的眼光审视身边发生的一切,作出现实的是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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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很多时候写文章,因为心中有一个理想的道德想象,所以写作时不免会流于高蹈。谈到某个立法,动辄喜欢说美国如何如何,可我们是在中国谈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的体制和国情与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的许多制度在中国根本行不通,直接用美国的理论家以美国现实为蓝本创造出的理论套到中国头上,以美国理论来说中国的是非,很多时候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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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先生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这种现实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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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报道说,有回美国副总统戈尔来到纽黑文市,市长却根本不出面接待。因为美国市长是对下、对选民、对议会负责,而不太对上负责,所以不把副总统放在眼中。于是中国许多评论家借此批评中国官员见到上级就点头哈腰,应向美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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