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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绝对导致官员的腐败。 (结论) 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保障人权和产权。 (大前提,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 (小前提,政府提出的目标) 所以有必要首先完善法治,建设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结论) 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大前提,法律中有规定) 强制拆迁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 (小前提,新闻事实) 所以强制拆迁是对法律的践踏。 (结论) 评论者的知识结构都是,掌握了一些碎片化的学科理论和一些普遍的知识、经验、常识、一般原理等,然后用这些一般原理去分析新闻事件。这样的知识结构和评论的思维习惯,决定了演绎是他们用得最多的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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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是演绎推理最常用的格式,一般演绎都可以还原成这种最原始的三段论。不过现实论证中不一定都会循规蹈矩地遵循这种刻板的格式,可以有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必须符合三段论的结构特征:三段式有且只有三个概念,而不能出现四个概念。一般的逻辑教材都会告诉你:一个具有三个命题的推理,如果其中有四个概念,那就是错误的三段论,不符合演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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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这个评论家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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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是人民,所以他是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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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个判断只有三个概念,人民,他,主人,似乎是三段论。其实不然,这句判断实际上出现了四个概念,前面一个“人民”是集体概念,而后一个“人民”是非集合概念,所以推理是不成立的。这就是典型的“四概念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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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面这句话,也在评论家们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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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仆的官员应该更有公共道德,他是官员,所以,他必须更有公共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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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两个大项“应该更有公德”和“必须更有公德”所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面说的是“应然”,结论中偷换成为“必然”。我们所熟悉的“偷换概念”和“转移命题”,犯的一般都是“四概念错误”,前提中是“应然”,结论中偷换为“实然”;前提中是“集合概念”,推理中又偷换为“非集合概念”。逻辑推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同一律”: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不能混淆和偷换,要保持同一性,外延和内涵都要相同,论题要保持同一,不能前面说A,后面就变成B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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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笑话,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恶搞成“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搞笑之处就在于违反了同一律。评论中经常有这样的概念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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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推理最容易犯的逻辑谬误,就是前提的错误。错误的、虚假的前提,根本就推不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评论员盛大林先生的文章《南方科大“去行政化野心”注定落空》,他在这篇评论中一个分论点是:南方科大本质上是公立的,公立就难以去行政化,难以办成世界一流(这个判断本来就是错误的,后来有评论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证明,世界许多著名的一流大学都是公立的)。他举的例证是香港科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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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只有十几年,就已经跻身全球高校前50强,这被认为是世界高教史上的奇迹。南方科大的目标,就是建成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然而,两校之间却有着质的区别:即南方科大是公办的,而香港科大是私立的。香港科大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事会,完全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学校的这种性质及其体制,也正是现代大学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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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判断是:南方科大想向香港科大学习,建深圳版的香港科大;可香港科大是私立的,南方科大是政府办的;所以,南方科大不可能办成像香港科大那样的世界名校,无法去行政化。这个判断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因为,香港科大的网站上明明介绍,香港科大是一所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作者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私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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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三、归纳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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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与演绎是一个相反的逻辑过程,是从个别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如果说演绎是抽象的过程,则归纳是一个经验的过程。演绎所用的那些大前提,一般性的原理、常识和理论,多数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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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1933年7月15日在《申报月刊》发表过一篇叫《经验》的文章,文中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神农遍尝百草,一代代经验积累下来成为具有指导性的一般性知识,《本草纲目》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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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很大分歧正在于对归纳和演绎的不同看法。经验主义认为,知觉是知识的起源,一切知识源于经验和实验,经验之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故推崇归纳法。而理性主义则认为,感觉很不可靠,很多时候只是表象,且具有欺骗性,所以得之于知觉观察的经验无法被确认为知识,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专注于从理性推理中寻觅真正的知识,所以推崇演绎。其实,将两者割裂开来的二分法是不科学也不符合现实的。两者往往相辅相成,在不同的知识形成中往往起着不同的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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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说得非常好:论证的出发点是一般,归纳的出发则是特殊,但是,不通过归纳,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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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推理在评论写作中也是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法。时评作者每天都关注很多新闻,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信息,能从这众多的新闻事件和信息中找到联系,并将这种联系提升为某种规律性的理论或者结论,或者能从众多新闻事件中发现某种共同性的规律,这就是用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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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潜滋暗长的“名车恐怖主义”》,用的就是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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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某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名车撞人事件中归纳出“名车恐怖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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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次人大校园宝马撞人案,上上次长沙宝马撞人案,上上上次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上上上上次南都记者采访宝马案撞人案惨遭殴打,上上上上上次什么什么肇事案后,最近连续两起霸气十足的“名车肇事案”在贵阳发生了!10月4日凌晨12时20分,一辆车牌号为贵AA8888的宝马车拒不交钱强闯收费站,面对收费员的阻拦打伤收费员;13日凌晨12时35分,一行人在贵阳黔灵西路被一辆车牌号为贵A66××8的白色宝马无故压着左小腿,其家人在找司机评理时遭到高压水枪“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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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听惯了那些名车飞扬跋扈的故事,看惯了同自己一样无助的人被欺负的故事,内心深处有了对名车入骨的恐惧,他们对名车避之唯恐不及——当社会中流行着“但愿今天上路别碰着宝马车”的问候的时候,当名车嚣张事件在我们的身边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平头小民在骄横名车面前的恐惧有多深了。对照“恐怖主义”的定义,对照一些名车的所作所为的“恐怖活动”,对照老百姓内心中对那霸气十足庞然大物的恐惧,我们会看到,“名车恐怖主义”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耸人听闻之言,它实实在在地游弋于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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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名车撞人事件中总结出“名车恐怖主义”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结论,用的就是“不完全归纳”。不是说每辆名车都那么嚣张和蛮横,而是想说,社会对不断肇事的名车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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