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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三、归纳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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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与演绎是一个相反的逻辑过程，是从个别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如果说演绎是抽象的过程，则归纳是一个经验的过程。演绎所用的那些大前提，一般性的原理、常识和理论，多数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基础上归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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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1933年7月15日在《申报月刊》发表过一篇叫《经验》的文章，文中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神农遍尝百草，一代代经验积累下来成为具有指导性的一般性知识，《本草纲目》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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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很大分歧正在于对归纳和演绎的不同看法。经验主义认为，知觉是知识的起源，一切知识源于经验和实验，经验之外的东西都是不可知的，故推崇归纳法。而理性主义则认为，感觉很不可靠，很多时候只是表象，且具有欺骗性，所以得之于知觉观察的经验无法被确认为知识，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专注于从理性推理中寻觅真正的知识，所以推崇演绎。其实，将两者割裂开来的二分法是不科学也不符合现实的。两者往往相辅相成，在不同的知识形成中往往起着不同的作用，并不是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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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说得非常好：论证的出发点是一般，归纳的出发则是特殊，但是，不通过归纳，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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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推理在评论写作中也是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法。时评作者每天都关注很多新闻，久而久之就积累了许多信息，能从这众多的新闻事件和信息中找到联系，并将这种联系提升为某种规律性的理论或者结论，或者能从众多新闻事件中发现某种共同性的规律，这就是用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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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潜滋暗长的“名车恐怖主义”》，用的就是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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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某段时间发生的一系列名车撞人事件中归纳出“名车恐怖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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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次人大校园宝马撞人案，上上次长沙宝马撞人案，上上上次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上上上上次南都记者采访宝马案撞人案惨遭殴打，上上上上上次什么什么肇事案后，最近连续两起霸气十足的“名车肇事案”在贵阳发生了！10月4日凌晨12时20分，一辆车牌号为贵AA8888的宝马车拒不交钱强闯收费站，面对收费员的阻拦打伤收费员；13日凌晨12时35分，一行人在贵阳黔灵西路被一辆车牌号为贵A66××8的白色宝马无故压着左小腿，其家人在找司机评理时遭到高压水枪“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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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听惯了那些名车飞扬跋扈的故事，看惯了同自己一样无助的人被欺负的故事，内心深处有了对名车入骨的恐惧，他们对名车避之唯恐不及——当社会中流行着“但愿今天上路别碰着宝马车”的问候的时候，当名车嚣张事件在我们的身边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平头小民在骄横名车面前的恐惧有多深了。对照“恐怖主义”的定义，对照一些名车的所作所为的“恐怖活动”，对照老百姓内心中对那霸气十足庞然大物的恐惧，我们会看到，“名车恐怖主义”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耸人听闻之言，它实实在在地游弋于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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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系列名车撞人事件中总结出“名车恐怖主义”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结论，用的就是“不完全归纳”。不是说每辆名车都那么嚣张和蛮横，而是想说，社会对不断肇事的名车已经形成了一种恐怖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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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写作的归纳，多属于这种“不完全归纳推理”，根据对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的考察从而得出有关该类事物的一般性结论。而不是“完全归纳推理”：对所有个别对象进行穷尽的考察，从而作出一般性结论。时评作者的视野很有限，很难穷尽所有，论证的过程也很难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充分和严密，所以只能作“不完全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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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四、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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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推理又称为类比法，它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而其中一个或一类事物还具有另外某些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事物也具有这些属性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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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逻辑模式可以表述为：A对象具有a、b、c、d等属性，B对象具有a、b、c等属性，A与B是一类事物，所以，B也有d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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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写作也经常会用到类比法，因为这种逻辑方法比较直观和形象，容易让人接受。由人们熟悉的某种事物，推理出某种人们陌生的、但与此类似的事物具有人们熟悉的事物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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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评论家常常就会拿西方发达国家的案例与国内的情况进行类比，国外的议员能自由地批评政府，我们的人大代表也是代议士，功能上与西方议员是一样的，纳税人选出来代表人民去监督政府花钱的，所以，我们的人大代表也应该敢于批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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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廉政公署之所以能有很强的反腐能力，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不受行政机构干预的机构，我们的纪委监察部门与廉政公署的功能是类似的，所以，也应该有独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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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推理，就可以看出类比法的问题了：类比推理需要中介和桥梁作为过渡，同类事物，毕竟不是同一事物，所以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会有一种假设，即假设同类事物身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属性。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同类，并不一定属性就会相同。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至多只是或然、应然和偶然的。所以，类比推理推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或然性，或者，只能作为一种应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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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中国的人大代表和西方的议员的类比来说，功能上确实是一类的，但中西政治体制不同，这决定了人大代表和西方议员很多属性是不一样的。西方三权分立之下，议员与政府是对抗性的关系。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使其缺乏这种对抗性的关系。这样的类比，至多只能提出“人大代表应该向西方议员学习”的应然要求，而无法推出必然性的要求。廉政公署与纪委的类比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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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类比之中存在那种可能前提并不存在的假设，这种直观形象的逻辑推理法，很多时候隐藏着较大的推理风险，很容易变成一种概念偷换和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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