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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要保持独立和客观,就必须警惕自己和别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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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惕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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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道德情操,但在日常的比较中,世人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评论人要警惕这种道德优越感,克制那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人进行居高临下批判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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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优越感不是坏事,但评论不是让人展现道德优越感的文体,而是展现人的逻辑、思想、智慧、理性和判断力的文体,应尽可能地用逻辑力量说服人,用理性征服人,用智慧去感召人,用思想去启蒙人,而不是用道德优势压人,用道德大棒去打人,用道德语言去训导人。评论家不应该抢道学家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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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评论人担负着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的责任,要抨击不道德行为,要倡导道德观念,传播对道德的尊重。但是,评论人应当站在众人之中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倡导道德,而不是像一个道德导师那样站在高高的道德神坛上去布道,那种道德优越性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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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评为业,做道德文章,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优越感会让人放弃“说理”的努力:既然我拥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道德,你不道德,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我就是道德的,你就是不道德的,就是错误的,就应该遭到唾弃。一旦贴上了道德和不道德的标签,“道理上的论证”似乎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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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评论人一旦有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坚信自己是站在道德的一方,就会倾向于在道德上贬低对方,语言就容易带有攻击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谩骂性的语言就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于是就不再有理性的讨论态度和交流氛围,极易演变成一种互相的谩骂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你看,网上那些污言秽语的口水战,哪一方不是自以为是地拥有某种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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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警惕修辞与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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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抒情、铺陈、联想之类的修辞手法能让文章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但往往会制造一些逻辑谬误,以辞害意,以喻代证,以情感代替理性,影响到评论的说理。作为评论员,还是应该克制自己在评论中过多使用修辞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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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愿意相信、喜欢相信的东西,而不会选择虽然更好、更正确但他们不能理解、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真理敌不过谣言和花言巧语,修辞胜逻辑。这是庸众的一种病,评论作者不能迎合这种大众对浅薄和修辞的偏好,被大众的趣味所引导,而应该坚持评论的逻辑与理性,以理服人,而不是用煽情的论调和诡辩的修辞去感人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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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比喻中,尤其要警惕一个叫“美女被强奸”的比喻。许多人特别喜欢在争鸣中用“美女被强奸”作比喻,这种比喻设置一个强势的施害者和弱势的受害者,很容易站到道德高地上,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很容易误导人的情绪,其实逻辑上是谬以千里,概念被偷换得面目全非。我把这个比喻称作“煽动性比喻”,有句话说得好:荷尔蒙总是煽动的最好武器——“美女被强奸”的比喻其实就是在利用荷尔蒙煽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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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在微博里批评一些满口脏话、动辄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有些人自以为掌握着正义,自诩为“受害者”和“反抗者”,就可以在微博上污言秽语,脏话连篇,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殊不知,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他们满口脏话,说是在反抗体制和斥责强权,其实,他们的侮辱所指,伤害的都是和他父母一样无辜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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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针对“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就使用了这个比喻:美女被强奸,不能怪她穿了性感的衣服。我知道这位朋友一向是反对对网络进行管制的,我其实也同样反对管制,但我同样反对那些在网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美女有穿性感衣服的自由,而网络上却没有人身攻击的自由,所以这个比喻完全是蹩脚的。实际上,网友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被强奸者”是那个被攻击的人,网友是施害者。至于网络管制,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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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警惕野鸡数据,学会咀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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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是近年来一位颇有影响的时评作者,旅居美国的他,从美国的视角和信息资源来观察中国问题,文章常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他的不少文章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批评,比如,陈心想先生就在《追问大学学什么》一文中提到有学者这样批评薛涌: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比如,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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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提到的是这个数据,他在《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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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若愚先生对薛涌引用的这个数据进行了考证,称: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写作当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当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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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数据,很符合人们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认知,所以看到这个数据后,不管有没有代表性,不管来源是否权威,也不管是怎么统计的,许多人就直接拿来作为论据了。其实,这个统计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统计,而是带着“城乡差距下农村考生比例不断下降”这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选择样本和进行统计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这个了。如今许多媒体都设置了调查版,许多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随意发几份问卷,随意在网上设几个问题,然后就敢说“有多少民意反对某个政策”,缺乏对统计方法和规范的基本尊重,我把这种统计得出的结果称作“野鸡数据”。这种“野鸡数据”很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情绪,却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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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者引用数据作为论据时,一定要学会细细咀嚼,考察数据的来源,考察统计是否科学,样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鸡数据牵着鼻子走,以野鸡数据作论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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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计不仅仅是不科学,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纵。比如看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医师协会曾联合北京慈济健康体检连锁机构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业高管(含民营企业主)健康透支问题最突出,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86%,已成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灾区。其他几个行业依次为媒体记者、证券、保险等。这显然是一个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调查结果,因为慈济本就是一个富人医院,他们的健康体检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业高管等收入者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他们这个调查明显是为“忽悠”有钱人赶快到他们的医院体检去。这样的数据自然是当不得真,不能作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这个论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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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媒体总结出的十大假新闻之一,就是一个数据。《人民政协报》报道:“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这个让人吃惊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经报道后被广为引用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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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等报道中的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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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数字,也需要慎用数字。学者王则柯在《读书》杂志上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王因此而指出:“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面对那些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怎么去解读,怎么去表述,也考验着时评作者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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