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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要保持独立和客观，就必须警惕自己和别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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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警惕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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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道德情操，但在日常的比较中，世人容易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评论人要警惕这种道德优越感，克制那种站在道德高地上对人进行居高临下批判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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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优越感不是坏事，但评论不是让人展现道德优越感的文体，而是展现人的逻辑、思想、智慧、理性和判断力的文体，应尽可能地用逻辑力量说服人，用理性征服人，用智慧去感召人，用思想去启蒙人，而不是用道德优势压人，用道德大棒去打人，用道德语言去训导人。评论家不应该抢道学家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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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评论人担负着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的责任，要抨击不道德行为，要倡导道德观念，传播对道德的尊重。但是，评论人应当站在众人之中用一种平视的角度去倡导道德，而不是像一个道德导师那样站在高高的道德神坛上去布道，那种道德优越性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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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评为业，做道德文章，需要一种去道德化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优越感会让人放弃“说理”的努力：既然我拥有道德优越感，我比你更道德，你不道德，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我就是道德的，你就是不道德的，就是错误的，就应该遭到唾弃。一旦贴上了道德和不道德的标签，“道理上的论证”似乎就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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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评论人一旦有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坚信自己是站在道德的一方，就会倾向于在道德上贬低对方，语言就容易带有攻击性，不屑一顾的态度、谩骂性的语言就会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于是就不再有理性的讨论态度和交流氛围，极易演变成一种互相的谩骂和喋喋不休的争吵。你看，网上那些污言秽语的口水战，哪一方不是自以为是地拥有某种道德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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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警惕修辞与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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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抒情、铺陈、联想之类的修辞手法能让文章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但往往会制造一些逻辑谬误，以辞害意，以喻代证，以情感代替理性，影响到评论的说理。作为评论员，还是应该克制自己在评论中过多使用修辞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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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人们只会选择他们能够理解、愿意相信、喜欢相信的东西，而不会选择虽然更好、更正确但他们不能理解、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真理敌不过谣言和花言巧语，修辞胜逻辑。这是庸众的一种病，评论作者不能迎合这种大众对浅薄和修辞的偏好，被大众的趣味所引导，而应该坚持评论的逻辑与理性，以理服人，而不是用煽情的论调和诡辩的修辞去感人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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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比喻中，尤其要警惕一个叫“美女被强奸”的比喻。许多人特别喜欢在争鸣中用“美女被强奸”作比喻，这种比喻设置一个强势的施害者和弱势的受害者，很容易站到道德高地上，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很容易误导人的情绪，其实逻辑上是谬以千里，概念被偷换得面目全非。我把这个比喻称作“煽动性比喻”，有句话说得好：荷尔蒙总是煽动的最好武器——“美女被强奸”的比喻其实就是在利用荷尔蒙煽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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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在微博里批评一些满口脏话、动辄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有些人自以为掌握着正义，自诩为“受害者”和“反抗者”，就可以在微博上污言秽语，脏话连篇，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殊不知，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他们满口脏话，说是在反抗体制和斥责强权，其实，他们的侮辱所指，伤害的都是和他父母一样无辜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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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针对“正是这些人的龌龊言行，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着堂皇的借口”就使用了这个比喻：美女被强奸，不能怪她穿了性感的衣服。我知道这位朋友一向是反对对网络进行管制的，我其实也同样反对管制，但我同样反对那些在网上对人进行人身攻击的网友。美女有穿性感衣服的自由，而网络上却没有人身攻击的自由，所以这个比喻完全是蹩脚的。实际上，网友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被强奸者”是那个被攻击的人，网友是施害者。至于网络管制，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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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警惕野鸡数据，学会咀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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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是近年来一位颇有影响的时评作者，旅居美国的他，从美国的视角和信息资源来观察中国问题，文章常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他的不少文章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批评，比如，陈心想先生就在《追问大学学什么》一文中提到有学者这样批评薛涌：薛涌是个勤奋著述的作家，却不是个咀嚼数据的学者。比如，关于农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据沈若愚先生查证，薛涌引用的数据源自十年前对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样调查，既不具有时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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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提到的是这个数据，他在《中国大学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还在30％以上，现在则下降到了17.7％，尽管农村人口占了总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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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若愚先生对薛涌引用的这个数据进行了考证，称：薛文的新闻源可能是错误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据是写作当年1月初某媒体的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笔者简单搜索，就发现这个82.3％和17.7％的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国性的。这个比例的出处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原文写道：“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也就是说，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可以看到，这是10年前的调查，而且是针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不是全国性的。而当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的权威数据称：“教育部学生司本专科处副处长苟人民介绍说，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至2008年，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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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数据，很符合人们对“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认知，所以看到这个数据后，不管有没有代表性，不管来源是否权威，也不管是怎么统计的，许多人就直接拿来作为论据了。其实，这个统计本就不是一个科学的统计，而是带着“城乡差距下农村考生比例不断下降”这个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选择样本和进行统计的，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这个了。如今许多媒体都设置了调查版，许多机构都在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随意发几份问卷，随意在网上设几个问题，然后就敢说“有多少民意反对某个政策”，缺乏对统计方法和规范的基本尊重，我把这种统计得出的结果称作“野鸡数据”。这种“野鸡数据”很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情绪，却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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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作者引用数据作为论据时，一定要学会细细咀嚼，考察数据的来源，考察统计是否科学，样本是否足够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鸡数据牵着鼻子走，以野鸡数据作论据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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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计不仅仅是不科学，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纵。比如看这样一个数据：中国医师协会曾联合北京慈济健康体检连锁机构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业高管（含民营企业主）健康透支问题最突出，亚健康比例分别为91％和86％，已成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灾区。其他几个行业依次为媒体记者、证券、保险等。这显然是一个带着浓厚利益色彩的调查结果，因为慈济本就是一个富人医院，他们的健康体检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业高管等收入者是他们最大的客户群。他们这个调查明显是为“忽悠”有钱人赶快到他们的医院体检去。这样的数据自然是当不得真，不能作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这个论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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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媒体总结出的十大假新闻之一，就是一个数据。《人民政协报》报道：“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我国消费的不足，甚至产生了畸形的消费。”这个让人吃惊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经报道后被广为引用来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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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数据系境外反华网站刻意编造。2009年6月，某专家在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人民政协报》未经核实，将此虚假数据在6月19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杀富济贫”》报道中刊出，并将“国外一家研究机构”改成“中国权威部门”。6月25日，广东《时代周报》网络版刊发题为《贫富分化急遽扩大的危险》的报道，此文以《人民政协报》等报道中的虚假数据为基础展开述评。《时代周报》的报道刊发后被浙江《青年时报》及一些网站引用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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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数字，也需要慎用数字。学者王则柯在《读书》杂志上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数达不到平均高度”与“上海的孩子半数超过平均高度”，说的其实是一件事，可是受众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王因此而指出：“在论述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时候，慎用文字应该是社会责任心的一个标记。”面对那些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怎么去解读，怎么去表述，也考验着时评作者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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