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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记者采访时谈到了那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评论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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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9、10月间，我作为华东政法学院的一名三年级法学硕士生，为挣点零用钱，正利用课余时间为自考生讲授《宪法学》课程，有节课就专门讲国旗、国徽、国歌。那节课上，当我讲到“对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也可以下半旗志哀”的一瞬间，脑子里突然联想到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抗洪救灾，对呀，“九八洪灾”死了几千人之巨，国家难道不该按照《国旗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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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天下午给自考生上完课，我难掩这一“重大发现”的兴奋，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回华政的。当年互联网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我就奔到校图书馆查报刊资料，希望能找到准确的洪灾死亡人数。结果没有找到，直到10月7日，确切死亡人数才汇总公布——3656人。那几天，我在图书馆遍查下半旗的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当年6月德国为100个铁路事故死难者降半旗以及当年9月我国对已故国家主席杨尚昆下半旗志哀的新闻。三相对照，更觉得国家该马上为3656名洪灾死难者下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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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促成国旗第一次为普通民众而降呢？当时，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尽快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建议，因为《国旗法》规定由国务院决定何种情况下该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下半旗，另外，全国性的抗洪抢险表彰大会已于确切死亡人数公布的次日即10月8日召开，下半旗的有利时机眼看着就要丧失。于是，我熬夜写就给朱总理的一封信，于10月11日特快专递寄往国务院。信中，我以一位公民的身份建议国务院决定为“九八洪灾”死难者下半旗志哀，除简要陈述理由外，我还在信尾具体建议：“由于洪灾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数字10月7日刚刚汇总公布，所以近期内下半旗尚为时不晚。至于下半旗的日期，可选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闭幕之日或次日，当然亦可选在朱总理认为合适的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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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件寄出十多天后，仍无半点回音，我想这信多半到不了朱镕基手中，每天给他写信的人肯定多如牛毛。怎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呢？我想到了发公开信。把信件的内容寄往一家报社，结果可想而知，石沉大海了。现在想来，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极其幼稚的，哪家报社敢登这样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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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又等了十多天后，我想到该把给朱总理的信改写成评论，尽管下半旗的时机已过，但如果评论能发表，将来国家仍有为普通民众下半旗的可能。这样，我在原信基础上，增加了德国为100人下半旗的事例作反证，又对下半旗的法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并从历史、文化方面进行开掘，形成了后来的见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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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篇评论寄给一家报社后，我又苦等半个多月无音信。沮丧之下，我想到了当时渐成气候并有杰出表现的“冰点时评”栏目，或许《中国青年报》值得最后一搏。就这样，我的“重大发现”在历经两个月后公之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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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说，编辑李大同将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被遗忘的法条》改为《国旗为谁而降》，作用极大。这样一来，文章更有气势，传播效率因此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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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东强调评论要有新意，如果评论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评论员没有新发现新洞见，那不如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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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附录1：时评正在成为一种脑残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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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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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报纸不约而同地开始青睐上了时评。不论芝麻点大的新闻，还是荒诞不经的话题，只要被时评盯上了，立马起蝴蝶效应，一传十，十传百，下个时辰可能就成了所谓的社会热点。比如前些日子关于老师送礼、宋丹丹上不上春晚等这些争论，都属于这类不靠谱的时评惹出的风流韵事，把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愣是给拔高到某个无聊的境界，弄得媒体上到处都在唠叨，似乎不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他们绝不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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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时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你勉为其难刚想瞅它两眼时，它们却像海潮般退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日子就变成了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除了留给读者满头的雾水，和一两声百无聊赖的叹息，其实啥也未曾剩下。只是浪费了那些印新闻的好纸，白白地被这类面目可憎的文字糟蹋了一回。好在读者们对这类文字都选择性失明，根本没心思瞧它，所以人们也就任它自生自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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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时评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味如嚼蜡，不仅语言枯燥，观点亦是人云亦云，只不过张嘴说了点能放在台面上的瞎话。他们似乎学了点屠龙术，拿的却是一把水果刀，逮了几只蜥蜴就以为是真龙了，脸上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文字中的媚骨却处处可见。他们自以为是思想者或请命者，其实神经比很多网民都要脆弱得多，喉咙也早已丧失了呐喊的功能。他们有点像红颜薄命的林黛玉，腹中明明只有点花谢花飞的幽怨情怀，摆出的却是心系社稷苍生的道学家的谱儿。明明是能够载舟的大江大水，时评家只学会了用它来煮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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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时评家看起来像是会咬人的狼狗，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些巴儿狗。他们把鲁迅常常挂在嘴边，却连一点讽刺、夸张、反讽、幽默的劲儿也没学会，倒成了鲁迅笔下那只“比主人更厉害的狗”，或“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装出一副爱憎分明的样子，其实只是一群圆滑世故、见怪不怪、假情假意的文字老油条。他们非常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他们写作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民众忽略那些利益攸关的大事，领着人们忘记那些主流话语中被省略掉的内容。黑夜给了时评家一双黑色的眼睛，他们只用它来翻翻白眼。低头写作是需要勇气的，同样抬头呐喊也要有底气，可惜的是这两样气他们全没沾上。于是，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时评家，一笔好字被电脑废了，一手好文章给时评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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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媒体明天曝光说，某个女人长得难看，时评家们后天一定会跳出来大发议论，所使用的脑残逻辑无非以下12种：1．邻居家的女人长得更难看，你为何不曝光？2．她虽然有点难看，但她善良纯真；3．请拿出具体的整容意见来，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她变得好看点；4．还是有进步的，比去年长得好看多了；5．这是极少数人想歪曲真相，是别有用心的煽动，究竟有何居心？6．心理阴暗，连女人长得难看也要曝光；7．她是伟大的中国女性，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再难看我们也不能嫌弃；8．这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中国女人长得都很美丽；9．这是谣言，我负责任地说，她长得很好看，希望媒体能客观报道；10．她还处在初级发育阶段，长大一点会美丽绝伦；11．要有点历史眼光，她长得非常有中国特色，你没有欣赏眼光；12．没有一个人是长得十全十美的，大家无权说三道四。到此为止，一轮时评热潮结束，大家很快地又扑向了下一个热点。如此这番又来一轮，一年年就这么过去了，思想依旧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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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如今不仅成了一种脑残文体，而且塑造着一种脑残逻辑。读者面前堆满了文字，却依然找不到任何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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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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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附录2：审慎与节制：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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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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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一种厌恶的感觉，没有多少靠得住的证据，网众就轻信了一个与余秋雨有过过结的文人对余假捐的指责，气势汹汹地逼着一个公民“自证清白”。在昆明的少女卖淫案事实还很不明朗的情况下，仅凭着一种想象和对公权的反感，就匆忙作出结论并急躁地进行舆论审判。网上不明来源的帖子，没有几个人去认真核实真假，就轻易相信并作为道德讨伐的证据。网络写手迎合着民粹的情绪振臂一呼，再不讲逻辑的胡言乱语也能使他成为舆论领袖。还有方静间谍门中暴露出的浮躁和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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