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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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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较强的可再评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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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这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价值需要。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可再评价性，即对已有的社会评价本身作为社会评价的对象之一，任何一种社会评价都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再评价。这是因为：其一，社会评价的主体涵盖了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团体、民族、国家，它们相对于同一社会评价客体，由于立场、观点、心理、情感、意志、偏好不同，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上的差别，种族、信仰、文化传统的不同，年龄、阅历等的差距，特别是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各社会评价主体的角度、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于是它们就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再对其他群体的评价进行再评价，通过在彼此评价中取长补短，以取得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社会评价；其二，事物的即时价值和历史价值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性。有的社会事件在发生时，反响很大，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但却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历史长河中不留下什么痕迹，或留下负价值，如我国的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就是这个样子。而有的社会事件当时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悄然而过，但在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过程中逐渐体现出其强大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本身就是人们对自己原有社会评价的再评价，对以往评价的完善和补充。社会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理解力和鉴别力越来越强，价值取向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各种传播媒介的普及和发展，都为人们的再评价创造了条件，因此人们必然也必须对以往的社会评价进行再评价。而相对于个体评价而言，社会评价所涉及的问题影响力更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力更强，因此这种再评价也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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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突出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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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作为社会意识的存在方式，是对各种自然或社会现象与社会的价值关系所做出的评价，而这种价值关系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存在着的，没有实践，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关系。而社会评价的结果也是要指向社会实践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结果是进行社会决策、实施干预措施、进行赏罚的前提，国家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等称号本身就是对当事者所作所为的一种肯定性评价，而对犯罪分子的监禁、体罚、剥夺政治权利等则体现其否定性评价。群众社会评价中的社会舆论直接指向社会实践，通过媒体评论、演讲报告、座谈讨论、签名请愿、游行示威等形式，可以使社会个体由于难以忍受“千夫所指”的痛苦或良心的谴责而放弃自己原有的违背舆论的行为，也可以使国家权力机关改变原有的违背舆论意愿的政策或决定。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慷慨陈词，游行示威，乃至在全国很多大城市引起罢工罢课，由此所形成的舆论声势迫使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相对于个体评价而言，社会评价对于社会实践的干预度更大，对社会实践的威胁和震慑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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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对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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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是多维度、多层次、多指向的，各社会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价值关系进行评价，就从其本身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的。例如，关于现代战争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现代战争由于无从计算将要涉及的无辜的非战斗人员，因而不可能是正义战争，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战争，成为和平主义者；另一种观点认为：获得和平的唯一方法是阻止潜在的侵略者，如果你希望和平，就得准备战争。两种观点同样是在追求和平，但前者认为从非战斗人员的无辜伤亡来看，无论是哪一方都应拒绝战争；后一种观点从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角度着眼，认为要想获得和平，就要阻止潜在的侵略，扩大自己的实力，随时用自己手中的武器维持和平。由于他们所依据的立场、角度不同，尽管目的一样，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既存的社会文化模式之中，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些现有的东西去进行一种超现实的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这决不意味着社会评价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没有质和量上的差别，没有客观的标准。应该根据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着眼于整个人类大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着眼于全人类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分辨出哪一种社会评价的合理性因素更多一些，哪一种社会评价的合理性因素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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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评价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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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因其突出的实践性和较强的可再评价性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在整个人类发展长河中不断张扬着社会正义，并对违背社会正义的事件或评价进行监督和抨击，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对理顺价值观念冲突，消解价值危机，解决全球问题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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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评价以社会正义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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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体现在各种事务和行为中。社会评价本身就应该依据社会正义来进行，贯彻自由、平等的原则，衡量社会评价合理性的大小，关键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正义。当然，社会评价对社会正义的体现和监督是从整个人类发展流程来看的，有些时候社会评价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可能受人操纵或歪曲，会有违背社会正义的情况，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评价即是这样。但可再评价性强的社会评价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这一时期的人和事进行了正确的评判，扭转了以前的错误决定或决策，还历史以公正，给社会以正义。文艺复兴时代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乔尔丹诺·菲利普·布鲁诺赞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丰碑似的著作”，并明确指出，不仅不存在作为宇宙边界的“恒星天层”，而且不存在宇宙边界之外统治整个宇宙的“原动力天层”。这些言论触犯了被罗马教会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与上帝创世说相一致的地球中心说，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烧死于罗马鲜花广场。这是当时宗教法庭的社会评价活动，体现着中世纪为宗教界所统治和定义的社会正义理念。而在后人看来，这一做法严重侵犯了人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权利，违背了社会正义，是不合理、不正确的社会评价，因此这一评价并没有影响到后世对布鲁诺的崇高赞誉，反而更凸显了杰出思想家不畏强权、为真理献身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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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还有监督社会正义推行情况的作用。对社会上各种有违社会正义的事物及行为，社会都要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揭示隐情、形成压力，敦促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今，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众人关注、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形象、影响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而腐败，简单地说就是官员以权谋私，把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当作自己任意挥霍、恣意妄为的本钱。社会各界都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新闻媒体竞相对一些重大特大贪污腐败案件进行追踪报道，国家权力机关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追查、制裁、防止各种腐败行为，从而捍卫了人们的权利，维护了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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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评价能引导价值行为，理顺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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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价值体系是文化体系的核心，文化的多元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在我国，现代价值观念存在的必然性，传统价值观念存在的合理性，落后价值观念消解的艰难性，西方价值观念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主流价值观念形成的滞后性，致使各种价值观念互相碰撞、冲击，一些人在这种复杂冲突的价值观念体系中迷失了方向，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只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不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享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而存在不一致性，即使同一社会群体也是一个多种价值观念并存、激荡的复杂体。世界多极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必将会长期存在，多种价值观念并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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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危机和价值冲突的深刻性、复杂性、紧迫性，才促使了价值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价值评价的发展和对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反过来，社会评价又能引导人们的价值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选择。从个体角度来讲，个体是社会主体的部分、环节和细胞，社会评价是个体评价的特殊综合，影响和制约着个体评价，使个体对群体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使个体自觉地按群体的利益、需要和标准来规范和评价自己的价值行为，进行价值选择。从群体角度看，广开言路，让各个社会群体的社会评价之间互相评价，互相借鉴，能使其逐渐完善，趋向更加合理，并提升到自觉地从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段着眼进行评价。不同阶层之间评价相互交融的结果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评判一种价值关系，不同国家则应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评价，应该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背景进行观察与思考，从而使不同人们之间的价值尺度具有相互沟通的可能性，这也是保证各种文化系统多元并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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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评价有利于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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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价值冲突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当代人类社会处于一个既高度发达、充分发展，同时又问题丛生、危机重重的困境之中。人类一方面享受着有史以来最高程度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在为生态危机、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水土流失、资源浪费、人口爆炸等问题所困扰。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由于一些人不顾同一时代其他人的利益，不考虑后代人的生存，自私自利地开发利用的结果，是一些群体的社会评价标准出现了严重偏差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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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把这些问题称为“问题”、“危机”的本身就体现了人们的社会评价。这些问题是以往人们不合理、不科学的社会评价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是今后进行正确社会评价的起点。世界各国都强烈呼吁尽快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有人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一代会比一代聪明，后人会有更多更好的创造新能源、解决新问题的办法，目前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小问题，必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有人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这样的危机状况必然会威胁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地球和人类会因此而毁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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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重危机面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并存，广泛而深入地从不同角度进行社会评价，引导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评价进行反思，对其他群体的利益、观点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理解，在彼此对话、互相商谈、宽容理解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出发，从当代人之间的共同发展，从当代人和后人的利益均衡出发，对各个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既要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又能理智地、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正确、公正、快速地处理这些问题打下思想基础，形成理论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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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舆论监督与社会评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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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和国家诞生之前，社会舆论就已经作为一种无形而神奇的力量在协调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类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依据。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它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控制手段。卢梭甚至认为它是政治法、民法和刑法三种法律之外的第四种法律，是国家真正的宪法。而从本质上讲，社会舆论是社会评价的一种，特殊的权威性决定了它必将影响整个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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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评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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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章关于舆论的概念内涵的表述中，已经具体地罗列和分析了有关舆论的多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尽管它们在具体表述上各有侧重，但都是落脚在“舆论”是“……意见”、“对……的看法”或“对……的态度、评价”上。那么什么是意见？法国批评家、著名新闻记者秀厄说：“我把流行于一个民族内部的大量真理和谬误的结果，那个决定着它的判断，决定着它的尊重和蔑视、爱和恨，决定着它的癖好和习惯、恶德和善行——一句话，决定着它的风习的结果，称之为意见。”〔3〕《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见的解释是“对事物的一定看法或想法”。这些都是从广义上理解“意见”的。从狭义上讲，意见即是对态度的语言表达，态度的强硬、和蔼、软弱都可以通过意见中的措辞声调表现出来。著名的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说“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映具有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4〕决定态度形成的根本因素是人的价值评价。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缘故”就是人的评价。评价是态度的基础，是态度的内在支撑，只有在认知评价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内心体验，形成喜欢与厌恶等情感因素，二者相互作用，最后凝结为一种行为倾向，构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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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任何事物的态度都不是纯粹客观的，总是扎根于自己的需要，或者说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即利益。评价正是从利益和需要出发，对评价客体与自身需要关系的评价，是价值意识与主客体价值关系的现实联系，即价值意识朝向客体的对象性精神活动〔5〕。因此说，意见表达的真正内容还是评价。尽管意见首先要建立在对事物的认知印象基础上，有一定的陈述内容，但其中的评价因素是最本质、最根本的，是意见和舆论的灵魂所在。没有评价，形不成态度，就无所谓意见，也就谈不上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是评价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评价和态度可以是隐蔽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而舆论是公开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评价，不公开的评价不构成舆论。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广大群众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丰功伟绩的周总理的尊敬和爱戴，对周总理逝世的悲痛，都体现在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张贴诗词，发表演说上，人们发表的是自己的意见和言论，形成的是社会舆论，表达的就是评价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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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在本质上是价值评价的一种，同时，单个的或少数人的评价和意见不构成社会舆论。舆论主体，即发表意见者必须是相当多数，舆论是姓“群”的，“舆”字本身就是“公”的意思，只有多数人由于一定的信任和趋同心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彼此折射、借鉴、补充、完善，逐渐形成倾向较为一致，能代表整个舆论者群体的共同意见，才能构成舆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生下来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不但以自身个体形式存在，而且也作为集体或某一群体的成员而存在。每个人的意识和思想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很少有纯粹的个人意识，针对某一与自己社群、团体有着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事物，往往有意无意地从群体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后，互相质疑，互相折射，互相影响，在议论纷纷、众说纷纭之中，逐步地修正自己原有意见中的偏狭和局限，彼此取长补短，逐步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一个人说“这是好的”、“我喜欢秋天”，只代表一个具体的意见、看法，只有相当多数人，如一个阶级、一个团体等对同一社会问题共同关注，才可能形成舆论。如今，腐败现象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大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大家对之议论纷纷，从不同的阶层或群体角度发表意见，提出惩治腐败的具体措施，呈现出多样性，但共同一致的倾向是：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坚决严厉地惩治腐败，力挽狂澜，清除国家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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