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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社会舆论本身是评价的一种，内在地蕴涵着对事物价值和价值关系的评价，同时，这种评价又是相当多数人通过广泛议论，最后站在本群体的立场上形成的公众意见，舆论的主体是与个体相对应的社会，因此说社会舆论是一种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是社会评价的一种。舆论监督本身是舆论的一种功能，有着较强的针对性和明显的倾向性。在舆论监督中，舆论是手段，目的是进行监督，对社会事务和社会运行中的偏差行为进行制约和纠正。舆论监督通过赞成或反对，拥护或谴责，评论或讽刺等方式，对监督对象作出评价，表达民意，对被监督者造成舆论压力或心理压力，从而收到监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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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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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成员进行整合，能对国家和社会管理机关及社会道德状况进行监督，加速社会政治变革等，且这些社会作用因其所具有的无形而神奇的权威性而更加威力无穷。掌握和引导社会舆论是国家了解民情、民意，进行正确的社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社会评价的一个基本参照，也是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把“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一部分提了出来，把“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一个小环节写了进去，党和国家对社会舆情掌握、舆论引导的高度重视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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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是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能够迫使社会个体放弃自己个别的、特殊的意见和看法，顺从公众的意见，也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并且，这种权威性是无形而神奇的，它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人们可以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存在，而又抓不到它。“他是个奇怪的人物。你可以同时在任何地点，在所有的地方遇到他，在城市，在农村，在火车里，在大街上……他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农民、战士或大学生……他有各种不同的年龄：年岁不大，或上了年纪。有时是妇女，有时是男人，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察，什么事情也休想逃过他的眼睛，什么也骗不了他。”这段出自罗马话剧《公正舆论》（编剧：奥·巴琅格）将舆论拟人化的台词体现了舆论渗透力的广泛性和普遍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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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会舆论这种神奇的权威性，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活动也往往要通过它发挥作用。任何约束和制约都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任何外在约束只有得到主体的认可和确认，理解和尊重，转化为人内在的主动自觉的行动，其权威性、约束性才能最深刻地得以体现，这正是权威机关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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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精辟论断，广大人民群众是政府的力量之源、权力之本，得不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理解，再合理、再科学的社会政策和法规都只是空话一句，其权威性也都荡然无存。国家可以对付个别人的抵制和反对，但永远都承受不住绝大多数人的反抗和攻击。而社会舆论是调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任何政府、当权者要想操纵庞大的社会生活，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意志，都必须通过社会舆论这一武器。因此，任何政府机关在做出自己的社会评价之后，都要借助各种宣传工具，造成一定的宣传声势，把自己的评价结果通过尽可能好的方式灌输给公众，引起公众讨论，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造成社会舆论。而对于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结果还要通过舆论监督来收集和反馈，通过舆论监督和对热点问题的引导，纠正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各阶段的方针政策告诉群众，把困难和问题、前景和希望也告诉群众，把社会主义改革的前途、命运同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具有比政策和法律更广泛的群众性和社会性，对增强社会和民族的凝聚力、树立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对弘扬时代正气、促进各项工作起着直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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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政府权力机关做出的社会评价必须参照群众的意见，听取群众的呼声，掌握社会舆论动向，尊重舆论监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正做到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些地区，农民因贫困和愚昧而去卖血，染上艾滋病，致使雪上加霜，最基本的生存权受到严峻挑战。于是，人心惶惶，怨声载道，甚至产生了对社会的抵触情绪。但由于涉及一些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一些地方封锁消息，压制声音，使这些人的生活步履为艰。后来是一些新闻单位冲破重重阻挠，对此事进行了曝光，倡导舆论监督，引起了全国轰动。国家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后，从人力、物力、财力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耐心引导，悉心照料，全心服务，帮助这部分群众走出困境，重新树立生活信心。开始于2001年的“黑哨”风波，由宋卫平、李书福等人揭露的裁判受贿等足坛黑幕，包括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强势媒体在内的难以胜数的媒体都进行了全面的、持续的报道。在人民网中键入“黑哨事件”，截至2002年11月21日，搜索到相关的资料共有84篇，其中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发表的评论有36条。〔7〕包括网络在内的新闻媒体对足坛的腐败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对足球运动的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两会”上代表提出对此事进行处理的要求，让原本依然我行我素，试图以所谓的行规解决问题的足协，和迟迟不动的司法机关不得不重视起这个严重的问题，实现了司法介入，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追查和制裁，还人们以公正。舆论监督不是制度性评价，不能直接地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推进和影响到制度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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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到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特征，而舆论监督作为社会评价的一种，其合理性自然是相对的。社会舆论代表舆论主体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公共意见，理论上讲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但这种公正性、合理性是相对的，因为社会舆论是“相当数量”的人或特定群体利益的反映。利益决定评价，决定舆论。有时候这一群体的利益与其他群体不一致，这一点在阶级社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统治阶级的舆论与被统治阶级的舆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对峙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经济成分的多元并存，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也不一致，而在一个更大的群体——国家里面，这些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又成了小利益，着眼于国家大集体利益来说它们的合理性是相对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政治开放性与文化包容性已成为社会舆论的显著特征，更增加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的形成中往往有一个舆论领袖在发挥较大作用，他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应该是在该舆论领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受人尊重的人物，但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纵。特别是如今，新闻媒体成了引导和发起舆论的重要阵地，新闻媒体除了是群众舆论的代表外，自身还有着独立的利益和诉求，也会出现与社会正义相违背的情况。冯玉祥在《我认识的蒋介石》中介绍，蒋介石曾有这么一句话“舆论、舆论、舆论！我拿300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它说什么，他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8〕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就是利用了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煽动群众的狂热情绪，鼓吹个人崇拜，发动一场现代造神运动，借此实现个人的野心。“法轮功”邪教组织的首领李洪志利用当代价值观念冲突、混乱，主流价值观念缺失的现状，向人们宣扬“世界末日”论，通过录像带、录音带、书籍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受众宣传其邪教言论，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利用了人们对强身健体和信仰的追求，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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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社会舆论的合理性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只有积极引导舆论导向，才能保证社会舆论向着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方向发展。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这些舆论是正向的舆论，是应该支持、鼓励和引导的舆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及时地进行舆论检测，即民意测验，把握舆论走向，让舆论真正地反映群众心声，而不是被个人所操纵，或囿于小集团的利益之中。有针对性地宣传、引导，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地将国家的社会评价形成社会舆论，并通过舆论来维持人心稳定、社会稳定、大局稳定、政权稳定，这是所有当政者所共同追求和向往的。当然，引导的前提是鼓励广大群众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民主环境，因为只有疏才有导，只有通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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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谈到，舆论监督无处不在，针对国家权力机关失当或错误的社会评价进行抨击，通过施加压力来影响它们的评价和行为，这是舆论的天职。五四运动就是一个社会舆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的成功范例。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防腐剂，舆论监督敦促社会评价实事求是地以人们的根本利益为基点来进行，推进评价的科学化进程，提高其合理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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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社会评价的传统形式与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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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表达着人心的向背，预示着风云的变幻，关系到个人荣辱、事业成败和社会兴衰，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法庭的公判、铭刻在内心的法律、净化社会空气的过滤器，有力地从外部规范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把理想变为现实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它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发挥着调节社会行为、规范人们活动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必然要求社会舆论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而社会信息化也使监督方式公开性和监督效应及时性成为舆论监督的新特征，这无疑给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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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舆论监督的传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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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先民的集体生活和集体劳作开始，舆论就在社会中生根发芽。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扩大，生活内容的不断丰富，舆论监督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总体上比较典型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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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童年”，原始的社会评价是用“童眼”看世界，用“童心”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时没有个人意识，没有“我”，只有“我们”，进行评价的主体只能是社会、氏族。原始的评价积淀成风俗习惯，并以此来监督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氏族社会的成员“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由舆论来解决问题，当时的部落首领或氏族中德高望重者就是舆论领袖。在风俗习惯的调节下，“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庭，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原始氏族开始禁止族内婚、辈份婚的方式就是婚姻习俗，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习俗，就会受到整个氏族的攻击和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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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风俗习惯作为一种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存在于原始社会，而是表现为文化积淀在不同社会变换着不同的内容，而始终不变的是其制约性和权威性。在我国封建社会，女人要裹脚，“三寸金莲”是对小脚女人的美好赞誉，不裹脚、脚大的女人长得再漂亮也是丑陋的，不招人喜欢，嫁不出去的。这是当时的审美标准，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更作为风俗习惯贯穿在社会上下，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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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禁忌 宗教舆论比一般的舆论，比风俗习惯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克鲁泡特金指出：“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它获得了神秘的解释，并且在单单靠公众舆论不能使一般人都遵守这个习惯时，便由宗教来强制实行。”〔9〕大乘佛教的“十事”，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以及伊斯兰教《古兰经》里的“五功”，都是宗教的戒律和禁忌。宗教禁忌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进行监督的强制性来自于宗教关系的禁锢性、组织的严密性。而在中世纪，西方还有宗教裁判所，如有违背宗教戒律和禁忌的，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强制制裁。曾有一段时间，宗教神权的力量大于封建皇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是苛刻，基督教的创始者耶稣便是被作为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从异端分子本身的观念来看，他们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这是因为，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容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话，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证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被开除教籍，而且被处以死刑。”〔10〕尽管随着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宗教神权已逐渐下降，实体上的宗教裁判所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教徒心灵深处的精神裁判所依然存在，各种宗教禁忌依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舆论监督力量铭刻在教徒心里，他们会因为违反戒律而惭愧、忏悔，害怕在今生或来世受到神灵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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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进谏 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是面对所有社会大众的舆论监督形式，而上书和进谏则是作为臣民向统治者提供监督的形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百家策士奔走于各国，陈述政见，献计献策，但求闻达于诸侯。这些辩士推销自己政见的主要手段是游说。通过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旦被国君采纳，就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战国时代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都养食客3000多人，专门制造舆论，监督和劝谏国君的决策和行为。封建社会里各个大臣更是通过上书、进谏来影响和制约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宋代开国初期，宋仁宗、宋孝宗曾建立了集议、谏议、封驳、转对、求言、上书、伏阙等收集民意的制度。朝廷内外曾一度形成议政之风，太学上书有时一次竟达数百人，组成庞大的进谏队伍。而最有名的上书还数清朝的“公车上书”。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联合1300多个考生一起给皇帝上书，反对向日本求和，要求变法，认为中国的危亡局势都是腐败的制度、落后的思想造成的，要求在政治上改革旧机构，经济上保护、奖励工商业，教育上创办新学校、改革科举考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等等。上书虽然没有到达皇帝手中，但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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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三种舆论形式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历史上的正统的社会舆论，它们大多数都代表统治者的利益，是从统治者的政权稳定着眼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能够将统治阶级的意志转化为一种外在的，甚至有些客观的、自愿的意志，于无形中制约和监督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秩序。当然，统治阶级的成员也要受到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的制约，但他们是从阶级整体利益出发的。上书和进谏表面上看是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但实际上臣民的各种宣传和主张、意见和建议都是站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是为了“长治久安”，根本上还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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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与起义 与这些正统的舆论形态相对应，历史上还存在着被统治阶级的舆论，它们尽管只能作为社会发展的伴音存在，但从未停止过争取权利的斗争。奴隶社会就有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奴隶暴动，广大奴隶斥责夏桀的暴虐无常，“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愿意与他同归于尽。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统治更加腐败，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灾难，两广地区灾害不断，人们生活困苦。1843年，洪秀全受基督教思想的启发，将农民要求平等、自由的思想通过宗教形式表现出来，创立了拜上帝会。“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建立“四有二无”的理想社会，号召人民跟清朝统治者斗争。1851年1月11日，他领导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中心内容是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出师北伐，打了很多胜仗，逼近北京，吓得清朝皇帝准备逃跑。尽管起义在1864年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而失败，但给统治者和广大农民的震撼却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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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喊出了被统治、被压迫者的愿望和要求，并体现在切实的暴力行动中，是对统治阶级行为中的偏差进行纠正和反抗的极端形式，正是他们喊出的口号，制造的舆论，一次次的暴动和起义，一步步地唤醒了被统治阶级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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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舆论监督的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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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社会正统舆论和非正统舆论两种声音，但非正统舆论是被压制、被禁止的弱势者，高度的权力集中使这些非正统的舆论在各种力量积压中畸形发展。因此说，传统的舆论监督形式往往既是真实的，又是模糊的；既是生动的，又是粗糙的；既是流变的，又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有时甚至有某种偏激与盲目。而现代舆论监督则是一种比较成熟、明晰的意识形态，它是在公众舆论基础上升华后的结晶，具有较为合理的科学性以及可掌握的规律性。具有超越传统舆论主体的狭隘立场和视野的能力，比较理性；在表达公众意见方面，它们更多地体现了思辨优势，经过大量对进入舆论领地的泥沙俱下的意见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去掉了渣滓，提高了纯度；在评价是非的分寸把握上，较之传统的公众舆论，显得更为客观、理性；在其权威性、引导性、前瞻性方面，比传统的公众舆论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因而更具有“监督”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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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量子力学的产生、“地球村”概念的形成和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时代主旋律，人们开始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地审视这个世界。文化多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亦是指在某一民族和国家内，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及必要的吸收。从思维的方法论上解构文化多元化，它是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构建，即从传统的一元式思维转变到多元式思维，从思维的绝对论转到思维的相对论；就本体意义来说，多元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哲学价值观问题。每种文化都是人类对付不同境况和挑战的独特智慧的积累，每种文化都有不可剥夺的存在理由和独特价值，都应受到尊重和宽容。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总是会在人们的内心发生作用，会表现出人们在天性中就已具有的“对身边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11〕文化规定着人们的生存模式并标志着这个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存在状态，文化的个性与独立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如果消泯了一种文化的特性与形态就等于丧失了这个文化群体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在文化多元的前景下，各民族和国家高扬自己的本土文化，发挥各自文化的优势。作为维护其民族国家利益的一张王牌，多元文化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体现了文化多元化的合理性存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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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没有腿，却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奔走；文化没有翅膀，却每天在社会中飞动。它携带着自己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场合、角落，并以非常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和观念。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往，万象纷呈，云蒸霞蔚，多元并存，争奇斗妍，构成人间光怪陆离的迷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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