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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格局的多元化 在广阔的网络信息平台上，各种声音汇集一堂，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振聋发聩，有的微言大义，有的至情至性，评说天下，针砭时弊，语言生动，文风犀利，宽容中体现民主，开放中体现整合。喻国明教授认为：“充分的舆论监督决不仅仅依赖于一个媒体的品质，而在于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的多元化媒体格局，这样舆论监督的死角就会大大减少。”〔13〕如今，舆论监督已经突破传统的单一格局，由网络监督和传统监督方式一道，构成了多元化的监督格局，在总体上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密度与力度。南丹“7·17”事故最早就是在网络上披露的，随后，南宁地方媒体接到举报，当记者赶赴南丹调查采访时，却受到阻截、驱赶甚至追杀，有关责任人试图继续隐瞒事故真相，后来人民网在2001年7月31日发表《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一文，揭开了当地隐瞒了半个月之久的重大事故。多元化的监督格局使各种舆论监督方式互相配合，进一步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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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特征，使其不仅涉及不同派别的政治理想，不同人群的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涉及多元与主导的统一，涉及少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主张，要求社会评价体系必须更具开放性和宽容性，而舆论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和监督格局的多元化更进一步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威慑力，要求社会评价体系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因此说，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舆论监督，大力支持和配合舆论监督，使其成为社会正义的敦促者、实施者和倡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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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舆论监督对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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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社会评价的一种，包含在社会评价体系之中，是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权威性得以发挥的重要途径，只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和民众的社会评价相互协调，才能保证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合理，舆论监督政治开放性、文化包容性、监督方式公开性、监督效应及时性和监督格局多元化的现代特征，也为社会评价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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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评价必须在民主的政治氛围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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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就没有民众说话的权利和自由，没有民主，社会上将会只有统治者的一种声音，民众社会评价根本无法进行。这里的民主是政治制度，也是工作方法。国家权力机关要保证公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有知情的权利（包括对热点问题、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知政、参政、议政的权利，依法享有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民主监督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提倡的“大民主”及历次政治运动，大都是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自上而下地运用群众斗群众，群众运动成为名符其实的“运动群众”，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动乱，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舆论监督成为少数拥有自由民主权的人对失去自由民主权的广大群众实行“监督”和专政。没有民主的政治氛围，民众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不仅舆论监督，其他各种社会评价也都失去了本真意义，整个社会评价体系就成了教条主义的千报一面、千台一腔、千篇一律，民众的社会评价将都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的“克隆”产品。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没有民主的政治氛围，社会评价只是单一的评价，形成不了体系，更达不到客观公正、体现社会正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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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各种文化传统和利益群体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诉求，社会评价体系应该更具包容性，更具宽容性，而这些只有体现在民主的政治氛围中。这是舆论监督所具有的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的要求，也是时代提供给社会评价体系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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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两种社会评价形式必须相互协调，动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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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社会评价与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主要表现在：群众社会评价是一种非制度性的评价，是以人的理性以及思想、言论表达的自由为基础，具有任意性，不产生权利义务关系，对被评价的事物本身不具有强制力；而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则是制度性评价，以法律赋予的职权为基础，具有确定性，经常导致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对被评价对象具有强制力。群众社会评价以信息传播为表征，重于价值判断，以谋求制度性评价为归宿；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以证据推理为表征，重于事实判断，以实现责任为归宿。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二者互为对方的评价对象，二者都在追求社会正义，群众社会评价往往能提示、校正和促进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当国家权力机关因种种原因而不能体现社会正义时，群众社会评价就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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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众的关系中，后者因不享有权力而处于弱势，因此说二者在社会评价上的协调实际上前者起着关键作用。国家权力机关必须重视、支持和配合舆论监督等民众社会评价。以传媒为主要载体的公众舆论，是关系国泰民安的最可宝贵的舆论资源，舆论监督既可以是称职的“可以明得失”的“政府镜鉴”，又可以是明情达理的“群众喉舌”；既可以是“载舟”的民意体现，又可以是老百姓“覆舟”意志的充分体现。国家权力机关要有“请人打扫卫生”的姿态，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支持舆论监督，帮助民众排忧解难；要坚持原则，主持公道，真诚欢迎监督，认真改进工作。因此应当赋予媒介独立负责的地位和自行审核新闻的权利。鼓励媒介主动与政府各部门特别是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寻求支持和理解。同时，保留行政部门依法事后追究媒介责任的权力，以加强媒介自身的责任心，减少政府对媒介的直接控制，而采取由法规部门按法定程序依法管理的做法。认真听取和分析舆论的声音，作为自己进行社会评价的可靠资源，协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众的总体价值趋向，使各种社会评价在多元、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动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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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评价体系必须体现社会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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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中需要揭露、阐明事实真相，更需要体现评价，表明态度，申明立场，而它进行评价的标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正义、社会良知。舆论监督作为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自身的立场、态度和观点，直接影响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程度，特别是现代社会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和监督格局的多元化进一步凸显了舆论监督的意义和作用，在内部举旗倡导，更能对社会评价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舆论监督本身是对社会运行中的一切偏差进行纠正，自然包括对社会评价的监督，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民众评价，如若他们所做出的评价违背了社会正义，舆论就要予以谴责和批驳。当然，公开才有公正，信息公开是增强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消除其隐蔽性、防止腐化的主要途径。各评价主体应该将原始信息和自己所做出的评价给以如实的公开，接受评说、议论和监督，因为进行社会评价的前提是了解事实、公开事实。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社会评价无法真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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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正义、社会良知的体现，它与社会评价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评价体系，要求社会评价必须在宽松的政治民主氛围中进行，协调好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的社会评价，体现社会正义，旨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对我国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程度提出了质疑，要求社会评价体系必须进一步科学化，以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开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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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立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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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按其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与民众的社会评价，而按照其评价对象即客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对经济发展的社会评价、对政治价值的社会评价、对文化价值的社会评价、对人的价值的社会评价等等，因此说社会评价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体，而是由多个部分和层面组成的，彼此相互联系、共同联结的体系。我国的社会评价体系目前还很不完善，它有历史遗留的因素，有新中国成立后走过的弯路的影响，也有现今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我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在程序上实行民主、开放，在评价标准和尺度上奉行自由和平等的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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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的本质在于它们是主体性的社会意识活动，反映的是主体性或客体主体化的事实。科学化的“特殊的综合标志是对社会主体（它的本性、需要、能力和条件）的认识与实践的科学化，是社会主体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过程的科学化”〔14〕。这里的科学和科学化不是从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角度，而是从符合人以外客体的真实性、普遍性，及度量精确性乃至形式化的角度来讲的。实际上，科学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创造性的理性活动，理性化是它的根本特征之一。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中说：“我们可以最广义地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即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罗素说：“我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因此，科学和科学化不是诸如客体化、定量化和形式化这类变化着的外围标志，而是自觉的（理性化的）实事求是及其结果。”〔15〕而我们要建立的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即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使社会评价体系能够真正体现并彰显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快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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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评价体系存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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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的科学化是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类从原始社会集体表象意识的评价，到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一元”评价，发展到现当代的民主、理性、多元的评价，每走过一步都是为社会评价的完善铺路搭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面临的困境，是开创新局面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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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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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制度曾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由李斯首先发起并得到统治者支持和实行的“焚书坑儒”，严格控制人们的言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只是皇帝的声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统治者自傲的资本。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主导、正统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封闭、愚昧和夜郎自大成了统治者的通病。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马克思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深刻地指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甘水和阳光。”统治阶级禁止人们发言，农民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长期以来，制度越来越腐朽。落后就要挨打，封建社会末期，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就是对封建社会封闭的、单一的、僵化的、教条的社会评价体系最严厉、最激烈、最残暴的惩罚。尽管这些事件都已成为历史，我们在社会评价体系上也早就有了很大改观，但长期以来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偏见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总是以相信权威代替相信自己，希望别人代表自己而不是自己代表自己，而掌权者则总是以领袖或领导人的利益和意志作为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以少数人的评价及其结论作为全社会的社会评价及其结论，严重影响着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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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走过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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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革命年代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强烈的渴盼与期待，在社会评价认识上产生了不足，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社会评价及社会运动。人们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将平均分配的公共食堂视为共产主义的因素，把主观唯心主义的浮夸看作革命热情和革命胆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把所谓的“大兵团作战”看作是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理想模式，把劳民伤财的土高炉看作是实现工业化的捷径，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当作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16〕把无产阶级民主演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抱着“不可多走一步路，不可多说一句话”的自卫心理。整个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个腔调，政权完全被几个人或小集团操纵，其结果是可怕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据有关专家预测，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至少倒退了20年，在世界各国都在飞速发展、努力赶超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打击！更为遗憾的是，很多人都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心中存有顾虑，更加深了那种民众不敢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传统观念，某些领导人也不习惯民众有异样的声音，对现行政策提出疑义，对政府工作和个人道德问题、腐败行为进行监督的报道尤其反感，一些新闻记者因此而被扣押、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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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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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注重社会评价的巨大作用，多次就舆论宣传、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问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中，我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和克服以前遗留下来的种种思想束缚和精神障碍，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已经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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