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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价值观念危机。文化多元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如今新旧价值观念互相冲突、碰撞，人类如同站在文明转折点的立交桥上，既有对未来的展望，又有对过去的眷恋；既有欢乐的憧憬，又有痛苦的牺牲。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致使人们不知道如何选择，甚至干脆不选择，造成了人们无价值取向或零度价值取向。而价值观念是进行价值评价的依据，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无序性必然导致社会评价体系的紊乱。各评价主体自身都陷入一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价值判断的迷惘之中，要想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评价就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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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会信息化提供的“自由天地”。现代社会里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不管在多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并且能对之发表评论，各种信息媒介成了人与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并且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媒介。美国总统卡特就曾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信息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是经常提供重要情况的火花，是点燃创造和发明天才的火焰。多渠道、高速度的信息传播更让人们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思想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过客”或网名来发表言论、表达意见，在这样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负责任的空前的言论自由场中，人们似乎一下子从以前不敢发言、害怕发言、“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极端到了完全畅所欲言的另一个极端，急于说出心中的想法，有时无法保证评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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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社会评价是单一的、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的价值关系事实、投入到社会实践之中，只能形成错误的指导，阻碍社会发展。如今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历史现实，它给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成为我们实现社会评价科学化的必备条件。当然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它是系统的、多维的，现在我们只从评价程序上和评价标准上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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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开放是实现社会评价科学化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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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不仅要体现正义、实现正义，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日本东京大学谷口安平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程序是能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都必须接受由程序带来的任何结果。”〔17〕社会评价体系要想实现科学化，必须更具宽容性，在程序上实行民主和开放。民主和开放在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进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民主是开放的前提，开放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进程。只有实行民主、奉行开放，才能听到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评价，保证社会评价的丰富性和较大合理性，不断为社会评价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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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评价程序运行中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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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开放，不同于经济上的对外开放，经济上的开放是一种浅层次的，或是外在的经济活动的开放，这里的开放是文化观念上、精神内涵上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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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保持社会评价体系内部不同的评价向度之间的开放、协调。任何一个社会评价都是多向度的评价，而社会评价的向度归根结底就是“真”、“善”、“美”。人们在社会评价中往往注重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忽视其统一性，特别是将这些最高价值具体到各个特殊的学科之中后，这种区别就愈加明显了。当人们对“真”的向度进行评价时，往往要千方百计过滤掉“善”和“美”的影响，这就必然要导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没有“偏见”的绝对“真”，实际上任何向度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结果形成了最大的“偏见”〔18〕。因为任何一个向度都不可能不向其他向度的评价事实中渗透，这就要求在不同向度之间保持开放，进行协调。世界上曾轰动一时的“克隆人”风暴，就科学家在求“真”的本意上是要揭示这一科学秘密，攻破科学难题，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所引发的难以估量的多方面的社会、道德等问题必须让这一科学题目搁浅，这就是“真”与“善”的追求协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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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保持社会评价在时空上的开放性。社会评价主体要保持对评价的再评价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在第一节就曾谈到社会评价具有可再评价性强的特点，要想保证社会评价的科学合理，就必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时空变换中，不断对曾经做出的社会评价进行再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被一些奇怪的强加上去的理由进行否定性评价，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折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逐步对这些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这就是一种在新时期对曾有评价的再评价。在空间上也是一样，在此处做了此种评价的事物，还可以在他处做另外一种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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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要向其他社会评价体系开放。文化多元化必然导致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并存。随着社会信息的畅通，交往范围的扩大，文化交流的增多，不同社会评价体系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彼此之间通过接触和交流，不断吸收其他评价体系的进步内涵，进一步推动自身的不断科学化和合理化。社会评价的基础是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并存根本还在于多元的价值观念。“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只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冲突原则上能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在我们当今生活于其间的全球化社会里，这四个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少了。”〔19〕很显然，前两种方式在现今已经不适合，而武力和暴力的方式则是不理性、不明智的，那么只有通过对话，通过沟通、交流、理解来协调冲突。一种评价体系每对其他评价体系进行一次评价，就通过对方反观自身一次。正是在这种反思和交流之中才能进一步生成为合理性和科学性评价。价值观念多元并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今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还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切实地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协调各种价值冲突和社会矛盾，沟通本社会评价体系与其他社会评价体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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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评价程序运行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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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主是社会评价体系开放的制度保障。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说过：“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的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20〕民主首先是一种国体，表明国家性质，是“由社会主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社会事务”〔21〕。同时，民主又是一种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或国家形式。“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语）。民主在社会生活中就体现为每个人都能在不妨碍公共利益和他人自由权利实现的前提下，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精神和行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资格。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充分畅谈自己意见的机会和舞台，才能赋予社会群体发现世界规律、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使人们摆脱一切思想枷锁，大胆地就各种社会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各种见解交流、汇合的机会和领域才会更广阔，为丰富社会舆论的形成和科学的国家机关社会评价的做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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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民主。作为民众评价活动的典型代表形式的社会舆论在现代社会具有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这就必然要求民主的实施。只有在浓厚的民主氛围中，人们才能自由地、平等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体、不同的文化系统才能拥有“同台献艺”的机会，社会舆论中“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就能通过“一切偶然性的意见”、“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体现出来。通过互相的交流和融合，才能减少其盲目性，减少其被人操纵、受个别人控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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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由于还存在一些与民主不和谐的社会历史遗留因素，很多时候人们还不愿意或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更要加大力度宣传民主、民主精神，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让群众感觉到自己能说话的时代、能说真话的时代到来了，敞开心扉，吐出真言。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偏远地区经济还很落后，由于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的社会文化素质、政治素质还很低，有时候不能代表自己说话，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客观原因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根据具体实际给群众以充分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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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中的民主。作为与普通社会群体对应的社会权力掌握者，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首先要听取民众的社会评价。民众的利益和呼声是当政者权力的来源，政权稳定的基础，要充分地鼓励人们发表自己的言论，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允许民众就自己关心的大事小情发表评论。陈云在讲到20世纪50年代决定建设三门峡水库的错误决策时，说：“我们历史上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应该在报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22〕。同时要确保舆论传播的渠道畅通，能够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从而进一步满足群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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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评价主体本身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内部也需要发扬民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政体，奉行集体领导，它与独裁统治、君主专制、法西斯统治相对立，要求在领导决策和社会评价活动中，让领导层自由发表意见，共同讨论，集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集体领导和专人负责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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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主与集中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没有民主，就谈不上集中；没有集中，民主也失去了意义，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离开了民主的集中就成了独裁专制，离开了集中的民主只能是一盘散沙的无政府主义。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民众的评价活动多而杂，这就要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收集的基础上加以整合、集中、引导和规范，保证社会评价的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与方向同社会整体的目标与方向和谐一致，多元统一。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决议、民主讨论还要与核心人物的最后决定相结合，这既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也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民主集中制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必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完善，并为社会评价体系的进一步科学化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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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和平等是社会评价体系科学化的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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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是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标准实质上是人们在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外部客观现实之间要求一种具体的、积极的统一所得出的历史结论。”〔23〕社会评价标准是进行社会评价的依据，社会评价标准的合理性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评价的科学化程度。同一社会主体对不同社会现象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评价标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因此，不同的社会评价标准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纲”就是自由和平等，它们在整个社会评价标准系统中起统领作用，是实现评价体系科学化的重中之重，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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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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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社会正义的核心，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说“公正就是平等，不公正就是不平等”〔24〕，穆勒说“平等是公道的精义”〔25〕，戈尔丁说“正义的核心意义与平等观念相联系”〔26〕，何怀宏甚至说“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27〕。要想实现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使社会评价真正体现正义，彰显社会正义，弘扬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平等作为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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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所具有的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本身已经体现了平等的意义，各个政治利益体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待遇，才可以被允许对同样的事情进行评论和监督；各文化体系互相平等，才可能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社会评价。但目前并未作为一个“标准”来确立，或许作为社会评价的一个标准，平等早已应该有它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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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平等思想反映在早期的基督教中。法国19世纪的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称耶稣为社会等级的摧毁者、平等思想的开创者。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只要看到《福音书》中的这一点就行了：由耶稣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赋予古老共和国的平等标志以深刻的意义；如此构思的《福音书》不能不为人所敬佩”，“而古老共和国里公民平等的标志是什么呢？公共用膳”。〔28〕所有的教徒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求的平等是一种人权，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到底什么是平等？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29〕可见，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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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等的起因来看，可以分为自然平等与社会平等。前一种平等是先天的、自然的，如肤色、种族、相貌，不可以选择，无所谓善恶或应该与否；后一种则是社会的，是人自觉活动造成的，如贫富、政治权力大小，是可以评价、可以选择、可以争取的。因此，社会正义要求的平等集中在社会平等上。社会平等的实质是权利平等，《辞海》中说：“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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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并不是一切权利都应该平等，并不是一切平等都是正义、公平的，在公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人们对一部分权利的完全平等，与对另一部分权利的比例平等的结合。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0〕因此说作为体现人的尊严的类的权利，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起码的、最低的、基本的需要的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而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比较高级的需要的权利，应按比例分配，分配的依据是能力大小、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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