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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中需要揭露、阐明事实真相，更需要体现评价，表明态度，申明立场，而它进行评价的标准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正义、社会良知。舆论监督作为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自身的立场、态度和观点，直接影响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程度，特别是现代社会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和监督格局的多元化进一步凸显了舆论监督的意义和作用，在内部举旗倡导，更能对社会评价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舆论监督本身是对社会运行中的一切偏差进行纠正，自然包括对社会评价的监督，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民众评价，如若他们所做出的评价违背了社会正义，舆论就要予以谴责和批驳。当然，公开才有公正，信息公开是增强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消除其隐蔽性、防止腐化的主要途径。各评价主体应该将原始信息和自己所做出的评价给以如实的公开，接受评说、议论和监督，因为进行社会评价的前提是了解事实、公开事实。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社会评价无法真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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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正义、社会良知的体现，它与社会评价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评价体系，要求社会评价必须在宽松的政治民主氛围中进行，协调好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的社会评价，体现社会正义，旨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对我国社会评价体系的完善程度提出了质疑，要求社会评价体系必须进一步科学化，以一种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开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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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立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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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按其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与民众的社会评价，而按照其评价对象即客体的不同，又可分为对经济发展的社会评价、对政治价值的社会评价、对文化价值的社会评价、对人的价值的社会评价等等，因此说社会评价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体，而是由多个部分和层面组成的，彼此相互联系、共同联结的体系。我国的社会评价体系目前还很不完善，它有历史遗留的因素，有新中国成立后走过的弯路的影响，也有现今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我们要致力于建立一种在程序上实行民主、开放，在评价标准和尺度上奉行自由和平等的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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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的本质在于它们是主体性的社会意识活动，反映的是主体性或客体主体化的事实。科学化的“特殊的综合标志是对社会主体（它的本性、需要、能力和条件）的认识与实践的科学化，是社会主体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过程的科学化”〔14〕。这里的科学和科学化不是从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角度，而是从符合人以外客体的真实性、普遍性，及度量精确性乃至形式化的角度来讲的。实际上，科学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创造性的理性活动，理性化是它的根本特征之一。瓦托夫斯基在《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中说：“我们可以最广义地把科学定义为理性活动。”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即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罗素说：“我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因此，科学和科学化不是诸如客体化、定量化和形式化这类变化着的外围标志，而是自觉的（理性化的）实事求是及其结果。”〔15〕而我们要建立的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即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使社会评价体系能够真正体现并彰显社会正义，促进社会快速、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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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评价体系存在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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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的科学化是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人类从原始社会集体表象意识的评价，到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一元”评价，发展到现当代的民主、理性、多元的评价，每走过一步都是为社会评价的完善铺路搭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分析面临的困境，是开创新局面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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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历史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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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制度曾在我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由李斯首先发起并得到统治者支持和实行的“焚书坑儒”，严格控制人们的言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只是皇帝的声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统治者自傲的资本。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使儒家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主导、正统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封闭、愚昧和夜郎自大成了统治者的通病。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马克思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深刻地指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甘水和阳光。”统治阶级禁止人们发言，农民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长期以来，制度越来越腐朽。落后就要挨打，封建社会末期，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就是对封建社会封闭的、单一的、僵化的、教条的社会评价体系最严厉、最激烈、最残暴的惩罚。尽管这些事件都已成为历史，我们在社会评价体系上也早就有了很大改观，但长期以来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偏见还依然存在。人民群众总是以相信权威代替相信自己，希望别人代表自己而不是自己代表自己，而掌权者则总是以领袖或领导人的利益和意志作为全社会的利益和意志，以少数人的评价及其结论作为全社会的社会评价及其结论，严重影响着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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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走过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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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革命年代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强烈的渴盼与期待，在社会评价认识上产生了不足，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社会评价及社会运动。人们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将平均分配的公共食堂视为共产主义的因素，把主观唯心主义的浮夸看作革命热情和革命胆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口号，把所谓的“大兵团作战”看作是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理想模式，把劳民伤财的土高炉看作是实现工业化的捷径，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当作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16〕把无产阶级民主演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大家都抱着“不可多走一步路，不可多说一句话”的自卫心理。整个国家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一个腔调，政权完全被几个人或小集团操纵，其结果是可怕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据有关专家预测，整个“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至少倒退了20年，在世界各国都在飞速发展、努力赶超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打击！更为遗憾的是，很多人都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心中存有顾虑，更加深了那种民众不敢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传统观念，某些领导人也不习惯民众有异样的声音，对现行政策提出疑义，对政府工作和个人道德问题、腐败行为进行监督的报道尤其反感，一些新闻记者因此而被扣押、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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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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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注重社会评价的巨大作用，多次就舆论宣传、舆论引导、舆论监督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问题在于社会历史发展中，我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和克服以前遗留下来的种种思想束缚和精神障碍，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已经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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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价值观念危机。文化多元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如今新旧价值观念互相冲突、碰撞，人类如同站在文明转折点的立交桥上，既有对未来的展望，又有对过去的眷恋；既有欢乐的憧憬，又有痛苦的牺牲。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致使人们不知道如何选择，甚至干脆不选择，造成了人们无价值取向或零度价值取向。而价值观念是进行价值评价的依据，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无序性必然导致社会评价体系的紊乱。各评价主体自身都陷入一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价值判断的迷惘之中，要想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评价就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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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会信息化提供的“自由天地”。现代社会里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不管在多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到，并且能对之发表评论，各种信息媒介成了人与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并且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媒介。美国总统卡特就曾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信息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是经常提供重要情况的火花，是点燃创造和发明天才的火焰。多渠道、高速度的信息传播更让人们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各种思想和观点的影响，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过客”或网名来发表言论、表达意见，在这样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负责任的空前的言论自由场中，人们似乎一下子从以前不敢发言、害怕发言、“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极端到了完全畅所欲言的另一个极端，急于说出心中的想法，有时无法保证评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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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社会评价是单一的、单向度的社会评价，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的价值关系事实、投入到社会实践之中，只能形成错误的指导，阻碍社会发展。如今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历史现实，它给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成为我们实现社会评价科学化的必备条件。当然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是一个不断发展、逐步实现的过程，它是系统的、多维的，现在我们只从评价程序上和评价标准上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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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开放是实现社会评价科学化的程序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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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价不仅要体现正义、实现正义，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日本东京大学谷口安平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而且他们能达成一致的唯一程序是能保证程序公正的程序，因为他们一旦同意了程序，都必须接受由程序带来的任何结果。”〔17〕社会评价体系要想实现科学化，必须更具宽容性，在程序上实行民主和开放。民主和开放在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进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民主是开放的前提，开放反过来又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进程。只有实行民主、奉行开放，才能听到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评价，保证社会评价的丰富性和较大合理性，不断为社会评价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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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评价程序运行中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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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开放，不同于经济上的对外开放，经济上的开放是一种浅层次的，或是外在的经济活动的开放，这里的开放是文化观念上、精神内涵上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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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保持社会评价体系内部不同的评价向度之间的开放、协调。任何一个社会评价都是多向度的评价，而社会评价的向度归根结底就是“真”、“善”、“美”。人们在社会评价中往往注重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忽视其统一性，特别是将这些最高价值具体到各个特殊的学科之中后，这种区别就愈加明显了。当人们对“真”的向度进行评价时，往往要千方百计过滤掉“善”和“美”的影响，这就必然要导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那样，为达到没有“偏见”的绝对“真”，实际上任何向度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结果形成了最大的“偏见”〔18〕。因为任何一个向度都不可能不向其他向度的评价事实中渗透，这就要求在不同向度之间保持开放，进行协调。世界上曾轰动一时的“克隆人”风暴，就科学家在求“真”的本意上是要揭示这一科学秘密，攻破科学难题，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做所引发的难以估量的多方面的社会、道德等问题必须让这一科学题目搁浅，这就是“真”与“善”的追求协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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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保持社会评价在时空上的开放性。社会评价主体要保持对评价的再评价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在第一节就曾谈到社会评价具有可再评价性强的特点，要想保证社会评价的科学合理，就必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时空变换中，不断对曾经做出的社会评价进行再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被一些奇怪的强加上去的理由进行否定性评价，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和折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逐步对这些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这就是一种在新时期对曾有评价的再评价。在空间上也是一样，在此处做了此种评价的事物，还可以在他处做另外一种评价，而且这种评价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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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要向其他社会评价体系开放。文化多元化必然导致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并存。随着社会信息的畅通，交往范围的扩大，文化交流的增多，不同社会评价体系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彼此之间通过接触和交流，不断吸收其他评价体系的进步内涵，进一步推动自身的不断科学化和合理化。社会评价的基础是价值观念，多元的社会评价体系并存根本还在于多元的价值观念。“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只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冲突原则上能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在我们当今生活于其间的全球化社会里，这四个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少了。”〔19〕很显然，前两种方式在现今已经不适合，而武力和暴力的方式则是不理性、不明智的，那么只有通过对话，通过沟通、交流、理解来协调冲突。一种评价体系每对其他评价体系进行一次评价，就通过对方反观自身一次。正是在这种反思和交流之中才能进一步生成为合理性和科学性评价。价值观念多元并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今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还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切实地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协调各种价值冲突和社会矛盾，沟通本社会评价体系与其他社会评价体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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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评价程序运行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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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民主是社会评价体系开放的制度保障。美国政治学家科恩曾经说过：“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的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20〕民主首先是一种国体，表明国家性质，是“由社会主人按照自己的意志管理社会事务”〔21〕。同时，民主又是一种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或国家形式。“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语）。民主在社会生活中就体现为每个人都能在不妨碍公共利益和他人自由权利实现的前提下，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精神和行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资格。只有充分发扬民主，让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充分畅谈自己意见的机会和舞台，才能赋予社会群体发现世界规律、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使人们摆脱一切思想枷锁，大胆地就各种社会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各种见解交流、汇合的机会和领域才会更广阔，为丰富社会舆论的形成和科学的国家机关社会评价的做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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