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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评价活动中的民主。作为民众评价活动的典型代表形式的社会舆论在现代社会具有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这就必然要求民主的实施。只有在浓厚的民主氛围中，人们才能自由地、平等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体、不同的文化系统才能拥有“同台献艺”的机会，社会舆论中“绝对的普遍物，实体性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就能通过“一切偶然性的意见”、“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体现出来。通过互相的交流和融合，才能减少其盲目性，减少其被人操纵、受个别人控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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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由于还存在一些与民主不和谐的社会历史遗留因素，很多时候人们还不愿意或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更要加大力度宣传民主、民主精神，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让群众感觉到自己能说话的时代、能说真话的时代到来了，敞开心扉，吐出真言。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偏远地区经济还很落后，由于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的社会文化素质、政治素质还很低，有时候不能代表自己说话，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客观原因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就要求我们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根据具体实际给群众以充分的机会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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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机关社会评价中的民主。作为与普通社会群体对应的社会权力掌握者，国家权力机关的社会评价首先要听取民众的社会评价。民众的利益和呼声是当政者权力的来源，政权稳定的基础，要充分地鼓励人们发表自己的言论，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允许民众就自己关心的大事小情发表评论。陈云在讲到20世纪50年代决定建设三门峡水库的错误决策时，说：“我们历史上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应该在报上展开讨论，让党内外各界人士都发表意见”，“这样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22〕。同时要确保舆论传播的渠道畅通，能够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从而进一步满足群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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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评价主体本身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内部也需要发扬民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政体，奉行集体领导，它与独裁统治、君主专制、法西斯统治相对立，要求在领导决策和社会评价活动中，让领导层自由发表意见，共同讨论，集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将集体领导和专人负责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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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主与集中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没有民主，就谈不上集中；没有集中，民主也失去了意义，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离开了民主的集中就成了独裁专制，离开了集中的民主只能是一盘散沙的无政府主义。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民众的评价活动多而杂，这就要社会权力机关在进行收集的基础上加以整合、集中、引导和规范，保证社会评价的各个子系统的目标与方向同社会整体的目标与方向和谐一致，多元统一。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决议、民主讨论还要与核心人物的最后决定相结合，这既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的统一，也是民主与集中的结合。民主集中制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必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完善，并为社会评价体系的进一步科学化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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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和平等是社会评价体系科学化的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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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是人们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标准实质上是人们在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外部客观现实之间要求一种具体的、积极的统一所得出的历史结论。”〔23〕社会评价标准是进行社会评价的依据，社会评价标准的合理性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评价的科学化程度。同一社会主体对不同社会现象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社会评价标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因此，不同的社会评价标准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纲”就是自由和平等，它们在整个社会评价标准系统中起统领作用，是实现评价体系科学化的重中之重，是社会正义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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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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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是社会正义的核心，是人类追求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说“公正就是平等，不公正就是不平等”〔24〕，穆勒说“平等是公道的精义”〔25〕，戈尔丁说“正义的核心意义与平等观念相联系”〔26〕，何怀宏甚至说“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27〕。要想实现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使社会评价真正体现正义，彰显社会正义，弘扬社会正义，就必须把平等作为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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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所具有的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本身已经体现了平等的意义，各个政治利益体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和待遇，才可以被允许对同样的事情进行评论和监督；各文化体系互相平等，才可能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社会评价。但目前并未作为一个“标准”来确立，或许作为社会评价的一个标准，平等早已应该有它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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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平等思想反映在早期的基督教中。法国19世纪的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称耶稣为社会等级的摧毁者、平等思想的开创者。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只要看到《福音书》中的这一点就行了：由耶稣制定和执行的计划赋予古老共和国的平等标志以深刻的意义；如此构思的《福音书》不能不为人所敬佩”，“而古老共和国里公民平等的标志是什么呢？公共用膳”。〔28〕所有的教徒不分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要求的平等是一种人权，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到底什么是平等？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个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29〕可见，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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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等的起因来看，可以分为自然平等与社会平等。前一种平等是先天的、自然的，如肤色、种族、相貌，不可以选择，无所谓善恶或应该与否；后一种则是社会的，是人自觉活动造成的，如贫富、政治权力大小，是可以评价、可以选择、可以争取的。因此，社会正义要求的平等集中在社会平等上。社会平等的实质是权利平等，《辞海》中说：“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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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并不是一切权利都应该平等，并不是一切平等都是正义、公平的，在公正意义上的平等是人们对一部分权利的完全平等，与对另一部分权利的比例平等的结合。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0〕因此说作为体现人的尊严的类的权利，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起码的、最低的、基本的需要的权利，应该完全平等；而满足人们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比较高级的需要的权利，应按比例分配，分配的依据是能力大小、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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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利分配的平等原则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在政治上，人人都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即全体公民都有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进行的自由（当然，这种权利被全体公民来平均分配，就只剩下每人一票的微弱权利），而人们在担任政治职务上的权利则应按比例平等地分配，谁的政治贡献大，政治才能高，谁就担任较高的政治职务。在经济上，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并举，对于人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应该按需分配，人人平等，比如说现在人人都应填饱肚子，解决温饱问题；而非基本的经济权利则应按劳分配，例如住房的档次和舒适度肯定是会存在差别的。而谈论平等，很多时候人们都将之归结为机会平等、环境平等，而实际上机会也不全是完全平等的，有人因为家庭、天赋、运气等带来的机会也是无可非议的，是存在差别的，非要让一个富翁的儿子去和贫苦农民的孩子一样干粗活、重活也是不现实的。应该完全平等的是由社会所提供的机会，如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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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社会评价时，要将平等原则贯穿始终，具体分析哪些权利是体现人的尊严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哪些权利不是人的基本权利，应该存在差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搞“共产主义”大锅饭，看起来是平均主义、按需分配，实际上是抹杀了人们能力上的差别、贡献上的异同，结果使大家共同贫穷。这是当时社会评价体系的评价标准出了问题，没有认真地、客观地分析平等的深层次内涵，忽视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素质和觉悟水平，忽视了社会经济条件，结果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取得很好成效，但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基本的生存权利得不到保障，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结合按需分配，给需要救济者以相应的补偿。在政治生活中，基本的政治权利即政治自由，还没有得以充分的实现，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居民没有享受到国家政治的一票权利，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扬民主，扩大民主。在社会所提供的受教育机会上，一些农村的孩子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平等地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国家要进一步扩大教育投资，加大力度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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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作为社会评价标准的平等是正义的平等，它体现为基本权利的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的比例平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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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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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耳熟能详的诗歌明确了自由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自由是人性最深刻的需要，它甚至关系到人的生存。汤因比说：“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他便不能生存一样。”〔31〕自由也是人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根本条件，是人类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必备因素。而社会正义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自由是社会正义的重要内容，是社会评价的根本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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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罗尔斯认为人在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人才是心灵”，而“自由是心灵的最高的定性”。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都在不懈地追求自由、颂扬自由、捍卫自由，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呢？对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当代美国自由理论大师柏林统计，对自由的界定竟有二百余种。就“自由”的词源本意上说，是指人或社会在其活动及其结果的关系中所表现的一种由于克服外在事物、外在力量的束缚、限制而获得的自觉、自主、自为的状态。新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认为：“当个人摆脱某些限制而做（或不做）某事，并同时受到保护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的。”图加林诺夫指出：“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目的来行动，而不是按照外界的强制或限制来行动，就叫做自由。”〔32〕恩格斯则更深刻地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33〕当然，恩格斯说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此说，自由是人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按照真善美的尺度做他愿意做的事情，从而变外在的必然为内在的必然，达到主客体的和谐统一。自由不是摆脱外部必然性的主观随意性，而是把外部必然化为自我目的、自我支配现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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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为人的最起码的价值追求，作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重要标志，是一项应完全平等分配的基本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与限制相辅相成，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当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行事时，不能侵犯到别人的自由权利，这就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罗尔斯认为国家和法律是两种限制方式，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在涉及他人自由的时候，务必限制自己的自由；国家是这种相互限制的一种必要条件，而法律本身就是限制。”〔34〕自由既要摆脱限制，又离不开限制。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每一种自由同时就是一种限制，每一种限制也同时就是一种自由。限制分为积极限制和消极限制两种。积极限制是自由的条件，消极限制是自由的桎梏。世界上没有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我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不能抛弃法律、道德的约束。当然，法律和道德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自由是法律和道德的核心观念、最高意旨，法律和道德的目的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而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离开了自由，它们就失去了意义，成为压迫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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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社会评价中，自由要作为一个根本标准来加以贯彻，用自由和正义来衡量社会价值关系。监狱的囚犯被剥夺了一定的自由权利，是对自由的限制，但它是一种正义的限制，是对此人曾经侵犯过别人自由权利的惩罚，本身是对自由的一种倡导和肯定，为的是杀一儆百，维护社会治安，捍卫社会正义。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着部分或隐或显的限制，而在社会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只能是限制得了书面、影视，限制不了网络；限制得了公开，限制不了匿名。久而久之，这种限制就有可能成为影响人的自由发展的消极限制，许多不能得到表达的声音就被歪曲或幻化为其他的不良因素而存在。这一点，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因此，社会媒体的自由度应该再放宽一些，对舆论监督应该再多些宽容和理解、支持和配合。只要不是针对国家政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或安全的言论，都可以任其发表，当然，这种自由也应该与他们事后对后果的负责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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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自由王国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全身心的彻底解放，人的能力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真正实现。自由是人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达到主客体的和谐统一的状态。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应该人人平等地享有，因而也需要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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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平等正如一母双生的两胎儿，互相联系、互相区别，又难以区别、难以取舍。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而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要求平等地摆脱外在压制问题。因此说，自由是平等的前提和保证。反过来，平等也可以促进自由，有一种平等就是任何一种自由都必不可少的平等，这就是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遇，这是自由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评价过程中，应该将这两个标准结合起来，二者不一致时，应在正义的框架里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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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题，它既在根本上指涉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也在总体上规定对现实问题解决的途径与可能结果，而社会正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必将为社会正义的实现、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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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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