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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文学传统看，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小说和戏剧占了绝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数量非常之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状况不论从作家的创作心理还是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看，都表明悲剧意识的缺失。因为中国人普遍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点，悲惨的结局如果降临到好人或无辜者的头上，就会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有一部话剧《曙光》，在表现洪湖地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斗争时，描写了省苏维埃保卫局局长冯大坚被坚持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林寒杀害的情节。不少观众感到无法认同，他们不解地问：“冯大坚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能干的一个人，这么有能耐的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快就死了？很可惜，死得太早，是不是叫他死得晚一点，或者不死？”〔4〕这一事例典型地说明，中国受众是缺乏悲剧意识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学者都一致认可这一结论，如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为“乐感文化”，他认为：“中国人很少是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是乐观地眺望未来”，“孔子反复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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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幻世界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一位中国学者在谈到他对西方舆论界的印象时写道：“看不少西方政客的传记，都发现他们在社会舆论、新闻监督的气氛下，如履薄冰地坐着首相、部长等临时交椅的心态。因为这些国家的电视尤其是报纸的最大功能就是揭露。好人好事很少有人表扬，做了就做了，但若有歹徒行凶、官员“下水”之类的消息，就会被整个新闻界炒来炒去，直到有了大快人心的结果。我的印象是，社会舆论和心理都不喜欢好人好事受表扬，而愿意欣赏坏人落网、官员丢官之类的奇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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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悲剧抵触的文化心理，中国公众不希望在媒体上看到太多的负面报道。北京零点调查公司1998年就社会安全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全国11个大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市民感到不安全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听到有人近期受到不法侵害（23.7％）、外地到本地来打工经商者太多（19.2％）和媒体上传播太多的违法犯罪案件（16.7％）。〔7〕调查报告特别指出媒体上关于突发、暴力事件的过多报道会影响到人们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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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体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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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家认为，中西文化在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迥然异趣的认识。在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相分”或“天人分裂”。根据这种文化背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只有通过征服自然才能完善自我。而在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基本态度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主张人与外界和谐相处。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为新闻信息交流活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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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分裂”思想造成了一系列的分离和对立，如人与自然的分裂、个体与整体的分裂、现实与来世的分裂、政权与教权的分裂等。同经济上的分工与合作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样，社会生活中的分化与沟通也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不断分化的社会现实带来了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使沟通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西方近代新闻事业就是商品贸易与商品生产相分离的结果。以沟通为目的的信息交流活动，注重的是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性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舆论监督活动更容易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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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背景中，人只有在与外界的“和谐”中才能保存和发展自我。在生产活动上，人们必须与自然界相“和谐”，也就是只能从事农业生产，经商则被认为是奸诈者的行为；在社会交往上，人们必须与他人“和谐”，也就是对长辈要尊重、对上级要崇敬、对君主要忠诚等。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信息交往的目的不是沟通情况，而是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并且自觉服从这一角色要求的约束。因而，注重调节、注重维持秩序的目标追求，便成为中国文化背景中占统治地位的信息交流活动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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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新闻传播在注重调节与注重沟通上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注重整体与注重个体的差异。近些年来新闻学界提出的混沌主体性与分化主体性的范畴，正是上述两种思维结构的区别的反映。〔9〕所谓混沌主体性，指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尚未分化，主客关系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因而信息流通范围以自然或认为划定的边界为限，所有信息内容与信息形式都以巩固整体秩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分化主体性则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异质主体通过利益交换和平等沟通得到整合。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主体性观念上，开始由混沌主体性向分化主体性转变，这种观念上的变化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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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舆论监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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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舆论监督主要是在西方近代新闻事业诞生之后才出现的，但其思想资源植根于相关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且一直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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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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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媒介与其他所属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是由人与国家关系的一些基本假设所决定的。这些假设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人的本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即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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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影响，西方世界普遍认同人性本恶的说法，认为人类天性具有作恶的倾向，不管个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达到完善。无论百姓还是国王，都有原罪，都有作恶的可能。这样一来，期待一个人格完美的统治者如儒家的“圣王”或柏拉图的“哲王”作为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的想法，在基督教思想中也就无从产生。从这种心态出发，统治者并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也不过是一群同样会犯错误的人；国家这种机构并不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组织，只不过是“必要的恶”。在西方伦理观念中，正如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所说的：“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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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西方政治思想，认为人类的弱点使政府存在着蜕变的可能，必须借助其他的力量加以制约。美国建国时期的思想家麦迪逊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1〕既然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权力是由人行使的，而只要是人，就有作恶的倾向，就有堕落的可能，所以政府制度的设计不能寄托于好的统治者，而是要让即使是坏人当政也不至于造成太大损害。也就是说，人类本性的弱点，使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变得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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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统治者腐化堕落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民的监督。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看来，人民是他们的统治者的唯一监督者，甚至他们的错误也有助于促使统治者恪守他们制度的真正原则。而人民监督政府最主要、最经常的中介就是报刊这样的新闻媒体。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写道：“要珍惜我们人民的这种精神（干预政府），并且让他们警惕地监督政府。不要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的错误，而是要靠开化的办法去改正他们。如果一旦他们不去留心公共事务的话，你和我，以及国会和州议会、法官及州长都将变成狼了。这似乎是人类本性的普遍法则，尽管有个别人是例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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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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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观念中，上帝和其子民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被信奉者与信奉者的关系，而是一种互有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上帝与人之间订立契约，通过契约相互约束，违者受罚。一部《圣经》实际上也就是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契约，所以它又称为《新旧约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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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代，西方政治学家将契约观念运用到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国家源自人民的契约。荷兰政治学家格老秀斯首先阐述了这种主张。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财产之分，人人自由平等，个人是自己权利的保障者，有权抵抗他人的不正当行为。随着人类发展，出现财产分割，人们觉得孤立的家庭不足以抵抗强暴的侵逼，于是人们共同订立契约，组成国家。后来，霍布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契约思想，洛克将它又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他提出政府源于人民的契约，政府如果违背了人民的委托而施强力于人民，人民就可以把滥用权力的人当作敌人来对待，用强力对付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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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极大地提升了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近代之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被认为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牧羊人和羊群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即舆论对权力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而社会契约论把国家视为全体人民经过同意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舆论因此成为国家主权的来源，构成法律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人民的意见既然是各级政府的基础，公众的舆论毫无疑问就应当成为约束权力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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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世俗化过程，教会势力不断衰落，舆论的社会控制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们注意到，舆论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关乎一个人的声誉。世俗舆论所能给予的奖励——名声，是封建贵族和教会人士所不屑的，但商人们却趋之若鹜。哈贝马斯在分析舆论的古典含义时提到，舆论有两个原始意义：一为纯粹的意见即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二为意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声誉，也就是一个人在他人舆论中的“名声”。“舆论如果尚未得到证实，就是一种不确定的意见；这种舆论和人群中可疑的声誉意义上的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13〕哈贝马斯对舆论的声誉意义所作的批判正是西方传统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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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古典哲学中没有得到确证的意见的舆论，在近代学者的努力之下，不断趋于理性化，并且逐渐取得了与法律同等的地位。在洛克看来，各种法律可分为三类：神法、民法和舆论法。第一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渎神还是虔诚，第二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有罪还是无罪，第三种法律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德行还是劣迹。卢梭则进一步论证道，舆论是铭刻在公民内心的法律，是构成国家的真正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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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舆论被提升为立法权力的主要资源后，作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也就等同于“舆论的统治”了。宣扬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自然也就要接受舆论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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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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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他们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从上帝的意旨转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上来，即资产阶级主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人民的一致认可。这一点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一方面以人民主权论相号召，用“民主即舆论的统治”为幌子，发动广大群众同反动落后的封建贵族和僧侣势力做斗争；另一方面又炮制出所谓的“分权论”，制造权力分散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分权论虽然在客观为实现公众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可能，但并不能掩盖它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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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论是关于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学说。简单地说，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避免因权力的过分集中而产生腐化现象。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必须严格划定职权界限。他认为这两种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手中，他们就不但不会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而且还会按照自己的一己私利去制定和颁布法律。孟德斯鸠将分权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三权分立”学说，他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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