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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起来说，过去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行使得不充分，与其经济功能受到抑制是有着重要关联的。但媒体如果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也会违背舆论监督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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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权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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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官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伦理资源，对最高统治者也起过一定的制约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舆论监督作用。但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从未摆脱兴衰相继、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这个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才在理论上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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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未来的人民政权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4〕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思想作风的集中体现，当前它正在成为我国重要的民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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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文字表述上，毛泽东和杰斐逊极为相近，但却存在原则性区别。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反映资产阶级意志的，所谓监督政府实质上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为取得执政地位而争取民意的手段，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反映，因而资产阶级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不能不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正如学者樊炳武所指出的，西方报刊等新闻媒介的所谓监督政府，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在新闻事业上的反映：“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再一个就是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本家的派性很严重，有在野党和执政党之争，有大资本家与小资本家之争，有工业资本家与农业资本家之争……这种斗争反映到新闻事业上，就成了所谓‘监督政府’。”〔45〕以西方新闻界最引以为自豪的《华盛顿邮报》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揭露为例，实际上就是尼克松所代表的西部资产阶级和东部资产阶级矛盾的体现，也是尼克松所属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冲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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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主动提出接受人民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与资产阶级在多党制的牵制下被动地求诸舆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在取得统治地位后真正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的，多数不过做做样子、装装门面而已。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认识到，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导致党内出现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等现象，利用报刊等舆论监督形式公开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铲除腐化现象的有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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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府权力的性质对舆论监督的属性具有决定作用。只有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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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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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中，舆论监督的终极作用都在于使统治秩序有效运行，维护社会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将媒介的监督功能称为“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作用。他们认为，大众媒介对偏离社会准则的行为的揭露，使人们不能继续回避问题，不得不公开地表示赞同或反对的立场，并且往往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来反对他们曾经在私下予以容忍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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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舆论监督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从根本上说，社会稳定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结构本身，而非大众媒介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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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如何才能稳定呢？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一切国家中公民都可以分为三部分——极富、极贫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认为极富阶级因生活在舍弃的环境中，只顾发号施令，不愿也不能接受别人的统治；而极贫阶级往往太卑贱而自甘暴弃，仅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极富、极贫阶级互不信任，容易引起党争，发生动乱。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因为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容易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具有“适中”的美德，所以最适合于充当富者和穷者之间的仲裁人，以免除党争，减少内讧。〔46〕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推论出这样一条普遍原则：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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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历史来看，它们的舆论监督主要就是反映中产阶级愿望的。在后文分析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时，我们将会看到，中产阶级在那里被视为理性的化身，只有它们才能真正代表舆论，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这当然是极度夸张的片面之辞，但也确实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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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命题不仅在西方社会成立，对中国社会也同样有效。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课题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我国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要注意纠正价值取向上在贫、富者之间摇摆不定的现象，应当认清在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是中产者占主体的发展趋势。而对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中存在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倾向必须予以足够的警惕。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抛弃对弱者的同情，对强者要一律施压。实际情况是，我国新闻媒体在历史上曾将人民等同于穷苦大众，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常常不自觉地站到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那一边。新闻媒介要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有稳定的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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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舆论监督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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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新闻媒体非常值得自豪的社会功能，经常不停地进行美化和夸大，冠以种种动听的名目。对这些说法如果不加以批判分析，无疑将是有害而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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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种权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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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权力”是西方学界关于舆论监督性质最普遍、最流行的说法。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生命、自由、幸福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组织政府。为了防止政府的专权和腐化，除了实行“三权分立”之外，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让政府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人民的监督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介来实施的，因而报纸等新闻媒介应该起到一种其他机构无法起到的监督作用，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报刊应该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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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四种权力相接近的还有所谓“第四等级”。后者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根据史料记载，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资产阶级），但是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等级，它比那三个等级都重要。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梁启超就曾对“第四等级”说表示赞赏，并引用过巴克的观点。他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即巴克），偿在下议院指保管、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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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权力”说的核心思想是将舆论监督视为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并认为新闻舆论能否批评和监督政府，是有无新闻自由的试金石。如杰斐逊曾宣称的那样：“如果一个政府在批评面前站不起来，就该倒台，而联邦政府的真正力量在于愿意允许公众的批评，并且有能力抵挡批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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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批评，而在于这种批评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听取批评意见可以变被动为主动，这有利于塑造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相反，压制批评常常会造成矛盾激化，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所谓监督实质上是党派纷争的结果，却硬要披上舆论监督的外衣，蓄意制造一种民主的氛围。但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媒体披露出来的事情的表象，真正的内幕则秘而不宣。许多时候甚至连媒体也被蒙在鼓中，充当了政客攻讦、打击异己力量的工具而不自知，还得意地以为自己是揭开黑幕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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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批判学者阿特休尔认为，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否则它就不可能消除滥用权力所产生的弊端。然而通过对新闻史的分析，阿特休尔发现新闻媒介对权势的监督必须以不违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信念为限，因此所谓的“监督性报刊”不过是自夸自封的。〔50〕这一批评可谓击中了西方新闻媒体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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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守望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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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犬”（watch dog）是西方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性质的另一种较为流行的提法，强调媒体对异常情况的监视作用，就像看家狗那样，忠实地守护主人的财产，因此有的学者又将其翻译为“看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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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新闻学学者张威指出，在西方，舆论监督通常以“守望犬”（watch dog）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比喻意在表明，媒介犹如一条警觉的狗，社会上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狂吠不已，以引起世人的注意。他还认为，与舆论监督相比，“守望犬”一词具有其特定内涵：“主要特指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官员的舆论监督——如果政府部门的官员做了错事，政府做了错误的决定，媒体就要将其曝光。”据此他认为中国式的舆论监督和“守望犬”并不是处于平等层次的概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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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西方概念，守望犬概念强调：第一，新闻媒体是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同于维护当局利益的官方机构；第二，舆论监督的对象是政府官员，不论何种级别都应无一例外地受到监督；第三，监督的内容是政府及其官员的丑闻丑行。这些原则原本无可非议，但在经济利益的压力下，西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扭曲变形。为了追求新奇、刺激的效果，本应严肃认真的舆论监督往往演变成浅薄无聊的新闻炒作；本该对各种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作深入的调查分析，却大多集中于对高级官员个人操守的关注；本应对各类社会丑恶现象及其根源进行揭露和鞭笞，却满足于对离奇事件的现象展示。就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狗吠固然报告了某种值得警觉的情况，但它不能告诉你是哪种具体情况：是破门而入的窃贼呢，还是邻家的一只碰巧经过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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