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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媒体力量和根据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而是由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有管理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行政/领导监督。〔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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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主张把中国的舆论监督视为“党政权力的延伸”。他认为，舆论监督首先不等于媒介监督。大众传播媒介代表舆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能不能真正代表舆论，则需要具体分析。但在新闻实践中，媒体监督和舆论监督基本上被看作是一回事，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如此，虽然媒体代表舆论实施监督的程度有所不同。对我国新闻媒介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就是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权力，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尽管国家基本上不再给媒体拨款，但它在政治方面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从以上现实出发，陈力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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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国家资产，主要媒介是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众多的其他媒介也都分属主要媒介、各个政党机构、党领导的团体。它们的重大批评报道，通常需要得到主管机关的指导，有的重大批评报道是由记者首先发起的，但事后必须得到主管机构的认可才可能继续下去。一些针对最基层权力组织的批评，针对小型企业和违法事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对象不是权力组织，不属于媒介监督的范围，但是现在一般把这类批评也看作是舆论监督），媒介本身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而，媒介监督在我国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虽然批评者是媒介，但通常被视为某一级政府或党组织的意见，权威性很大。〔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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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认为，正是由于我国舆论监督的上述特点，媒介在某种程度上代行行政职能（如检查劣质产品）也被混淆为媒介监督或舆论监督：“我们无形中常把对劣质产品的揭露和对事故的揭露、对黑金事件的曝光与批评某些党政机关渎职，都视为是舆论监督。其实，舆论监督主要是对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而对劣质产品、事故、经济活动中违规问题的检查，本来就是行政、司法的职责，媒介揭露这些事情正是在履行它的正常的报道职能。”〔59〕在他看来，概念上的这种混淆在理论上造成了对舆论监督的性质把握不准，在现实中则是舆论监督范围的界限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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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控制机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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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延伸说表面上与人民民主权利说唱反调，但都是以权力为出发点，都是以西方的舆论监督思想为参照系的。事实上我们知道，舆论监督并不完全是近代权利观念的产物，而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因此上述两种观点虽然都能自圆其说，但与舆论监督的本义仍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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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公众对某个行为是善还是恶、是高尚还是卑鄙的判断，人们对某个个体表现的或崇敬或憎恶、或尊重或嘲笑的态度，这些都构成舆论，对社会生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正如《社会控制》一书的作者罗斯所指出的：“很少有人能在其他人认为他行为肮脏的情况下，认为自己的行为纯洁；或在人们把自己视为卑鄙小人的时候，自己却把自己看作英雄好汉。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在于他具有一种自己反省自己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自己置于自己所具有的任何杰出观念的拷问台上。粗俗而生命力强的人可能不在乎社会污名，有教养的人则可能尽量设法避免邻居在其他时间和范围的评价中对自己的轻蔑。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的谴责和赞许就是生活的主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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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注意到，在初民社会中，虽无宪法，无牢狱，无天启之宗教，却能维持常态和平，最大的原因便是舆论。在许多原始部落中，一个人倘若犯有过失，便会遭到他人的议论；如果某人罪大恶极，等待他的将是更加严厉的制裁——众人一致的当面斥责。〔61〕正是由于舆论在原始社会中具有管理和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即使在没有国家暴力机器的情况下，氏族成员也能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恩格斯对此评论道：“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62〕可以说，舆论就是原始人的法律。同时它也向我们表明，舆论的监督作用源自人类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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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不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那种仅仅依靠舆论来调节社会成员行为的状态，而主要依靠法律来约束。但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控制方式。与法律相比，舆论监督具有许多优越性。例如，它比法律作用的范围更广泛，在任何地方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它的实施比法律更为灵活，能对各种条件进行充分考虑，而不像法律那样僵硬和机械；它能预先发出警告，防止可能出现的有害结果，而不必像法律那样要等待明显行为出现才能予以制裁；它的运行成本比法律制裁更经济，能有效节约社会资源，等等。总之，舆论监督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控制手段。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我国的舆论监督，也许会更实际、更客观认识它的性质以及它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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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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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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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杰克·海敦著，伍任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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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桦：《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戏剧艺术》1978年第1期。转引自陈瘦竹等著《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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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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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小兵：《我思，我在——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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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赵振宇《浅论突发事件报道的原则》，《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9年春季号，第1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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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樊凡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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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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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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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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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托马斯·杰斐逊著，刘祚昌等译：《杰斐逊文集》（下册），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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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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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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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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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文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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