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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工业社会型经济逐渐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已取代传统的其他资源，而成为战略性资源。信息既可以作为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成为配置性资源，也可以参与社会时空的组织而成为权威性资源。在当今世界，劳动的重新组合和分工都以信息化方式作为前提，新的信息处理手段的大量普及推动着生产领域内的技术革命，计算机网络和自动化技术成了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和传播是生产方式革新的主要内容。在这种大背景下，传播是社会生产和知识更新的催化剂。信息传播成为人们重新征服时空、占领市场和建构存在意识的工具，是现代社会的发动机。也就是说，在信息资源无限丰富而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追求信息权利的平等成为推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性因素。英国人类学家葛迪说：“传播模式的多样化经常是和生产模式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它不仅暗示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包括在知识秩序当中进行储存、分析和创造的可能性。”一种意识观念总是会回过头来再次创造产生这种意识观念的现实。葛迪仔细分析过传播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尤其是文字在社会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字的出现使得人工记忆向知识贮存转化，成为人类一种外在化的技术，让人类的信息传递打破时空局限，脱离口语传播的局限，并通过语义空间的隔阂推动人类发明新的智能技术。显然，体现读写文化特征的语言传播活动与书写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并对文化产生个体化和专业化的效应。正是通过书写，知识方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受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充分呈现可能产生的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营造批判的意向和批评的条件，在扩展主体性思维的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叙事的可能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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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蜚声世界的《帝国》一书中指出：“传播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的出现具有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这涉及到结果与原因，产品和生产者。传播不仅表达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在增值和结构中的相互连接。它不但表现而且控制着所有传播连接中的想象的意义和方向。换言之，想象在传播机器的环境中被引入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被认为是超验的成分（外在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此时在内部形成，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传播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传播工业今天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不仅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使人接受适应于世界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提供辩护。”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传播是当今世界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从事传播、合作以及各种情感的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在市场经济的构成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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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与实践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就像鸡与鸡蛋一样，没人可以分清谁先谁后。价值观念来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类的出现，没有价值行为和价值的产生，也就没有价值观念。反过来，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都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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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化电视工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电视工业兴起。全球化电视既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又是由现代性所建构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通过全球电视新闻、电视专题节目、电视连续剧、电视教育和电视服务，使世界各地和各个文化范畴中的人们进入到共享的视听情境中。这不但直接刺激了全球电视生产、节目生产、卫星发射和节目市场，而且为跨国公司的“世界品牌”广告商增出亿万受众——消费者。电视从单纯的大众娱乐教育工具转而成为全球市场和生产体系的关键环节。全球电视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进程、文化认同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态度，并对生产周期的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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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舆论监督与价值传播系统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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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的市场化推动了中国舆论监督的勃兴，在客观上提升了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而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价值传播的方式之一，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观念民主化、大众化、法制化的标志它的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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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媒介产业化推动了舆论监督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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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作为价值传播的载体，媒介已经逐步产业化，对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少，与社会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使传播媒介的经营空间也越来越大，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为舆论监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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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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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在一小块土地上用父辈教给的方式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种自收自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除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平安之外，对外部世界没有多大依赖。人们的生活空间非常之小，完全可以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下幸福地生活。而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信息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不读书，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上网，不发手机短信，那感觉就像与世隔绝一样地孤单。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须臾不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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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是受众感觉器官的延伸，通过媒介人们能看到自己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能听到自己不能直接听到的声音，能感知自己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总是有限的，单凭自己的感官所能直接感知的世界是狭小的、零碎的、不完全的。传播媒介是社会文化的聚焦镜。现代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传播媒介得来的。而这些信息是人的观念和态度建立的基础。各种新闻评论、理论文章和学术论著，还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思路，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调节人们的行为倾向。各种文艺作品通过艺术形象直观地再现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内心体验，使受众的情感得到某种满足或宣泄，唤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引起受众情感倾向和强度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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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仅仅作为价值传播系统的工具和载体存在，它的伟大与可怕之处还在于它能够有意无意地影响甚至把握观众的趣味、喜好，以及欣赏习惯、文化生活之模式，乃至深层的心理文化结构。借助媒介，价值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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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总是带有媒介自身的主观映射，自身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投影。媒介中传播的信息都要经过媒介管理者或掌握者的筛选和提炼，这本身就是一个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行为。而媒介自身的特点也对其传播信息有一定的影响，电视、电影上看到的形象栩栩如生，生动活泼，比起广播和报纸似乎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信息的渲染就更具感召力。这也是电视后来居上，对受众的覆盖面大于广播和报纸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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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产业化主要是指各种媒介在信息服务的过程中依照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取得经营效益，逐步形成有序竞争的行业生存格局，最终实现传统媒介宣传职能向现代企业化职能的转变，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规模化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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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产业本身具有资金投入大，内容制作、采编成本和通路维护成本大，单一受众费用支付能力有限的特点。单一媒介的局限性经营，媒介规模偏小或者媒介间资源共享性较低，都不可能实现媒介产业本身资金的良性运营。媒介间的互动合作是降低成本、实现新营销模式的重要方式，这促进了媒介产业内部运用资本和品牌的纽带进行跨媒介的经营整合，实现规模效益。传媒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了产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在行业利润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预期下，各种媒介经营主体正依托各自在专业领域积累起的资源，试图通过资本和经营层面的扩张实施对传媒资源的进一步占有，传媒产业高投入、规模化、规范化的经营特点正逐步体现于各个经营层面，形成了传媒产业内部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不仅同媒介间展开了竞争，如这些年的省台卫视品牌竞争；在不同媒介间也展开了争夺受众和强化受众粘性的竞争，如互联网对广告份额的分食。从经营模式角度，传媒经营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延伸，传统的以广告为主要赢利模式的传媒经营方式正在被多元化、多途径的生产、经营和服务的方式所取代，传媒产业市场正在被不断细分，同时新增媒体传播方式及产品所附加的价值正在不断被市场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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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的发展使各种传播媒介把重点转向受众，或者说开始重视受众，因为受众的选择与否、喜欢与否直接决定着、直接影响着它们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而只有符合人民利益，说出民众心声，道出民众诉求，民众才会喜欢。舆论监督是社会正义、社会良心的体现。它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对社会生活中一切偏离社会价值观念的不道德行为、当权者的贪污腐化行为以及社会政策方针的偏差问题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它依靠舆论的力量，对社会运行中一切偏差行为进行揭露、曝光，做出否定性评价、跟踪追查，直到纠正这些行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象是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行为和观念，目的在于促进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透明化、法制化，推动社会发展。因此说，广大人民群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传播媒介做好舆论监督就能吸引更多的受众。这自然是媒介产业化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是媒介自身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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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深入，舆论监督也日益勃兴。各大媒体上登载或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引发了社会公众的讨论，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官员的贪污腐败、玩忽职守，足坛的“黑哨”风波，社会青年的婚前同居，国际舞台上的霸权主义，艾滋病的预防和救治，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都曾在某一时期或长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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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传播媒介是舆论监督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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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形成舆论。少数人的观点和意见构不成舆论，只有相当多数的人议论纷纷，最后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观点和看法时才能称之为舆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舆论的形成总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观点、进行议论的过程。这种传递本身就是价值观念的传播过程，而这种传播通常是依赖媒介才能进行；传播媒介承载着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观点向另一部分人散播，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讨论和评价，最终形成一定规模，成为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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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舆论的形成主要靠人际传播，靠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文字交流，大多数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当时的舆论参与者、舆论影响面和影响力度都少于和小于现代社会，原因主要在于媒介的发展程度较低。现代社会里，舆论的形成主要靠的是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高效、快捷的价值传播媒介，同时也离不开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结合的各种媒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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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形成最主要的还是依赖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拥有庞大的与之认同的受众群体，加上它的公开性和广泛性使它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社会权威，而舆论的权威也正在于它的多数性、评价性和公开性，因此借助大众传播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的权威性。俗话说“不怕领导，只怕登报”就是这个道理。大众传播媒介将舆论向社会广为传播，一方面使舆论的多数性权威得到加强，一方面又代表着权威的社会多数公开向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和要求，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顺应舆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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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媒介是舆论传播的途径，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平台，是舆论监督的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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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重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它所拥有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实施起来才困难重重，往往是调查问题时没有人配合，揭示隐情时找不到途径。而舆论监督又必须借助价值传播媒介才能最终形成并发挥其巨大威力，这就为价值传播媒介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反过来看，正是因为由媒介来发起和倡导的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和社会作用极大，才会遇上重重困难，困难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这项工作的价值。它值得媒介迎难而上，值得媒介勇往直前。我们相信，随着民主的进一步实现，社会权利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舆论监督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小，阴云最终要被阳光驱散，正义最终要战胜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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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拓展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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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加强了受众的选择权利，体现民意、反映良知的舆论监督通过传播媒介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两者的一致性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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