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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价值传播媒介产业化增强了舆论监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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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使受众成为各媒介的命根子，掌握更多的受众就等于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每当新闻事件的发生，每当社会偏差行为的出现，各媒体都竞相报道、追踪，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吸引更多的受众。各媒体的记者遍布全国甚至覆盖到其他国家，敏锐地洞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并尽早进行报道或刊发，追求“独家报道”、“首次披露”的轰动效应。未能抢到头彩的其他媒体也不甘示弱，会争取在问题评说的深度或角度等其他方面给予与众不同的关注，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样一来，公众不仅会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获悉事实并开始关注该事件，而且，各媒体的不一致的评论或介绍，也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关注，议论纷纷的局面短时间内就会形成，无疑就增强了舆论监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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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新春伊始，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成了八大网站的关注热点。只要网民点击163（网易）、sina（新浪）、sohu（搜狐）、people（人民网）、yahoo（雅虎）、xinhua（新华网）、qianlong（千龙网）、dayoo（大洋网），每个网站都设有“宝马案”专题。据《沈阳今报》报道，1月4日该报关于哈市“宝马撞人案”可能重新调查的消息见报后，从上午11时至晚上8时，新浪网的网友跟帖量就突破了1万条，据说创下了该网站当日单击新闻网友跟帖量之最。1月8日，《北京晚报》报道：记者今天得到消息，黑龙江省“宝马撞人案”在新浪、搜狐网上的点击率名列第一，超过“非典”时期的点击率。当“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疑问撞上了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操纵司法的现实阴影时，无数的讨伐声就顺着“宝马撞人案”这一决口喷发出来，积累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情绪找到了一个总爆发的导火索，难以描摹的种种不平衡心理夹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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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媒介的产业化拓宽了舆论监督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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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多元化的媒介格局，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对峙促使它们寻找新的发现、新的焦点和热点，披露人们热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很多媒介开始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设置新闻热线，全天开通，公众遇有新闻事件，即可随时拨打，经过媒介的调查报道，有较大价值的还要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也有的受众自己遭遇到不公平时，知道及时地给媒介打电话，媒介便凭借自己的职业特点进行调查采访，并披露曝光，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使问题得以解决。这样既使群众感觉到自身的价值，提高了他们参与节目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媒介自身的新闻搜索能力，扩大了媒介的影响力。媒介自身的高度警觉，再加上群众的积极参与，使舆论监督的覆盖面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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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媒介的产业化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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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和领域，没有哪一种方式能像它那样有效地动员亿万公众自觉参与国家管理。而舆论监督的基础就是公众参与，即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决策过程。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覆盖面越广，威力越大，震慑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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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产业化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调动了受众，在客观上扩大了舆论监督的参与圈。“众口铄金”、“千夫所指”的局面往往让人望而却步，快速纠正个人或组织的偏差及错误行为。应当说，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舆论监督的威力越来越大，一些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者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遏制，一些有悖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行为方式受到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的斥责。舆论监督在预防和救治社会偏差行为上显示出应有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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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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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是立足于一定的价值观念来进行评论、报道和发布的。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传播少数人的意见和评价，引发多数人的评论，达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的过程。而舆论监督是在肯定己方价值观念的同时，否定监督对象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和倡导价值观念的途径和方式，是价值传播系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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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监督的基础是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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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评价，评价的依据是价值观念。具体到每一个舆论的参与者，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各种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不具备特定价值观念的人只能是人，而不是主体，参与不了舆论的形成。舆论的主体是社会主体，是对单个人的一种超越。舆论监督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是个体价值观念的抽象和综合。它决定着社会主体该对什么事情、什么现象进行监督，即什么是社会偏差行为，决定着社会主体如何进行监督，以及监督的力度和深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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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天的遗传因素、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职务、经济状况、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成长过程的一切经历，像一个背负着的“生命空间”一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反映。人们面对无数的信息，价值观念就像人的“有色眼镜”，又似一只筛子，它帮助人们筛掉那些与己不合的信息，不去理睬，不去关注，而留下与自己原有倾向一致的信息，并总是在寻找能够支持和证实他们实际行为的信息。如果有些时候人们不能自我决定，避不开那些自己不愿意关注的信息，就会在对那些信息的理解上，即在“译码”过程中，以既有的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如人们对某些信息的增添或删减，误解或曲解等。但如果在自我价值观念引导下做出的解释仍在内心与既有价值观念发生冲突，价值观念就会进一步影响信息的储存，如人们总是倾向于记住自己感兴趣或赞同的信息和意见，对于那些自认为枯燥乏味、毫无意义、漏洞百出的信息内容则往往如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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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去关注该信息，那么对该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参与舆论监督了。不得已而了解到了这一信息内容，却用既有的价值观念去曲解或删减它，还是无法形成较有说服力的观点，不能融入到人们对问题的议论中来，无法成为舆论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果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而趋同于某种舆论之中，也最终会在价值观念的斗争中倒向既有价值观念的一边。一些贪官污吏们总能把国家发布的关于惩治腐败分子的各项法律法规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行动中又离题万丈，而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真实价值观念和行为向人民做出交代，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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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和先导，是舆论监督的内在支撑和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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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一种价值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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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观点都是在交流中产生或改变的。舆论在它形成以前只是存在着的个别的个人意见，或者只是多数个体内心潜在的、模糊的倾向和情绪。要想从个别的、潜在的、游移不定的意见转变为大多数人一致赞同的、明确的、声势浩大的公众意见，必须依靠传播、沟通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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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期舆论的形成主要靠人际传播，以公众讨论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它使最初只为少数人拥有的意见逐渐扩大为多数人，或者将原先埋藏在公众个人心底的呼声在与他人议论的过程中得到认同和呼应，从而成为公众可以公开表达的一致态度，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现代社会舆论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传播言论，直接反映舆论，经过舆论主体的分析、判断，形成舆论。大众传播媒介也可以传播事实，而事实本身是经过选择的，当然，选择本身就是以价值观念为基础。大众传播媒介是处理大量社会信息的“过滤器”，媒介工作者是决定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的“守门人”。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事实出现，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而舍弃另外一个，其决定因素是价值观念。组织传播也可以形成舆论，组织传播往往是有目的的，引导性强，主要通过会议动员和协商对话等形式来引导组织成员的价值趋向和意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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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监督在形成过程中，各种传播形式彼此配合，彼此联结。特别是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在舆论的形成之中互为补充。大众媒介在提供信息、先声夺人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人际传播在深化认识最终促成态度改变、行为发生方面则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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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舆论的引导“与其用公开鲜明的主张直接地领导舆论，不如用制造信息环境的方法造成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从而间接地诱导舆论。在现代社会，后者不仅比前者更普遍，而且可以说效果更大”〔13〕。李普曼认为，人们总是根据“脑海中的世界图景”来行动，而这幅图景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识大都是从大众媒介间接得来的。人们过分依赖媒介制造的信息环境，便使得大众媒介实施大规模舆论控制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媒介通过制造信息环境诱导舆论是默默进行的，不仅毫无痕迹，而且效果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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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形式是舆论，目的是监督。它的形成是由少数人的意见和看法、价值观念和态度，向多数人传播，达成倾向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观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价值传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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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传播，一个人或少数人对某事件的评说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都只能是单个的、孤立的、不为人知的一家之言，产生不了影响，发挥不了作用，“独清其清”、“独浊其浊”，对社会的意义很小，只有将自我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产生的观点、看法、意见建议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才能引发人们的讨论和评价、切磋和交流，在观点的碰撞中，在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调和中，使意见趋向一致，指向社会偏差行为的主体，实施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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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舆论监督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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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的研究已经逐步突破“议题设置理论”，而趋向“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议题设置理论”的结合，从以传播者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围绕着受众来研究受众如何对待和利用媒介信息，即以受众个体接触媒介信息的动机和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来确定效果的有无和大小。“使用与满足理论”不仅要考察受众“从媒体中获得满足以后行为的反馈作用，而且考虑到使用者的需要、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和心理根源，这些形成了人们行为的动机”〔14〕。受众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信息和选择媒介。但是，在传播的实际发生过程中，由于受到“议题设置”、“把关人”等过滤，受众的主动性是有限的，“人们还应注意到，在传播活动中，还有一个居于更加有利地位的、更加活跃、有时甚至是极其固执的和独断的传播者”〔15〕。因此，价值传播的效果是媒介议题设置和社会公众自主选择结合而成的，强调任何一面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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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一词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部分是舆论，而谓语部分的监督隐含着一个表示效果的宾语，即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社会上各种偏差行为或观念自由表达意见从而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对社会偏差行为不产生社会效果的舆论不能称之为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所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即监督成效。它是由媒介先将议题设置出来，引起公众的注意，同时，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公众也在用自我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媒介所设置的议题，汲取满足自我价值需求的信息。当二者吻合，达成一致时，公众便会对一致认同的社会偏差行为者进行抨击和谴责，使社会偏差行为得到矫正，实现舆论监督效果。因此说，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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