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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发现文字、开始用文字来记载和表达思想时，传播才开始形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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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价值传播的文字传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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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传播有了巨大的进步。阅读成了获得知识、展开想像力、享受艺术、开拓人类精神领域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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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变革，它缩短了人际交往的距离，节省了传播的时间，提高了改变现实生活的速度。中国自古就重视文字记载，图书典籍和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早在周代，政府就设置史官，而且以后的历代王朝都沿袭此制度。从《尚书》、《尧典》到《清史稿》、《清实录》，从《史记》到《明史》，记载了大量古人的生活实践活动。编者不仅收集了前代的大量资料，而且在收集采编的过程中也融入了个人的价值观念，或者说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进行工作的，为的是“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竹简，后来又有了毕的活字印刷，但是真正对大众传播有革命性影响的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印刷机反映了早期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不仅延长了人类的手臂，也延长了人类的思想。也正是基于文字的发明，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如报纸、杂志、书籍才最终出现，价值传播才呈现出多面性，渠道多样，方方面面，互相联系，彼此相通，构成一个较为简单的传播体系。传播已经成为在人的组织下的自觉行为，规模和范围都得到空前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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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双方的对称已被打破。传播者可能是一个人（书的作者），而受众则是独立各异的群体。这时的价值传播已经突破了面对面的、直接的传播，可以跨越时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传播时间的延迟性取代了即时性；在空间上超越了直接可感的距离。传播者对受众的对话回应已成为对传播效果的预期，受众与传播者的对话也因接受、理解程度的差异表现出思想和行为反馈的巨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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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发明，使人类文明得以延续，使人类文化得以传承，提高了价值观念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文字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它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受众的范围，把价值观念的传播仅仅局限在能识字、有文化的人中间，有时还需要相当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无疑有一种“贵族化”的味道，形成了传播者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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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价值传播的电子传播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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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传播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产生。如果说广播的现场直播让人类感受到了与现实世界“有距离的同步”，那么电视的现场直播则令人类享受到了“没有距离感的同步”。电视的现场直播给人类造成了一种虚幻的感觉误区，似乎人类真的在新闻的发生现场，而事实上，人们只是呆在家里看电视，电视几乎是悄悄地“消灭”了人们与新闻之间的时空距离，使人类恢复了自文字印刷传播兴起后已长期失落的接受信息刺激时五官并用的本能，恢复了人类感官的平衡，使人类能像生活中那样立体地认识问题，单向度地重现了人际传播的对话情景（传播者看不到受众），但远远延长了时空距离。电视作为技术，为其使用者创造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操作的空间，又是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虽然没有绝对的分界，电视（以及其他信息与传播技术）区别于非交流性的家用电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双重连接作用，它本身具有意义，同时，它还是意义的传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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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介的出现意味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提高了价值观念传播的速度。传播手段十分简单，只要有一台接收机，即可收到电台或电视台发出的信号，无需中间环节。信息种类也大大增多了，人们不仅可用听觉代替视觉，而且可以看到真实的画面了。由于它们能迅速传播信息并有声有色，越来越受到观众和听众的青睐，“后来者居上”，它远远超过了文字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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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能通过电波逼真地传递音响和活动图像，将活动现场的一切信息立刻告知受众，受众即使在万里之遥的穷乡僻壤也可以如身临其境一般耳闻目睹事实的全貌，彻底打破了时间、空间乃至不同文化对文化传播的限制，实现了超时空跨文化的传播，把几乎整个人类变成了它的受众，使文化成果不再是少数人专享的精神财富，而是为一切人所共享。全国上下，不分男女老幼和教育程度高低，亿万人共赏春节电视晚会，便是最典型的景象。传播媒介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构造者，人们已不能离开它而生活，不得不接受它的影响。受众可以听到或看到传播的信息，他们的回应就是对电台、时段、频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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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出现是价值传播媒介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下一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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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价值传播系统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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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价值传播系统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它们对现代价值传播系统的完善和健全起到敦促和警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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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政治价值，忽视文化和娱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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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传播系统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的被限定在控制和掌握舆论上，属于当权者控制、财政上依赖政府拨款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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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传播系统一般都有固定的组织或机构来进行，负责采集信息、编辑新闻、发布消息。它们的主导思想是政治稳定、政治第一。我国传统的价值传播中，无论是政治信息，还是经济新闻，都严重地忽视了受众的反映，忽视了受众的主体性，把一些政治主张武断地强加给受众，忽视了价值传播中的价值观念是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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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调灌输，忽视对话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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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传播系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由上面的权力机关安排好定势的价值观念，筹划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传播的受众和预计达到的效果，然后，自上而下传达下来。受众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这也是“子弹头”理论的支撑，大大降低了受众的兴趣和积极性，让受众一直处于被动，没有思考和评判的权利。这种传播方式是纯粹的独白式灌输。对于人际交流，独白式的特点是“自我中心”，排斥他人。“独白”是一条“单行道”，只有一个方向。“独白”表明，一个自我又回到原来的自我那里去了，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独白式的传播往往会产生“我的绝对正确”这种负面修辞。当一个社会只有独白式传播，或者让其占主流，只鼓励这种传播样式时，就会因过于“独白”，而产生严重对立的问题。这种传播方式缺少真正的对话，是“自我中心”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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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很多。“大跃进”时的狂热，“文革”时的棍棒，都形成了对受众不容置疑的“强势话语”传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工业社会制造虚假需求和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详细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大众媒介作为一种灌输和操纵的手段，在制造虚假需求、助长虚假意识的同时，又使人意识不到这种虚假性而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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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间，中国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按计划来设置的大一统格局。全国的情况是“一报”（《人民日报》）、“一刊”（《红旗》杂志）、“一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发展到中央电视台开播。从省（市）一级看，基本格局长期是“一报、一台”，到80年代初才有了电视台。除了像《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屈指可数的几份报纸外，党委机关报就是报纸的全部，媒介经济几乎是一张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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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照巴赫金的观点，人类社会生活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交流；不是封闭的自我言说，而是开放的对话。与布伯一样，巴赫金对人类经验中的独白同样持批评的观点。对他而言，一个独白的自我、隔绝的自我、孤立的自我、封闭的自我、不向他人传播的自我，都是丧失自我的基本原因。这样说来，人类的传播应该是多种声音的对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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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调共性，要求整齐划一，忽视个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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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传播系统是一种单向的集中模式，强调整齐划一、排除异己。“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历史上为了统一价值观念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一体化措施。“文化大革命”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一种集权制度在价值观念传播中的体现。只是强调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忽视个人利益，甚至将谈个人利益者说成“个人主义”加以抨击和反对。片面地强调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忽视了大河本身就是由小河汇集而成的。这样的价值传播模式也曾经维护了虚幻或真实的集体，形成了我国传统的新闻“大一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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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价值传播系统忽视或不允许其他非官方的声音和价值观念存在，整个社会必须按权力机关规定的方向，按权力机关认可的方式去发展自己。整个社会都成了“千篇一律”、“千人一心”、“千报一声”了。自我个性的长期压抑和控制，往往会造成口服心不服，表面一套、内心一套的双重人格。隐蔽的反抗与对峙比正面的反抗与对峙更可怕，这样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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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公众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个性和主体性的凸显，社会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再去要求整齐划一，不仅是荒唐的，也是根本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