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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者机智地运用暗访和线人。新闻舆论监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抨击丑恶，追求公正，包括揭黑类的批评性报道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抨击手段。但由于舆论报道的是“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31〕，而且由于采访对象通常因为利益相关而相互包庇，所以采访批评性报道的对象尤其是揭露黑暗现象时，正常的采访是很难或者说是不可能获得第一手新闻素材的。美国《世界报》女记者勒丽·蓓蕾为了查到疯人院虐待患者的真相，自己装作疯子，让人送进疯人院，当了好几个月的“患者”；白人记者约翰·格里芬为了揭露美国的种族歧视，把自己化装成黑人，到美国南部各地调查和体验黑人所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写成了《像我一样黑》……这次长洲戒毒所真相的揭露，也是记者假扮“鸡头”获取的真实材料。这种不暴露记者身份的采访，“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不公开获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而并未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32〕被称为隐性采访，也称作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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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隐性采访可以更加真实地、客观地获取第一手新闻事实素材，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并且可以给受众以最大程度的“可信度”，所以许多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特别是进行批评性报道、调查性新闻和社会问题性新闻时，多采用隐性采访。“记者的神圣使命是挖掘事实真相。然而，真相并不是很容易挖掘的。特别是在揭露阴暗，打击丑恶时候，试试隐性采访，或许能收到奇效。”〔33〕“长洲戒毒所威胁戒毒女卖淫案”的成功揭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注意内线人员的作用和与警方的配合。和本案类似的具有揭黑性质的暗访式的调查报道，要想在调查中获取真相，能否得到内线人员的帮助往往是一个关键。所谓内线人员，是指那些知道一些内幕消息的明白人，他们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大部分时候是自己私心私利所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人是真正关心社会大众的。本案的阿文是因为需要帮助和对邪恶的愤怒而报料的。长洲戒毒所的黑幕之所以能够揭露出来，与阿文提供的确切新闻信息并且积极协助密切相关。一位记者说：阿文不向我们举报这件事情，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不知道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没有后面这些故事。阿文作为报料人，积极协助记者调查和取证，为揭露事件真相，不仅起到了“新闻线人”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了“公安线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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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了一个优秀的记者在揭露丑恶时，除了具有正义和良知，以及自身的勇气和机智之外，还需要善于利用有利条件，争取到内线的支持与配合，争取到必要的外在支持，比如说争取到警方的支持，才能保证安全，完成调查采访。近几年随着各新闻单位暗访手段的经常使用，社会大众对暗访也逐渐熟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对暗访存有戒心，暗访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因而，从舆论监督的安全方面来说，这对利用暗访形式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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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的正义精神与勇敢。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原动力就是某种心理力量，并通过一定的职业态度表现出来。揭露长洲戒毒所真相的记者赵世龙在接到吸毒女揭发戒毒所报料后，第一反应就表现了职业的敏感。“我一听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料信息，但是想做成它，对记者个人的调查功力要求高，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核实信息源和更多的内情。”〔34〕尽管知道调查的艰难，但出于记者的责任和良知，他们知难而进，冒着危险，深入戒毒所进行卧底暗访：假扮“鸡头”，出入戒毒所获得证据；面对怀疑，机智摆脱盯梢；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揭露丑恶，用职业精神激励自己履行媒体的神圣职责，维护社会正义，传承前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优良传统，真正体现了著名青年记者卢跃刚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意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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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职业精神和社会正义感，赵世龙对自己8000余字的案件全程调查稿件最后只以600字的简讯发表，表示遗憾；对案件深层黑幕依然束之高阁，没有一个负有罪责的领导受到司法追究，感到愤慨。但他依然坚持不懈，案发一年后，赵世龙与央视五位记者联袂深入调查，进一步揭露出戒毒所曾经打死多人、赚取一两千万黑金等更多惊人的犯罪事实。2003年7月14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阿文的噩梦”，举国震动，引起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对此案的高度关注。在此高压下，长洲戒毒所原所长罗贤文、广东省第二工人疗养院原院领导刘国华、张一平先后被立案调查。2003年9月20日，《羊城晚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赵世龙所撰写的报道，引题是《滥用职权勾结“鸡头”贩卖戒毒女胁迫卖淫》，正标题是《“长洲戒毒所案”两头头跑不掉了》，副题是《原所长罗贤文被刑拘，原省第二工疗院张一平潜逃正在追捕》。记者用报道表现出了自己对舆论监督和正义力量获得胜利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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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妻看黄碟”案：法治社会公民权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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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引起全国媒体如此强烈的关注，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尚不多见。它引发了中国媒体对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边界问题的讨论，众多媒体携手，坚定捍卫了公民的权利。“黄碟事件”将会像“德雷福斯事件”永远留在法国人权史上一样留在中国的新闻和司法史上，并永远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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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回放〔36〕：公权滥用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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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18日晚，延安宝塔区公安分局万花山派出所民警接到举报，称在宝塔区万花村的一个诊所里（诊所面对一条大街，紧邻着一排房屋，诊所有两个商业门面，其中一间放着一张床）有人在播放黄碟，于是四名民警身着警服，但是未佩戴警衔，前去查看。民警从后面的窗户上看见的确有人在看黄碟，他们找借口进入诊所，在查处过程中与诊所主人张某夫妇发生冲突，两民警受伤。民警后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将张某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并查扣了电视机、影碟机等物品，张某向派出所交了1000元暂扣款后被放回。8月20日《华商报》对此事率先刊登了《家中看黄碟 民警上门查》的报道，8月21日又刊登了《家中看黄碟违法吗》。此后反响还在继续，但是，当事人张某被释放回家后，事件似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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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黄碟事件过去了两个多月后的10月21日，延安宝塔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以“涉嫌妨害公务”为由刑拘了当事人张某。《华商报》10月23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夫妻看黄碟”事件没完 当事人日前再次被刑拘》，黄碟事件再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随后，此事件立刻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舆论界、法律界对此事持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法律界、新闻界还是公众，绝大多数都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不违法，民警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新浪网上对读者的调查显示：认为在家中看黄碟不违法的占95.2％，而认为违法的仅占2.8％；认为民警的行为不合法的占94％，而认为合法的仅占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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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北京律师向阳通过网络看到了《华商报》的报道，发表了他对此事的看法，并表示愿意为张某提供法律帮助。随后北京、天津、西安的多位律师也纷纷表示，愿意为张某及其家人提供法律帮助。由于舆论形成的强大压力，法学专家、律师以及司法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号，延安市检察院依法做出了对看“黄碟”不批捕的决定。延安警方无奈同意将已拘捕15天的张某“取保候审”。10月28日，宝塔区公安分局将这一案件的有关材料转给了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批捕科，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但11月4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审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分局补充侦查。2002年11月5日下午，在办理了取保候审等相关手续后，张某走出了宝塔区看守所，至此，他已经在看守所里度过了15个昼夜。在走出看守所整整一个月之后的12月5日，张某接到了宝塔区公安分局关于解除其取保候审的通知，从而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的1000元“暂扣款”同时被退还，至此，在经历了近4个月的身心煎熬之后，张某和他的家人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自11月5日以取保候审形式被释放回家之后的一个月，张某的精神一直处于反常状态。11月12日，当事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应激精神障碍。院方建议住院治疗，而他经营的诊所也因此一直无法继续营业。一个普通的家庭和他们的亲人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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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喜的是，在舆论的监督下，虽几经波折，历经130余天的煎熬，“黄碟事件”终于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落下帷幕。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区公安分局领导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当事人近3万元；宝塔区万花山派出所所长贺红亮及警长尚继斌待岗察看，警察任杰被清除出公安队伍。延安“夫妻看黄碟”事件终于有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结果。当事人张某的律师说：“事情终于圆满结束。”但从整个事件的解决过程来看，事件的每一个变动和波折，均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这次大部分媒体的指向惊人地一致，几乎是异口同声：警方人员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这个事件的“圆满解决”，似乎并不仅仅来自司法本身的纠错功能，还来自一种强大的外力——社会舆论。或者说，也许正是后者的力量才推动了前者纠错系统的启动，并在这种强大的外力作用下最终实现了纠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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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理性导向唤醒公民权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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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家中看黄碟案”并不复杂，然而，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反响和关注的程度，确实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其影响之广、反响之强早已超出“闺房之中、床第之间”的道德水准之争，而正如《南方周末》点评中指出的那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引起全国媒体这么广泛的关注，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尚不多见。“《华商报》长达半年地报道‘夫妻家中看黄碟’事件，由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引发了中国媒体对公民私权与国家公权边界问题的讨论，众多媒体携手，坚定捍卫了公民的权利。”更有报道指出，“黄碟事件”将会像“德雷福斯事件”永远留在了法国人权史上一样留在中国的新闻和司法史上，并永远给人启迪。有人甚至建议不妨把这个事件写入中国公民读本中。〔38〕《华商报》的记者江雪和张小斌因此报道获得了《南方周末》“2002年传媒公众服务杰出表现奖”，2003年，在陕西组织的一次公众问答调查中，“黄碟事件”被评为对陕西政法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事件之一，《华商报》记者江雪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2003年中国记者风云人物”的称号，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事件意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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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碟事件”的报道之所以取得了强烈的反响，关键在于《华商报》对事件意义的挖掘，并理性引导公众舆论，实现了媒体理性与社会良知的互动，让读者感受到社会公正对于公民的意义。这个舆论监督的案例体现了如下几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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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敏感：媒体关注社会生活的法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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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警察的冲突，在我们这个法制还不完善的国家，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但是，“夫妻在家看黄碟是否违法呢？”这个问题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就连律师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夫妻在家中看此类碟片并没有导致传播淫秽物品和借此盈利的结果，不能算违法行为。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淫秽光碟本身就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非法物品，不应流入社会特别是家庭中，所以，以任何形式贩卖、传播和观看淫秽物品都是违法行为，即使是夫妻二人在自己家中观看也不例外，公安部门有权查处和没收该光碟，并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做出批评教育或相应的治安处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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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观点是否代表了公众的意见呢？华商报社的领导敏感地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新闻性，他们设置了几个供讨论的问题：夫妻在家中看“黄碟”是否违法？民警到居民家中查扣“黄碟”是否应该先办理搜查证等？警方是否有权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并处罚？并留下了讨论热线的电话号码。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报道发出来的当天，《华商报》专设的讨论热线就异乎寻常地火爆，律师、法官、检察官包括警察等司法界人士都积极参与了讨论。但此时的社会舆论都是群情激奋，认为这是粗暴执法的典型案例。《华商报》整理了读者和采访专家的意见，于8月21日刊登了《夫妻家中看黄碟违法吗》，抓住了舆论讨论的关键点，反响仍在继续，大多数人通过媒体或者其他途径对警方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公权不应该随意干涉私权空间”，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谈话，对警方的行为进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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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思考：从个体层面提升到整个社会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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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黄碟案件”所引起空前的关注，《华商报》并没有去跟风和炒作，而是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思考。通过读者的反馈，法律专家的讨论，他们逐渐寻找到并展示出舆论的焦点，于是确定了从“私权利不容公权力践踏”的角度进行报道，提出了公民的权利问题，提升了报道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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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主题的提升，使得“黄碟事件”已经透过黄碟的表象深入到本质，即公民的隐私权和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一边是代表国家机器行使权力的警方，一边是一对以个体经营为生的夫妻，在这一力量对比悬殊的冲突中，一个全社会都无法不给深切关注的主体凸现出来了，那就是公民的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边界问题，这涉及我们国家的立法原则和基础。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必然牵动着每一个生活在同一法制空间中的人们的心灵。〔40〕这也是该报道如此牵动全国媒体、民众共同参与的原因所在，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此前曝光的其他警察滥用权力粗暴践踏公民权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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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民视角：维护弱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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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关注国计民生是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公器，媒体的舆论监督已不仅仅是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事件和新闻，关注公民的权益，关爱生命也日渐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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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安机关正式道歉，看碟夫妇获赔29137元”，“黄碟案件”获得了“圆满解决”。有媒体评论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和我们相关。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我们命运的写照。每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都能折射我们的命运。也许延安这对夫妻的命运，没有我们的呼喊不会改变。而延安这起事件的最后结果，也许从此给我们每个人的私生活的安宁加了一道保险。”〔41〕“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我们命运的写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通人的命运具有更大的关注价值，普通人的命运一旦遭受灾难，往往会引发格外强烈的共鸣。在这个日益多元化、日益开放的社会，在这个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在一个个性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社会，关注公民命运是媒体的最终指向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媒体，我们的义务就是这样关注那些受伤害的人，关注那些需要我们关注的事件。因为，关注弱者，关注我们的社会，也就是关注我们每个人自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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