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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公民的利益和命运需要媒体的关注。公民的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虽然现代社会的权力都是处于监督和制约之下的有限权力，但是由于权力自身具有扩张性，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权力总是倾向于无边界的膨胀，倾向于突破它最初所接受的限定。〔43〕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出现在公权力进入普通公民的私生活领域时，导致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就无法避免。而当一个公民在和国家机器比如公安机关进行博弈时，常常是那么的弱势和无助。因为滥用公权的表现，不仅可以不按照完整、合法的程序来处理，并且“找借口进入”张家，粗暴地介入私人空间，而且还可以在事隔两个月，为顾及面子而不怕报复之嫌突然改变了事由，以“涉嫌妨害公务”为由将事主再次刑事拘留。此时，当司法不能自动地给张某以救济时，舆论的力量显得多么的可贵。诚然，舆论的力量不是万能的，但任何缺少监督的权力都是非常可怕的。〔44〕许多人对这次“黄碟事件”不禁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舆论的强烈关注，这个事件到底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当事人的权利能不能得到维护？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件如果没有媒体的广泛参与和关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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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正介入：恪守媒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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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的威力并不是来自新闻本身，而是来自新闻背后所代表的民意。在“黄碟事件”近四个月的新闻报道中，《华商报》秉承公正的社会立场，真实报道事实。引起极大反响的《家中看黄碟 民警上门查》，从标题到内容都是客观地反映情况。就在“黄碟案”的报道引起全国舆论强烈反响，在许多媒体和读者对延安万花山派出所大搞“执法经济”义愤填膺的时候，《华商报》也没有热衷于炒作进行“越位审判”和观点评判，而是用客观的报道、理性的思考引发了许多法律专家、学者以及公众的热烈讨论。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谨守自己行使舆论监督权与尊重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裁量权的边界，正确定位了自己的角色。该报社在回顾整个报道过程中曾披露了一个细节：“在张某被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做出不批捕的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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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种客观和公正的舆论，才使得作为公权的代表宝塔区公安分局没有一味地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最终对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反思和主动纠正了错误，并主动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和赔偿，这也是媒体感到欣慰的。在《华商报》的一篇报道中，报道一位公安人员曾对张某的妻子说：“《华商报》的报道在这（指张某被释放）上面起了很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对你们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也是一次法制教育，可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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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京冠生园事件：公共利益支持记者的暗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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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专门的舆论监督法，隐性采访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论。事实上新闻界对其合法性表示认可，只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而不损害公民利益，即只要是目的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隐性采访的合法性便得到一致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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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成功的电视舆论监督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电视曝光后倒掉的是一个有严重不轨行为和损害公众利益行为的食品公司，它警示的是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小企业，它唤醒的则是数以亿计的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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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回放：为求证据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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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秋前夕的8月，南京、成都等地的一些消费者陆续反映，他们购买的月饼还没超出保质期却发生了霉变现象，群众反映的情况被地方媒体简单报道了一下后，就不了了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对其中的一家月饼生产厂家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月饼发霉的背后，隐藏着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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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不少消费者对南京冠生园月饼在保质期内发霉的反映后，央视记者于2000年8月就赶到南京进行了暗访。第一次拍摄从2000年8月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10月份才拍完。央视记者的拍摄是从南京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沿街的一幢厂房里开始的，这里有整整一层楼的窗户都被纸蒙得严严实实的。2000年中秋节过后的第9天，冠生园食品厂就将各地没有卖完的价值几百万元的月饼收回来，并运进了这间蒙着窗户纸的车间，然后由工人去皮抠馅，用小铲刮掉月饼皮，剥出里面的豆沙、凤梨和莲蓉等馅料，再运送到半成品车间，重新搅拌、炒制，由一个个独立的饼馅融成了一个整体，最后装进桶和箱子送冷库冷藏，等待来年再做月饼。2000年10月24日记者偷拍了这个场景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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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媒体批评性报道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慎重起见，进一步核对事实，央视的记者又耐心地等待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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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底，记者第二次来到南京。他们在南京冠生园附近租了间房，用了两部摄像机和望远镜等设备。为了不让人发现，也为了与对面蒙上帘子的厂房相匹配以减少不必要的怀疑，他们在房子里挂上了厚厚的窗帘，记者每天从冠生园上班开始盯，一直盯到他们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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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2日，离中秋节还有3个月的时间，冠生园就开始生产新月饼了。那些被保存了10个月的馅料搬出冷库，悄悄地派上了用场。在20天内有24箱凤梨、莲蓉等馅料从冷库拖进了生产车间，馅料的标签上还依稀标着原生产日期竟是2000年9月9日。总共有几十吨陈年月饼馅，在这些馅料中有不少已经发霉变质，这些发霉的馅料也会在重新使用之前再被回炉处理一下。2001年7月18日，一批桶装的豆沙馅就被送进半成品车间接受二次回炉。最终，所有这些馅被送上了生产线，用来加工做成“新”月饼。就在这种车间里，月饼大约以日生产量9万个的速度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销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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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天里，记者又拍到了月饼馅出库并投入生产的镜头。几十天下来，记者一共拍摄了总长达700分钟的素材带。此外，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还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深入厂区实地拍摄了不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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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剪辑处理，2001年9月3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播出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该报道一播出，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家媒体都铺天盖地般尾随报道和评论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反响。此后，从《人民日报》、《新华社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到《文汇报》、《北京日报》等省级报纸以及《羊城晚报》、《北京青年报》等都市报，都涉及了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多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早在1993年南京老牌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就用霉变的冷藏馅做月饼；而冠生园的经理吴震中则称，他们是遭到了“知情的同行暗算”，用陈馅当新馅在月饼行业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更令人震惊。这使打得火热的中秋月饼促销大战突遭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消费者对所有月饼的内在质量和食用安全产生强烈怀疑，许多食品店不得不亮出“本店没有冠生园月饼”、“本店原进冠生园月饼已全部退货”等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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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影响还是对月饼行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全国20多家挂“冠生园”牌子的月饼厂家都受到连累，销量直线下降，有的商家甚至直接打出“本店绝无冠生园月饼”的招牌。仅上海冠生园一家，在全国12个主要市场中退出了5个，全年销售损失在70％～80％。据估计，中国整个月饼市场销量下降了近四成，中国人对月饼的信心也降到了低谷，有人甚至声称这恐怕会改变中国人吃月饼的风俗习惯。受到该事件影响最大的还是南京冠生园食品厂，被媒体曝光后，销量一落千丈，2002年3月7日，南京冠生园正式申请破产〔46〕，使得“冠生园”这个老字号成为南京市第一家宣告破产的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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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支持新闻记者的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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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舆论监督的效果来看，南京冠生园事件是运用暗访手段揭露事实真相的典型案例，其不可质疑的真实性和现场感显示了暗访的巨大威力：一图胜千言！被称为“电视暗访的杰作”〔47〕。南京冠生园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新闻记者对商家不法行为的曝光，更在于它引导人们深入思考暗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以及媒体在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时，如何规避新闻侵权的危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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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将隐性采访（又称秘密采访或暗访）定义为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用偷拍偷录等隐蔽手段对事件或人物进行的采访。在美国，隐性采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且新闻界内外人士为新闻媒体使用隐性采访是否正确已经争论了至少30年，我国的这种论证最多不过5年到6年。在显性采访受限的情况下，暗访这种独特的采访方式赋予新闻较强的“可读性”、“可视性”、“可听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真相。暗访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有其合理性，如果运用得当，就可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二是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三是对正面报道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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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界的一部分学者对暗访的法律依据仍保留看法。一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找不到隐性采访的法律规定，隐性采访之所以通行，只是依据“隐性采访是采访手段之一”和“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为之”这类一般推理，因而其法律保障是脆弱的；二是我国公民借助法律对人身权利保护的意识普遍较为淡薄，隐性采访的过度滥用，极易导致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公民人身权利受到无谓侵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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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新闻采访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和权利，暗访作为新闻工作者依法享有和行使的采访权利的一部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其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符合调查的四原则：采访的对象严重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没有其他途径收集材料；暴露身份就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得到批准。〔49〕已在2002年4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其中第68条规定可以认为为暗访提供了法律依据：一是在隐性采访中，以合法手段获取的新闻事实，可以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二是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采访是合法的行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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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隐性采访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论，但实践中，新闻界对其合法性表示了认可。只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勇于批评、揭露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而不损害公民利益，即只要是目的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隐性采访就具有合法性。一方面由于需要保证人民群众能通过大众传媒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监督政府行为；另一方面，我国的舆论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新闻工作者开展舆论监督相当艰难，新闻自由的环境还需要特别的保护和培育；同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工作也受到社会的广泛信任和尊重，因此，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行政、司法实践中，也是向保护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倾斜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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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成功的舆论监督的个案，南京冠生园事件暗访的合法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舆论监督过程来看，冠生园事件暗访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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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南京冠生园的暗访，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和对不法行为的揭露。月饼作为市场公开流通的商品，其安全与否，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介，有权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食品企业进行监督，这不仅是人民应当享有的知情权，而且是生命安全权的需要。很显然，对于南京冠生园为追逐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通过正常的采访是无法获得真实情况的。多年来，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往往因为不知情而处于被动地位。媒体对南京冠生园月饼使用陈馅的报道，使公众了解到日常消费品的卫生、质量情况，并唤起他们的维权意识和公民意识，由此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央视记者通过暗访的形式，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该企业的生产的真实性，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虽然，这种强大的舆论影响使这个企业倒闭，但是倒掉的是一个有严重不轨行为和损害公众利益行为的食品公司，这也是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需要，并警示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小企业，这其实是舆论监督对维持市场秩序、加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法制建设的有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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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记者暗访所报道的情况是客观真实的，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整个暗访过程中，央视的记者和领导对批评性的报道一直抱着慎之又慎、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是谨慎求证的职业态度。“在第一次偷拍了南京冠生园回收月饼的镜头后，当时认为就可播出，但是领导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于是等了一年。其实对一条新闻的兴奋度保持一年真的很难。今年7月2号，我们得到消息，说厂家开工了，我们迅速赶赴南京，在地方台朋友以及线人的配合下，终于拍到了需要的东西。”〔52〕正是考虑了如果事实不清、批评不当所造成的影响，央视等候了一年，以求得更加充分的证据，体现了新闻媒体极其负责和认真的态度。二是正义无私的职业道德。从一开始央视就是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与良知出发进行调查的，面对南京冠生园发表的针锋相对的严厉指责的公开信，央视底气十足、无所畏惧地表示：“我们本着真实客观和极其慎重的态度，采访、制作、报道了南冠用去年旧馅制作今年月饼的事实，但我们和南冠公司绝无私仇。”〔53〕事实上，央视记者始终恪守着新闻职业道德。三是勇敢顽强的职业精神。在第二次暗访的时候，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们体验着7月南京高温的炙热，躲在一间拉着厚厚窗帘的屋子里，进行“偷拍偷录”。“曾经有几天，为了不漏掉宝贵的细节，我们从早上6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这期间一直盯在摄像机旁，午餐、晚餐都是请不相干的人代买的。”〔54〕如果没有揭批不轨行为的正义感，没有勇担责任的职业精神，在对南京冠生园暗访期间，记者怎么会在像蒸笼一样的房间里，每天从冠生园上班开始盯，一直盯到他们收工？又怎么会为了调查真实真相，冒着风险深入厂区实地拍摄？几十天下来，他们一共拍摄了总长达700分钟的素材带。后来仅是整理、剪辑、做特技，就用了一个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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