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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缺位，不仅使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无法保护，而且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也无从保证。随着我国舆论监督的视野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对新闻事件的挖掘越来越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集团的利益，“冒犯”权威，“影响”形象，这便是殷新生落下的“祸根”。然而，像殷新生这样的悲剧，并没有就此终止，而只是变化了另一种方式：干涉正常采访，封闭新闻消息，殴打甚至强制拘留记者，破坏设备器材，诉讼新闻媒体等，这侵犯的不仅仅是舆论监督权利，还有他们作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人身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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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4日，新华社音像记者应曲川正在浙江临海市大田街道下沙屠村现场采访，遭到二十多人阻挠、殴打，头部、脸部等多处软组织挫伤；2004年8月1日，南京四家媒体近10位记者在一次正当的采访过程中，遭到江苏省教育厅数十名保安和工作人员围殴、毒打，一名记者当场被打昏，其他记者均不同程度受伤；2003年10月，《重庆商报》的女记者罗侠到重庆市渝堰夜总会采访被打伤住院治疗；2003年11月12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山西省保德县采访一家污染企业时被殴打；2002年，《羊城晚报》、《南宁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在不同的采访中被粗暴阻挠，殴打辱骂……这还仅仅是近年来新闻记者因正常采访而遭到人身伤害事件中的几例。据中国记协统计，自1998年设立新闻工作者维权委员会以来，受理的关于记者受害的投诉就有300多起，其中包括很多非法拘禁和殴打记者等恶性案件。可以说，记者权益受侵害事件的发生呈逐年上升趋势，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说就是：“没完没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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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到威胁、恐吓的情况，对许多进行批评性报道的记者来说，就更频繁了。揭露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的朱克勤、揭露长洲戒毒所黑幕的记者赵世龙等都曾受到威胁、恐吓。其中赵世龙说“我做记者10年来第一次真正感到害怕，央视《新闻调查》都报道了，他们还敢这样嚣张，公开和暗地威胁我。”以至于他后来不得不在西祠胡同“记者的家”网站上发出呼救帖：“本人在广州素与人为善，如遇不测，定为长洲戒毒所所长罗贤文所为。”而像他这样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记者岂止一个？这不仅仅是新闻记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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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的频繁出现，一方面使记者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使得“被批评者”气焰更加嚣张，由此导致舆论监督的弱化、批评精神的压抑。批评精神的压抑必然减弱社会道义、压制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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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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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作为反映人民群众意志和呼声的通道和窗口，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和重要的监督职能。新闻采访权、报道权和舆论监督权是公民的社会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代表和延伸。作为具体的公民，其上述权力是通过新闻记者的具体采访报道行为来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遇到困难和不平就盼望记者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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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新生的被“诱捕”到愈演愈烈的记者被打，本质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在我国目前现实社会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就是存在不当的特殊利益问题。有些政府部门，有些地方机构有着作为一个集团的自身利益追求，实际上形成脱离公共利益的或明或暗的利益实体。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立法过程中〔79〕，而且表现在执法过程中，表现在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各种行为中。新闻媒体在直接的行政干预和利益保护主义阻力面前，常常无能为力，难有作为。这使得舆论“失语”，监督“失位”，本质上是公民知情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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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副总编邱远勋、张宪民认为，保护记者的采访权就是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就是保护正义的监督权！试想，如果这些权力遭到践踏受到破坏，那罪恶的东西怎会在阳光下枯萎死亡？而正义的东西又怎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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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记者维权还存在着法律缺位，但人们有理由相信，真正的记者是永远不畏艰险的，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的信念是不会动摇的。《新京报》的发刊词表明了我国媒体的骄傲：“责任感总使一些人出类拔萃！《新京报》至高无上的责任就是忠诚看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新京报》的口号是：‘负责报道一切。’《新京报》致力于对报道的新闻负责，一切新闻和一切责任。有责任报道一切新闻，追求新闻的终极价值和普世价值；更有责任对报道的新闻负一切责任，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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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尽管新闻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实行舆论监督权，是党和人民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崇高职责，是符合党心民心的。但这种权力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新闻界诸多人士在讨论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法律保障以及功能定位时都迫切感到，没有法律的准绳，舆论监督以及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得到保障，也得不到应有的规范和制约。作为和平时期非军事性职业中风险第二大的职业，有敬业精神的记者们，并不惧怕职业决定的危险和牺牲。无论滔滔洪水、烈烈大火等灾害，还是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无论是缉毒、打黑、反走私，还是探险、登山、极地考察，这些都堪称高风险的活动，但都不能阻挡新闻记者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能为全国观众、听众和读者提供最新、最快、最好的报道，他们甘愿冒最大的风险，这是职业的要求和荣耀。但是，我们的社会不能漠视一桩桩、一件件的对记者的无理取闹，肆意辱骂，粗暴殴打的事件。这不仅是对我们个人，更是对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的蔑视，是对新闻的神圣权利的侵犯。新闻舆论监督呼唤法律，刻不容缓。这是新闻记者的呼喊，也是公民和正义的呼喊！舆论监督需要突破，建设政治文明需要突破，现实的困境迫切需要出台一部相关的新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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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繁峙受贿事件：舆论监督也需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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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特大矿难事故的影响不仅在于通过一些记者面对危险无所畏惧，勇敢地揭露事故真相，更在于作为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舆论监督也需要被监督的个案。在采访过程中包括四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违背职业道德，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对事故真相不予报道，“集体失语”引发了社会对规范新闻记者职业道德和对舆论监督者的监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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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回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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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22日14时30分，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王全全矿井发生一起特大爆炸事故，38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不是积极设法进行抢救，而是与个别地方官员沆瀣一气，隐瞒事故真相。据有关媒体报道，事发当晚，涉案的非法矿主殷三、杨海龙、杨治兴、王建勇等商定统一了“2人死亡、4人受伤”的口径，同时几人做了明确分工：王建勇负责做繁峙县县长王彦平的工作；杨海龙负责做其他县领导的工作；殷三负责应付领导、记者的调查和遣散民工；杨治兴负责转移、藏匿尸体及与死难矿工家属的私了事宜。同时，殷三等指使其他矿井的10名民工冒充逃生工人，向繁峙县调查人员作伪证。当晚11时，矿主将遇难矿工尸体进行转移、掩埋。在此后的23日至28日这几天里，非法矿主一方面召集王全全矿井工人开会，恐吓工人和家属不得说出事情真相，遣散民工和家属；另一方面组织工人封盖、填埋副井，破坏现场，焚烧、掩埋遇难者尸体。30多具遇难者尸体被二次分散灭迹：或焚尸于田野，或抛尸于废弃窑洞，或掩埋于沟壑……极力隐瞒真相。同时，非法矿主给繁峙县县长王彦平打电话做工作，要求不要把事情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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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县委、县政府在组织事故调查时，轻信矿主报告，并于6月22日事故发生当天21时左右按“2死4伤”的口径向忻州市委、市政府报告了事故伤亡情况。此后，繁峙县政府在县长王彦平的指示下，繁峙县公安局在已知事故死亡人数超过2人的情况下，28日仍按“2死4伤”出具了关于事故伤亡情况的材料。6月30日，矿难事故发生8天后，山西省根据举报成立了“6·22”矿难调查组，开始多方查找遇难者的尸体。两天之内，调查人员在碱峪、浪涧山、中虎峪等埋尸点发现矿工尸体，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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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隐瞒死亡人数，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通过金钱收买采访事故的新闻记者，达到封口的目的。2002年6月23日，《山西经济日报》记者苏勇和《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以及刘的另外两个同事白建芳、阎珍寿赶到矿难现场。由于采访受阻，刘玉柱等四人回到了砂河镇，一通讯组的人告诉他们调查结果是“2死4伤”。6月24日，四人到了附近的代县办事，繁峙矿上的一个人追到代县，送三万元钱给苏勇等人。苏勇对刘玉柱说：“繁峙方面托关系，请你们千万不要做公开报道。”苏自留8000元，同时将剩下的2.2万元现金，分给刘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新华社山西分社在得知繁峙发生矿难的消息后，特意派出一支四人采访小分队，负责人是有矿难报道经验的采编部副主任鄯宝红，其余为摄影部副主任安小虎、音像部主任王东平和政文部记者谭旭。6月24日晚，采访小分队赶到繁峙县。县委书记王建华对小分队热情接待。当晚及25日凌晨，王建华分别到鄯宝红和安小虎的房间。寒暄过后，通报了“2死4伤”的情况，并请求予以关照，随即往两人的手提包中各放了两万元现金。24日晚9时，县委书记王建华还嘱托忻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有恒：“矿上出事，有记者去了，请胡部长去协调一下。”胡有恒第二天一早赶到繁峙，与新华社记者会面，并一起参加了县委、县政府召开的情况汇报会。随后，新华社记者与胡有恒等人去了砂河镇的矿难现场。就在这一天的采访中，几位记者得到了一份117名下井矿工的名单。这是一个重大的线索。但是当天，收受了两万元现金的鄯宝红和安小虎并没有顺着这个线索调查下去。就在采访小分队返回之前，繁峙县又送给每个记者重28克、价值2400元的金元宝一个。另外，《山西生活晨报》的三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分别收受了5000元的贿赂。据上海《东方早报》的报道，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了三名记者一万元，但这三名记者以三人分不开为由，打电话给繁峙方面，要求能否给1.2万元或1.5万元，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每人平分5000元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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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一年之后，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报道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事件。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和处理结果，并以此为警示，向全社会做出承诺：坚持报实情、讲真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坚决抵制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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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的报道迅速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舆论和新闻界的震动，全国各大媒体发表了相关评论，网上也对此反响甚大。“记者收黑钱”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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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论监督记者不能丧失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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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舆论监督的个案，繁峙事件的影响不仅在于面对非法矿主和当地政府隐瞒真相，面对采访过程中的盯梢、威胁，《中国青年报》、《华商报》等富于职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无所畏惧，使繁峙矿难的真相得以曝光，还死难者一个公道。我们为有这样的新闻记者，这样的舆论监督勇者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作为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舆论监督实践来说，我们也为在采访过程中包括4名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违背职业道德，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对事故真相不予报道，“集体失语”的状况而感到失望和担忧。并由此产生深刻的反思：新闻记者怎么了？新闻界怎么了？其影响不仅在于此，更在于记者受贿事件凸显了当前新闻界进行舆论监督所必须面对的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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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舆论监督中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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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峙金矿记者受贿”事件的发生，严重暴露了当前一些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的缺失，而令人忧虑的是，这只是新闻界一个放大的缩影。2003年，《京华时报》记者孙振利用掌握的部分新闻线索，向当事人敲诈十多万元；湖南娄底市所谓“名记”伍某，布下色情陷阱，引君入瓮，并以此来要挟和控制领导干部，从中牟取私利；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鄂东晚报》报社居然以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屡屡出现的记者“丑闻”，使新闻媒体公正和正义的形象由此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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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个本该与社会良心、匡扶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却成了不光彩的受贿者。以往曝光别人，现在却被曝光——这种角色间的转换，令人深思。”〔81〕透视这些记者的所作所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这些记者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背景下，面对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无法把握自己，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面前，背离职业精神，违背职业道德，损害公众利益，滑向个人私利的泥潭。“记者道德的归依，应该取向于社会大众的归依，一旦背离这种取向，那就危险地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境地里。”〔82〕服务人民，保护公民的知情权，是记者的职业理念；报道真相，还原事实，是记者的职责；深入事故现场调查，是记者的职业态度；不得索要、接受钱财是记者的职业纪律。然而这11位记者或者接受当地领导“盛情款待”、“吹吹拍拍”，不深入现场调查，或者形式上看看，知难而退；或者受了钱财一走了之；或者碍于情面，装聋作哑……在金钱和金元宝的利诱下，把这个职业所特有的神圣感、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完全抛于脑后，完全失去了记者的正义和良知，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极大地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声誉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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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
:“每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83〕新闻事业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新闻工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更为重要。美国新闻学者约翰·赫尔顿曾经说过：“在新闻领域里，没有哪个问题比新闻道德问题更重要，更难以琢磨，更带有普遍性。事实上，如果新闻工作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便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不仅担负着宣传政策、交流信息、传授知识等任务，而且拥有对社会的舆论监督权，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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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从业者需要具有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是记者做好舆论监督的基础。著名报人邵飘萍谈到记者的职业精神时说：“故新闻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新闻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84〕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也说了一句警世名言：“有了健全的人格，才配做新闻记者。”被镌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普利策铜像基座上的一段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家与报业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报业必须具有能力，大公无私，训练有素，深知公理并有维护公理的勇气，才能保障社会道德。否则，民选政府就会徒有虚名，成为一种赝品。报业的谩骂、煽动、虚伪、专横将使国家与报业一同堕落。塑造国家前途之权掌握在未来新闻记者的手中。”从国家的高度来说明了新闻媒体的精神与职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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