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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美〕约翰•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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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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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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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Deborah Lubken, “Remembering the Straw Man: The Travels and Adventures of Hypodermic，” in David W. Park and Jefferson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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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见本书第一、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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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见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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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美〕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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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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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美〕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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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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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Herta Herzog, “On Borrowed Experienc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1（1）, 1941, pp.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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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Paul F. Lazarsfeld, Robert K.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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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德〕阿多诺：《权力主义人格》，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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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这四人是切特罗姆、罗杰斯、凯里和胡翼青四位研究者在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研究中共同提及的人物。见〔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James W. Carey, “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verette 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 ed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1996, pp.21—38；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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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罗伯特•帕克：《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陈静静、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同时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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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由于出版时间的关系，本书暂时没有探讨欧洲的传播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相比之下，美国的传播研究对中国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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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一章 拉斯维尔：被误读的传播学“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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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被传播学科的真正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封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1]1982年施拉姆访问中国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演讲就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2]对于1978年后学习传播学的中国新闻学者来说，“拉斯维尔”和“传播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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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以下简称《社会传播》）素来被中国传播界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本，曾经扮演着启蒙的角色。[3]1982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普及读物《传播学（简介）》中，这篇译文就被列入其中。在2003年出版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中，该文再次被收入。中国出版的传播学教科书不但重点介绍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传播的5W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甚至大部分教材的框架也以“传者—媒介—内容—受众—效果”这五个部分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对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深入研究却很难见到。国内能够见到的拉斯维尔的中译著作只有《政治学》《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和《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三本，此外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有一段对于拉斯维尔生平及传播研究的简单介绍。这一待遇与拉斯维尔学术生涯中的巨大的发表量（325篇文章与章节，52本著作）和生前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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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即使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拉斯维尔也受到“冷遇”。最近美国一些学者出版的关于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历史回顾中，不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更受重视，而拉斯维尔则只是被一带而过甚至忽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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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尔曾被施拉姆奉为传播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首。为什么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拉斯维尔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或者说，拉斯维尔究竟是否给我们留下了可用的学术资源？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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