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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ruce Lannes Smith, “The Mystif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arold D. Lasswell，” in Arnold A. Rogow, ed.,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ays in Honor of Harold D. Lass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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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ichael Sproule, Propaganda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8, pp.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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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个说法最早由Archibald MacLeish于1930年提出，后来被Brett Gary作为书名。见Brett Gary, The Nervous Libera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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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Harold D. Lasswell, Dorothy Blumenstock, World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 Chicago Study, Chicago: Knopf,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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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Harold D. Lasswell, 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1, p．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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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据拉扎斯菲尔德回忆，最早他是从一位美国推销员那里听到这个观点。当时他还在奥地利从事研究工作。参见Paul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Donald Fleming &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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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Free Press,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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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harles R. Wright, 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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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美〕罗伯特•K.默顿：《显功能与潜功能》，〔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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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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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Paul F. Lazarsfeld and Robert K.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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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二章 超越有限效果理论：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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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使与妖魔之间的哥伦比亚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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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重写学科历史的潮流，有研究者将这些研究称为传播研究的新历史。[1]所谓“新”，是指打破了由施拉姆提出的、被传播理论教材确认的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对这个神话的质疑由来已久，比如批评它强调美国传统忽略欧洲传统、扬实证传统抑批判传统等，然而传播研究的“新历史”强调的乃是被四大奠基人叙事所掩盖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比如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大资本对学术研究方向的支配[2]、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研究为名实施的“心理战”计划[3]，以及学术界和产业界交织构成的环境对学科体制化的左右等[4]。这些揭秘式的研究固然说明了“传播科学”进步叙事虚伪的一面，却并未对传播研究的学术逻辑做出深刻的反思。此类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站在传播研究之外观察传播研究，而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一种从传播学内部反思传播研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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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播研究从引进之初便在“科学”的名义下，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许多理所当然的知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经验学派的评价。在传播学引进之初，因为追求科学主义和去政治化，经验学派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成为当时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尽管也介绍了不少欧洲的、北美的批判理论，但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史叙事还是经验学派的发展。[5]近年来的对外交流和译介又让我们接触到相反的一套批判理论的叙事，在求新求异的同时无形之中又人云亦云地接受了批判学者的立场，简单地将经验学派看作传播研究陷入困境（如果有的话）的罪魁祸首。这导致我们对于经验学派的认识在天使化或妖魔化的两级之间摇摆，却忽略了对经验学派本身进行自内而外的反思。本章希望通过解剖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冲突的话语，清点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遗产，同时也以此为例，反思学科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本章希望将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并置，使两种话语内部的矛盾性自我呈现出来。同时，从那些有悖于哥伦比亚学派刻板印象的人物或理论入手，通过考察思想史的灰色地带，展现学术发展逻辑中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的维度。本章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在传播思想史上，有关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矛盾形象是如何形成的？（2）是否存在不能简单归入上述两极分化的形象的哥伦比亚学派的成员或成果？（3）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处于“灰色地带”的哥伦比亚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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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哥伦比亚学派会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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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以下简称“哥伦比亚学派”）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或许称之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同事更加贴切。在拉扎斯菲尔德到来之前，传播研究并不是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特长，随着1939年拉扎斯菲尔德的到来和广播研究所[Radio Research Office, 1944年改名为“应用社会研究局（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BASR，以下简称“研究局”]的建立，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重镇。相对独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不仅聚集了众多对传播研究感兴趣的研究生[如卡茨（Elihu Katz）、布劳（Peter Blau）、科尔曼（James Coleman）、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而且吸引了默顿（Robert K. Merton）、米尔斯（Wright Mills）、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勒纳（Daniel Lerner）、赫佐格（Herta Herzog）等青年学者的参与。在研究局的鼎盛时期，参与科研的有12—20名兼职教师和100多名由社会学系博士组成的工作人员。据统计，1937—1960年，该研究机构（包括其前身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广播研究所）共出版52部著作，350多篇文章、书摘和其他出版物。美国社会学学会到1992年为止的20位会长中有7位在哥大获博士学位，其中大部分都曾在研究局工作过。[6]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员并不都从事与传播相关的研究，从事传播研究的核心人员有拉扎斯菲尔德、默顿、贝雷尔森、卡茨、赫佐格等人，其他人员虽然参与传播研究，但属于外围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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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拉扎斯菲尔德负责普林斯顿的广播研究所开始至20世纪50年代淡出传播研究领域，他及研究所同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调查广播剧为何会导致社会恐慌的《火星人入侵》[7]，探讨选民投票决策的《人民的选择》[8]，研究人际影响和大众传播效果关系的《人际影响》[9]，参与斯托弗负责的美国陆军研究中的研究设计，默顿等人研究广播宣传效果的《大众说服》[10]，赫佐格通过深度访谈研究日间广播剧听众使用与满足的《借来的经验》[11]，科尔曼、卡茨和门泽尔进行的药品扩散中的社会网络研究[12]，勒纳等人研究中东社会观念转型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3]，克拉帕总结性地提出“有限效果理论”的《大众传播的效果》[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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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果斐然之外，哥伦比亚学派还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即以功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方法基础、以管理研究作为运营方式的新的研究体制。[15]这一范式的影响甚至超出了传播研究，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影响力之大，导致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其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两个反面典型大加讨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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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种研究范式认为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所谓“社会事实”[17]表面上似乎依赖于不同个体的主观行动，但却独立于个体的意志而存在，并且能够通过经验的方式被验证和解释。社会结构限制，甚至决定了个人的感知与决策。通过解释社会外在条件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客观联系，便可以预测个人以及群体的行为。当这种对于经验和实证的信仰发展到经验主义和更严格的实证主义的时候，对严谨的逻辑论证形式的追求便超越了待研究的问题本身。这样一种研究更注重“建设性”，即通过发现规律，为现实立法，给社会管理阶层提供操作性建议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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