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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Theodor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Donald Fleming & Bernard Bailyn, ed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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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Paul F. Lazarsfeld,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9, 1941, p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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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Todd Gitlin,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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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James W. Carey, “The Ambiguity of Policy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2）, 1978, pp.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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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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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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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Paul F. Lazarsfeld, “The Sociology of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6）,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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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398页。关于管理研究的困境，可参见胡翼青：《知识分子抑或专家：传播学二元对立框架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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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柯惠新、王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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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三章 帕克与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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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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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詹姆斯•凯里所说：“大众传播研究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近才出现，而且并不是什么热门题目。”[1]由于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才刚刚开始，研究者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线索清晰、逻辑连贯、因果完整的标准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建构，还可以实现其他目的，比如论证学科的正当性、增强某一范式或学派的重要性、整合本领域的不同方向等。因此，学科史与学术思想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的角力场。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叙事，都可能因为追求雄辩有力与连贯的逻辑，强化同一个话语结构，将学科的发展视为某种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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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跳出单一的学科史叙事结构，首先要对学术思想史的元叙事保持反思。正如海登•怀特所论证的，历史因为采取叙事的形式，便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修辞性。[2]最近，胡翼青在他的《传播学科的奠定》中专门对之前传播学科史的叙事作了批判，并身体力行地解构了施拉姆所建构的学科叙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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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采取否定策略直接摧毁神话的做法不是没有风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从反面强化了被否定的对象的重要性。对施拉姆的批判与否定反而制造了学科史中施拉姆的“在场”，成为学科神话的共谋者。正如今日老练的公关炒作策划者所信奉的那样，哪怕是背负骂名，也强似无人关注。那些反对者和崇拜者一起，共同成就了今日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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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否定策略相反，肯定策略将眼光投向被忽略的灰色地带。它放弃传统的类型学标准，采取一种反讽的视角，另辟蹊径，关注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断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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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科史宏大叙事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将这些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另一方面又以含糊其词的方式，将其收编、重新包装，形成连续的叙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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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传播研究，主流宏大叙事虽然历史不长，却异常顽固，挥之不去。这一叙事在传播学的起源问题上以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这“四大奠基人”为学科形成的主流叙事。[6]在学科发展历程上以经验量化的效果研究为中心，可将传播研究分成三个阶段。[7]一是效果研究的史前阶段，大致存在于20世纪初期，认为大众媒体效果强大的“魔弹论”“皮下注射论”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从30年代末开始，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学者们仿效自然科学运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对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之前的“魔弹论”根本站不住脚。大众传媒在改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接触大众传播之前，人们在基本群体与文化社群中形成的既有态度倾向。此外，个人的选择和人际传播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因此大众传播充其量只能强化已有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它。第三个阶段则是第二个阶段的改进与发展，效果研究的传统在修正了传播效果的定义的同时，采用了更精确的调查方法，从而发现大众媒体在某些条件下，对受众的认知会产生较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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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众传播研究史叙事招来诸多批评。除了欧洲学者对其中将批判研究的传统排斥在外有所不满外，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认为该叙事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对美国传播研究作了单向度的诠释。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詹姆士•凯里，他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接续薪火，将其发扬光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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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的批评引起了传播学界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重视，为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他重新钩沉了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论述，认为他们曾创立过一个与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量化效果研究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传统将传播与自我的形成、共同体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它不像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仅局限于讨论大众传播对个体心理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注重传播（不仅限于大众传播）对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长期的、整体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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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文章正式发表于1996年，但是他的这一看法由来已久。在他的指导下，早在1975年，贝尔曼就完成了有关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博士论文，这也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唯一的讨论这一主题的专著。[10]另一位凯里指导的博士切特罗姆撰写了题为《传播媒介与美国人思想》的博士论文，并且正式出版。该书在华语世界先后有大陆和台湾两个译本。[11]传播研究史专家普里认为，尽管此书写于1982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启发性，是观点与档案挖掘结合得最好的传播史著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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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凯里为了与所谓“标准的历史”相对抗，自己也堕入了他反对的宏大叙事的结构之中。他过于匆忙地将20世纪初期彼此没有那么紧密联系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一个看似观点一致的学术共同体。[13]不仅如此，凯里还建构了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约翰•杜威与效果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沃尔特•李普曼的争论，但实际上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二者有意与对方论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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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凯里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的人，国内学者方师师、於红梅[15]也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可是他们都没有为自己的论断提供确凿的证据，没有说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传统的传播研究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那些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个人及事件的？凯里提供了一个关于学派崛起的辉煌描述，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却避而不谈。除了研究者们提到的外部因素以外，芝加哥学派衰落的种子是在何时种下的？在他为了自己的需要解读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是否也把那些导致其衰落的因素一并回避了呢？在突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的同时，凯里是否回避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下将以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核心人物帕克为突破口，尝试解答上述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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