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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赖瑞•泰伊：《公关之父伯奈斯》，彭怀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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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0—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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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4（4）, 1997, pp.29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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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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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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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Wilfred Trotter, The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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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孙名之主编：《论文明》，张敦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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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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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dward L. Bernays, Propaganda, 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8,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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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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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五章 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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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还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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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神话的功能在于通过建构历史，为当下的正当性提供护身符。中国内地的传播研究自1978年的新闻学界开始，这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叙事。[1]因为传播学是在这一时间点正式从西方，确切地说是美国，被引进到中国（如未作特殊说明，本章所说的中国均指中国内地）的，因此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便有理由以横空出世、截断众流的方式进行叙述与组织。为了让这一叙事自圆其说，主流叙事便会对一些令人感觉“不方便”的事件做特殊处理。比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已经使用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个别概念。[2]为了强调历史叙述的“自洽”（coherence），这个史实被处理成孤立、例外的事件。论者会以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等事实为证据，说明那时的认识如何模糊，反衬70年代末正式引进传播学后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解才真正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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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笔者在内，一直以来中国传播学界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些“常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段主流叙事存在两个疑点：（1）在1978年这个节点上，中国学界所说的“传播学”究竟是哪个传统之下的传播学？（2）20世纪50年代为何会用“思想交通”翻译communication一词？这个概念究竟是凭空杜撰，还是另有所本？如果是后者，依据何在，与今日所用的“传播”一词又有何观念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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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早期中国新闻学者对于传播研究的理解曾堕入一个“学科陷阱”。为了和“新闻学”相对应，他们将相对模糊的“传播研究”想象成有严格建制的、具有普遍性的“传播学”。[3]当时对舶来的传播研究的理解是非历史的，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传播学，而未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科建制，其实严格说来“传播学”只在美国存在。[4]而且因为人际网络的关系，中国学者较早地接触了施拉姆的著作及其本人，因此以传播的5W为理论框架、以四大奠基人的研究历程为历史线索、以量化的管理研究为主流的传播学科占据了主导地位。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的引入便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传播研究，均被排斥在“传播学”之外。即使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史研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这个框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理解，导致我们对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扩散不曾关注甚至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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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个问题，近来也有突破。黄旦曾提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5]这个解读很有启发性，然而问题似乎还可以再向前延伸：这种“误置”是一直存在还是仅产生于1978年之后？中国是否一直缺乏双向互动的communication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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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传播”一词早已有之，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传布”“流布”“传达”“扩散”之类的单向撒播（dissemination）概念，这倒是和黄旦所说的1978年后对“传播”的理解接近。比如1919—1921年杜威在华演讲的中文翻译中，“传播”二字便经常出现，比如“传播知识”“激烈思想的传播”等，均是单向的面对大众的扩散之意。[6]1930年，为了规范社会学概念的中文翻译，孙本文发表了《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在其中将diffusion定名为“传播（或播化）”[7]。所以这个“误置”并不是传播学引进之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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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期中国就没有真正的communication的观念。只不过清末民国时与西方的communication对应的概念是“交通”，而不是今天的“传播”。那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而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连接）两个词的并列。《辞源》上也有类似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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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互相通达。管子•度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陶渊明：《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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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威的中国演讲中，communication有时被翻译作“交际”，有时被翻译作“交通”（如“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9]社会学家林耀华在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罗伯特•派克（现译作“帕克”）的理论时提到：“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10]派克在华讲义中译本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社会生活必须有交通和交感，若只有互相刺激，只有身体接触，那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11] “（新闻）若不具重要性，就不能交通，也不能传播。”[12]前面提到的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中将communication定名为“交通”，intercommunication定名为“互相交通”。[13]帕克访华（1932）后，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了一本论文集，在末尾专门制作了一个中英文的译名对照表，其中的communication补译作“交通”，interaction补译作“交感、互动、交互作用”，反而是acculturation补译作“文化传播”。[14]可见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已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的概念，而且将它与后来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扩散”（译为“传播”[15]）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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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代的中国新闻研究者也使用“交通”来表达communication的意思。比如高海波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的词频做过统计，发现其中出现了37次的“交通”一词多数与communication的意思接近，而出现了18次的“传播”则是单向的“流布”“扩散”之意。[16]如果悬置communication理所当然应该被翻译成“传播”的刻板印象，再来看20世纪50年代郑北渭等人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全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有其思想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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