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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断裂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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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的史料尽管挂一漏万，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个印象：（1）1978年前，甚至1949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引入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只不过没有用当代的“传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词。（2）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不仅熟悉西方（主要是美国）刚出现的传播研究成果，而且自己也朦朦胧胧地开始了传播研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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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为什么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研究在50年代后会发生断裂？（2）为什么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历程会从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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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让人想起美国传播学者埃利休•卡茨前几年提出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学会抛弃传播研究？”[45]无独有偶，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中，社会学也充当了实验田的角色，但真正让传播学开花结果的，却是新闻学。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与美国的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当然，卡茨的问题与回答均基于美国的语境，他在自问自答中极力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反指责社会学家缺乏耐心、贸然离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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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中国提出卡茨之问，答案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社会学家之所以会离开传播研究领域，首先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无论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学，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传播学，都是舶来品。20世纪初期对中国社会学影响较大的芝加哥学派，当时在美国社会学界也如日中天。自然，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强调也随着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思潮传入中国。因此，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学者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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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哥伦比亚学派逐渐取代了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比如有限效果理论的提出导致社会学家对传播的功能失去兴趣，研究基金的兴趣转向工具性的题目，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为代表的注重短期效果的应用性研究取代了纯学术研究，新闻学科接管传播研究后将其学科化与体制化，排除了其他学科的介入等。这些原因在前面提到的卡茨和普里的文章中均有讨论，不再赘述。这些解释是否充分，另当别论。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最大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确实经历了由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的范式革命。由施拉姆重新包装的“传播科学”便是新范式的胜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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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等到中国学界结束了政治运动之后重拾传播问题时，面对的已经是改头换面的传播研究。正如凯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新兴的传播学把新闻院系作为垦殖的主要目标。[47]施拉姆来中国推销他的传播学时，便主要在新闻系活动，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登陆点由社会学改为新闻学，也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学术场域的重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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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离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原因与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命运多舛有关。早期的社会学研究直接受到西方影响，比如教会学校由于仿效美国办学模式，人员交流频繁，在理论资源方面几乎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调整和院系改革过程中，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一统天下，社会学被批判为倡导孔德的改良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并遭到取缔。[48]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社会学被腰斩导致这一传统下的传播研究被迫中断。80年代社会学恢复后，补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主流，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再加之新闻学的介入，中国的社会学者遂与传播研究渐行渐远。由于今天传播技术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这一相互隔绝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社会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学科藩篱仍未被打破，传播问题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并未恢复到20世纪初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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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恐怕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有关。传播技术对于芝加哥及美国其他地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促进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这些学者们观察到了铁路和蒸汽船、蒸汽火车对芝加哥城市亟速扩张的影响，也经历了大量移民导致的文化冲突、传播不畅、社会整合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城市问题。因此，广义的传播（既包括交通运输，也包括思想的交流）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研究社会时的中心问题。[49]哥伦比亚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则源于商业传媒产业（主要是广播）的高速增长和民意调查产业的兴起，这些行业催生了工具理性研究的增长，基金会和商业资助对研究课题的左右加剧了这一趋势。[50]作为一个与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学科，美国传播研究的两个传统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的传播产业一直不甚发达，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使得传播技术的影响局限于少数沿海大城市。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宣传的需求超过了商业需求，再加之国家对媒体的绝对垄断，强调媒介的政治工具属性，传播学术研究的动力依然不足。20世纪初期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主要还是城市底层问题、农村问题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和社会学关注的其他对象相比，传播问题便显得次要得多。社会学在80年代恢复以后，短期内情况依然如此。传播问题便被“发现”传播学的新闻学划入势力范围，断裂由此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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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领域发生的断裂则主要缘自政治原因。因为强调新闻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均受到猛烈批判。少数对新兴的传播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只能被迫进行私人阅读和思考，无法公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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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在于它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外在的、人为的断裂与库恩所提出的范式革命或福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发生的知识型的转换不同，它表面上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但是并不能阻止政治大潮下的暗流涌动。那些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中国学者在相当长的“断裂期”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对西方学术发展潮流的兴趣与敏感。一旦条件允许，传统又会复活。比如中国内地早期从事传播研究的张隆栋曾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任教——在前面提到的社会学传统与新闻学传统中，燕京大学均扮演着重要角色[51]；郑北渭有美国的留学经历，早在留学期间便对施拉姆和传播研究有所了解[52]。在社会学界，传播研究的传统也未完全湮没。20世纪80年代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沙莲香便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的“集合心理”一章对传播、舆论问题专门做了讨论，而这正是当年帕克关注的问题。90年代沙莲香出版了《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一书。沙莲香当时并不属于以新闻学者为主要成员的传播学研究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完全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进行独立探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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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20世纪初中国对传播学的引介与研究作为背景，便无法理解50年代为何要将“传播”翻译成“交通”，郑北渭、张隆栋、沙莲香等人为何会在七八十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便容易堕入“英雄人物”的套路，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学者突然顿悟，开始大谈西方的传播学。这种“创世纪”式的叙事除了归因于传播学界的行为主体缺乏反思外，还与学科的体制化有必然联系。要破除这些束缚，需要对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本身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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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重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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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而言，远离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意味着传统的断裂；那么对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来说，则是对历史的集体遗忘。我们引进了“传播”，却遗忘了“交通”；我们反复书写施拉姆访华的盛事，却对杜威、帕克等人的讲学视而不见——尽管后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远远高于前者；我们记得50年代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70年代末翻译的“公众传播”等只言片语，却忘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家对帕克、库利、李普曼、拉斯维尔、伯内斯曾经做过系统的介绍与研究；我们在80年代自以为发现了学术的新大陆，却忽略了中国传播研究在20世纪初就曾在此有过短暂的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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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中国传播研究的早期经验，不是追赶目前对“民国范儿”的怀旧潮流。诚然，怀旧之中并非没有合理的因素。怀旧的出发点是对现实的不满，它虽然看似在时间维度上面向过去，本质上却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但是本章并不打算单纯提供仅供瞻仰的“辉煌过去”，因为民国时期的传播研究并不见得达到过很高的水准。然而这些经验的复活却会帮助我们反思当下传播学的学科体制问题，应对追求理论本土化等内心的焦虑。反思和重新解释历史往往是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和避免内卷化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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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78年以前的，乃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传播研究的遗忘是道格拉斯所说的“社会唆使下的遗忘症”的典型。[54]在这里，社会体制通过人员结构、学科建制、时间意识形态等形成特定的遗忘技术，在建构传播研究从1978年起步的集体记忆的同时，无形之中屏蔽和遗忘了1949年前的学术传统。这反映了中国传播研究固有的一些体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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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之所以被新闻传播学界集体遗忘，最容易让人想到的解释是人员的变动。20世纪初从事传播研究的是社会学家，而80年代后从事传播研究的主要是新闻学者，后者并不清楚前者的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郑北渭、张隆栋等人对之前传统的延续，这个研究人员变动的解释就不太令人满意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传播研究者的结构出现了质的变化。传播学是外来学科，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主要在社会学者和教会学校的新闻系开展，这两者都与西方学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才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几乎同步了解西方传播研究的状况。而1949年后大学的新闻系教员以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为主体，被接收的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并不受到重用，且在政治运动中处于危险境地。和当时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知识体系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必须接受思想改造和不断学习，不敢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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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闻教育和研究主体的共产党干部，大多比较年轻，很早便从事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但并未在民国时期的高校真正系统学习和研究过新闻和社会学，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多限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中了解的只言片语。这导致他们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播研究非常陌生。比如为中央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社会科学院虽然在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中都走在国内前列，但是当1978年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来访时，“不到一小时的讲演，现在看起来内容极为浅显的平常[55]，可是当时竟有一半译不过来。然而，他写在黑板上的‘Mass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已足以使新一年轮的新闻学研究者激动起来，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们那套几十年一贯制的新闻学理论外，还有另外的天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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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记忆必须借助交流、分享方能存在，甚至个人的记忆也须依赖必要的社会互动才能保存。[57]思想禁锢造成的对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和西方学术研究现状的无知，导致中国传播研究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集体失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无知是无心之失；然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一失忆则是刻意为之，因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的研究恰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记忆清洗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研究资源的浪费。早在民国时期便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人和理论，又要新一辈人花时间当作新知识重新引进和学习。当时人员频繁互访形成的掌握知识的鲜活感到今天才勉强重新恢复，在此之前只能依靠数量和质量都有限的中译本进行想象，鲁鱼亥豕，其中的误读自然随处可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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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第二个原因与学科建制有关。20世纪初社会学和新闻学引入传播研究时，其视域和语境与80年代新闻学引进传播研究时有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美国的传播学科建制尚未完成，传播研究是一个正在酝酿之中的模糊地带。施拉姆曾把传播研究比作“十字路口”，而那个时候，连这些路是否交叉还未有定论。未被对象化的模糊体验必然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因此尽管那时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但却因为未被命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言说，这些经验无法从历史和记忆中被召唤出来与我们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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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0年代中国内地重新引入传播学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新闻学科已经成功地将传播研究学科化、体制化。学术组织、教材、课程、学位培养计划和就业方向等已经完备且得到承认。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他在中国的演讲反复强调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把传播学说成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努力证明传播学科的正当性。[59]听过施拉姆演讲的学者印象深刻地记得他讲过传播学未来将会统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60]但是，目前中外传播学科史的研究者都对施拉姆所建构的这个狭隘的“传播科学”颇有微词。它将凡是不符合管理研究取向的量化研究都排除在传播学主流之外，比如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等。但是这一版本的传播学却成为8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理解传播学的主要参照系。从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引进与研究，先入为主地去搜索“传播”而忽略“交通”，自然会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仿佛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从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开始，而且只有新闻学者们参与了这个发现与引介的工作。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缺乏反思，导致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被压缩成了一个单维度的线性过程，失去了那种丰富的多义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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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的第三个原因与当代历史书写中的时间意识有关。在官方政治史的书写中，1978年被建构成为一个断裂和新的开始，它意味着执政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重新向世界开放。1978年也就成为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分界线。作为1978年的参照甚至对立面，1949年就被缺席建构为与西方隔绝的开始。传播学术史的书写者常常忽略了学术研究的逻辑与绵延性，不加反思地把学术研究视为政治的附庸，接受了政治史分期的影响。这一书写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以1949年为参照，将1978年不仅作为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也将其设定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将之前的历史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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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考古，也可以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界流行的辉格史观的学科发展进化论叙事有所警惕和反思。[61]学科的发展未必都是向前线性发展的，甚至还会有倒退。如果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干预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倒退未必不会重演。80年代传播学刚进入中国时，新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同时对它产生了兴趣。最后新闻学取得了对传播学的专有权。如果在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书写之外，同时将目光投向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片段，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发生本章所描述的断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新闻学一起依然参与中国的传播研究，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会给这个学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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