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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可以参考内川芳美在复旦大学的讲演稿，见〔日〕内川芳美：《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10月21日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讲话》，复旦大学：《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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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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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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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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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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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徐耀魁：《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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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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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六章 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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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传播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开始于1978年。[2]这个论断基于两个隐含的前提：一是新闻学界引进并开展的传播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二是在施拉姆“创立”传播学之后才有真正的传播研究。这两个可疑的前提将新闻学界以外开展的传播研究以及被施拉姆所钦定的“传播科学”（science of communication）以外的传播研究排除在外，使研究者忽视了本可被列为中国传播研究的那些成果，继而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采取简单的线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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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于192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3]国内传播学界最早提到这篇论文的是张国良[4]，但系转引自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5]，并未对其作深入讨论。拜网络技术之赐，目前可以通过ProQuest的学位论文数据库，看到这篇论文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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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一直被忽视的文章除了令人眼前一亮外，又因其不符合主流传播史叙事，进而引出更多现有传播学术史框架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本章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为什么它应该算作传播研究？（2）孙本文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就对传播问题感兴趣，他的研究目的是什么？（3）为什么孙本文后来放弃了继续做类似的传播研究？（4）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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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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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要研究的问题从题目上便一目了然：（1）美国人从媒体上所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公众意见的基础）；（2）美国人通过媒体表达了对中国的什么看法（公众意见的趋势）。概言之，就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呈现的信息/知识（information/knowledge）和意见（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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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部分，该文运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分布，并且横向比较了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对美国本土报道、对其他国家报道三者间主题的差异（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纵向比较了美国不同时期对华报道的侧重点和主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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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现，不同报刊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和侧重点差异较大。但总体上政治新闻最多，文化新闻其次，经济新闻再次。[6]政治新闻在总数中超过70%，其中约50%是对外关系，对美关系超过20%，对日关系约19%；中国国内新闻占总数的20%，其中约14%是内战和叛乱新闻。文化新闻多为美国传教和教育援助新闻。财经新闻中绝大部分是外债新闻。对华报道的主题分布与美国媒体对本土新闻的报道差异巨大，后者的文化议题多于政治议题。纵向看，1900年是转折点，之前少有中国新闻，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其后中国报道显著增加，且多与美国利益有关。从横向看，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总体上数量很少，在报道数量位居前七的国家（英、法、德、意、俄、中、日）中，中国总体上排在第6位，仅高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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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点部分，论文分析了美国媒体关于排华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四个问题的言论，发现尽管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意见，但总体持同情、支持中国的态度。美国舆论背后的动机都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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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美国媒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中国形象：对外关系矛盾重重，国内政治混乱，需要大量美国的教育和宗教支援，永需借债，最好的市场，落后于欧洲。由此美国人民可以推断：中国积弱，不能得到所需；中国需要美国援助，不会损害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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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美国专攻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还尚未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包括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帕克等几位大师，也都曾将传播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孙本文的论文研究了媒体与公众态度的关系，这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这篇论文又使用了传播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内容分析法研究了大众媒体的内容。如果以目前的学科划分，孙本文的这篇论文更像是地道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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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目的来看，它试图从信息环境建构的角度理解和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又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关系。尽管论文整体上做到了专业化的客观中立，但作者在行文中仍透露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未论证的情况下，便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全面、公正。同时他也希望这个研究能帮助中国的执政者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在理论框架上，该文主要使用了李普曼等提出的媒体与公众意见关系的理论，基本未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只能算旁涉国际关系，不能算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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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孙本文将国际新闻、公众意见和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对外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和对华态度进行描述，俨然是现下十分热门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路数。这篇论文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这类研究的滥觞。文中详细区分了涉华报道的类型，勾勒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比了美国媒体上对欧亚主要国家的报道数量，并视其为国家地位的体现。在观点部分，他的分析程序包括确定报刊的党派属性，分析观点背后的动机。最后他得出结论：美国媒体对华言论的出发点都是美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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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大部分从事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篇论文，但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研究，绝大部分仍停留在该文的框架里：通过对西方媒体报道的文本的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得出西方媒体扭曲中国形象的批判性结论。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径带有媒介中心主义的色彩[7]，就和孙本文的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章相比较，也能看出理论的粗糙和学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孙本文这一研究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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