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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主要分析了文化的生产机制，对文化的消费过程则重视不够。来自文化研究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也肯定受众对文本中所编码的意识形态的优先解读（preferred reading），但他们同时认为受众的解码方式并不完全由文本决定，还会受到已有阶级意识和文化背景的影响。[17]对美国肥皂剧的《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的研究也证明，受众所在的群体文化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意义赋予过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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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工业”还缺乏必要的反思性，对研究者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立场没有进行充分的批判与客观化，乃至于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对受众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但是这个概念中所蕴含的不与现实妥协的批判立场却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同时他们对于文化工业双重性——既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又是维护工具理性的工具——的阐释，强调了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包括文化研究学派在内的后来者影响颇大。当然，文化工业理论本身的得失不是本章的重点，它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误读、意义转移、置换、修正、重新定向等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才是下面要着重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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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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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文化工业”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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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活力，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学说纷纷登陆中国，其中就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支流——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早在1986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论文中，[19]但在整个80年代，文化工业理论并不为中国学界所重视；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才使得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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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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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1中不难看出，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的增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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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90—2010年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的论文数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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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扩张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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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8-2中可以看出，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出现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21]。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围绕“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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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1990—2010年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的比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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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考虑到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杂糅而缺乏区分的大致印象[23]，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被接受的细节，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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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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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被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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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25]》的书评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名词首次出现；[26]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做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部分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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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28]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29]、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30]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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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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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成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对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接受这一理论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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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31]、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32]、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33]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34]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