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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围绕着“文化产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概念，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它们将商业化和产业化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一步模糊了这一概念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一些学者对“创意产业”的关注为这些新概念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据。[71]中国学术界在“西方知识进化链条”上又加入一个新阶段，建立起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线性模式，将概念的转换变得更像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从而掩盖了其背后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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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知识体系中，“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也被重新定义。其策略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将文化工业理论和文化产业看作两种不同范式作出的解读，二者不分孰优孰劣；[72]还有一种是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文化工业理论在当下的中国已不再适用。[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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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新的知识体系不仅为“文化产业”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且还在其中为对立面也安排了合理的位置，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宇宙”的建构。[74]在各级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时期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进一步丧失，甚至有被政治场域收编的趋势。具有讽刺性的是，当中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的时候，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十分热闹，但是当中国真正具备了阿多诺所批判的对象时，批判者却已经成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的学术顾问或者推动者。当然，这并不是苛求每一个媒介文化研究者只能采取阿多诺式的否定态度，然而如果整个学术界中大多数人都采取相同的合作态度，这个现象就显得不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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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被置换成相似但相矛盾的新概念而未遇到任何明显的抵抗，并顺利地被整个场域接受，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场域尚缺乏必要的自治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已经全面渗入学术场域，可以轻易地改变其中的资本数量与资本结构，颠覆其规则与传统。在场域中占据关键位置的行动者在占据了一定的权威位置后，便改变了行为策略，不再采取进入时所使用的挑战、批判现实的立场，而是积极维护既有权威与利益。随着西方的新概念、学术理论资源等被中国学术界消费殆尽，新进入者已经无法像当年的进入者那样通过新的符号资本挑战既有权威，颠覆场域规则，只能采取继承的策略，遵守既有规范。这便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政治权力对学术场域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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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文化工业”这一外来概念在中国被接受与再发明的过程，可以看到当下学术场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国家需要将自己的政策正当化，媒介文化的研究者需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巩固其学术地位或兑换更多的经济资本。当这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时，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便逐步丧失了90年代初引进文化工业概念时的相对自主性，只能顺应现实，无力再发起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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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根据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当时）黄雅兰合作的论文修改而成，黄雅兰为本章做了大量资料搜集与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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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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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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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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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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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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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波丢：《人：学术者》，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陈圣生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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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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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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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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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J．M. Bernstein, ed.,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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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odor W. Adorno, “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 in J．M. Bernstein, ed.,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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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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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上书，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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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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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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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英〕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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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以〕泰玛•利贝斯、〔美〕艾利休•卡茨：《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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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郑杭生、刘继：《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1期；刘继：《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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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数据来源：中国知网，http：//dlib.edu.cnki.net/。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并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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