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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焦虑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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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起初我们既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不认为它是个难解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海外华人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当海外学界已经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本土化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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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比较复杂，因为已有相关研究细述于前，这里只作简单勾勒。[1]1978年后，传播学是以“新闻学研究的新阶段”的标签被正式引进中国的，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它被整合进新闻学研究。和80年代突然涌入中国的众多西方学术思潮一样，传播学代表着西方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学习与补课是主要任务。当时的传播研究界处于“西学热带来的反传统”状态之中[2]，新鲜的概念和视角打破了新闻理论的教条，这种反叛带来的兴奋和新鲜感使本土化很难作为问题被正式提出。如果说当时有类似本土化的声音的话，主要是担心传播学动摇了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主导地位，究其实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导权问题，与后来所讨论的本土化问题基本没有交集。针对这个时期的本土化问题，当时社科院倡导传播研究的学者们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就简单打发了。[3]然而究竟如何批判引进，如何吸收融合，如何自主创造，根本无暇细究。这是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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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播研究逐渐从研究停滞中复苏，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但是主要发起者不是内地学者，而是一些对西方传播研究有较深体会的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余也鲁在1983年随施拉姆访华时就提出了系统整理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问题，可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直到90年代，在余也鲁等海外华人传播学者的倡议下，一些内地学者转向中国的传统经典，试图以此对西方传播理论有所补充。[4]尽管他们对传统文献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整理工作，然而整理国故的目的是用现代的传播理论来诠释经典，还是从经典中归纳出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多数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的。不少研究从古代经典入，却从现代西方理论出，以现代传播理论的眼光将传统文献重新梳理了一遍。其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演绎。至于得出的结论有什么价值，是否适用于当今中国，是否适用于非中国文化，则语焉不详，充其量只是搭建了一些缺乏问题意识和根基的空中楼阁。颇具讽刺性的是，这种做法不仅未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反而将中国传统经验塞进了西方理论的模子里，默认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围绕着这种研究取向是否合理，中国传播学者曾展开过一场本领域难得一见的学术讨论。[5]就在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深入反思的时候，继80年代中期之后传播学的第二轮补课潮滔滔而来，2000年前后译著大量出版，学习吸收尚且应接不暇，本土化问题又被搁置到一边。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本土化尝试，但基本上走的是港台地区在八九十年代走过的将西方理论在中国加以验证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老路。上述阶段可算是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二个阶段——问题的输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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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但这一次的语境有了很大变化。其一是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初步告一段落。随着翻译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中国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已经有了整体印象。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待深入，但是国人完全没听说过的全新理论已经不多见。与此同时，西方传播研究进入瓶颈期，学者们哀叹“伟大的传播理论到哪里去了”。这意味着“文革”后的补课告一段落。第二个变化是民族主义的兴起。面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学术界的“诺贝尔奖”焦虑与“大师”焦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界急于得到世界承认的急躁心态。中国的传播研究者也为提出不了被西方学界认可的“中国传播理论”而患上了同样的焦虑症。虽然和三十年前相比，传播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学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地位并不相称。在大国崛起等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此时的本土化诉求已经超越了第二阶段海外学者提出的补充西方理论的保守框架，进而要彻底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与国家地位相称的一席之地。概言之，当海外学者认为对本土化问题已经厌倦了之后，中国内地传播学界又重新提出了本土化的问题。从提出时机来看，这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掺杂了政治动机，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传播学界在走出学习阶段之后失去方向的迷茫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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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本土化问题的提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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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史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本土化问题的语境和潜台词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本身就是一个由语境制造的问题。但是在对它进行回答的过程中，多数研究却将问题的语境悬置起来，把它当作一个存在唯一正解的问题加以讨论，并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于语境的反思一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出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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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注语境这一历史维度外，还有一个维度被研究者忽略了，那就是话语结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本土化问题的提问方式。提出一个好的回题比回答这个问题更重要，提问方式定义了问题的视角与讨论域，同时也限定了答案的备选项。因此，在回答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之前，先要界定本章的提问方式。目前来看，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提问方式可以分成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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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问题提出方式首先承认问题的正当性，可称之为肯定派。这一派学者对问题本身并不怀疑，认为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如何做。他们一般只认可一条本土化的行动路径。他们意识到了本土化话语背后的张力在于对“理论”和“研究”这两个概念在东西方的文化中存在不同的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方式或者说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而且讲求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也与源自古希腊的追求真理的求真意志相抵牾。[7]建构中国本土的传播理论，不是制造一个与西方完全对立的东西，而是首先要遵守西方的理论建构标准，从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出发，“入乎霸权，出乎霸权”。换句话说，具有主体性的“好的”研究就是本土的研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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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如何实现上述目标，这一派内部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方案之一是从华人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理论“胚胎”，用现代的社会科学方法建构和检验，东西融合，提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9]另一种解决方案则相反，认为本土化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而不是用中国的理论资源建构普遍性理论。因此不必简单地排斥西方理论，而应从本土实情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库，从中严格选择相关且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命题或框架，建构起能解释中国的整合性的理论。[10]方案三是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参照中国具体的生存场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再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游戏规则逐步抽象，同时参照平日积累的西方理论，提出能够与西方对话的本土理论，弥补单一的美国传播研究视角。[11]方案四不承认理论的普遍性，认为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此本土化的要旨是从地方经验和语境出发，通过诠释学的方法，建构和解决属于本土的特有的研究问题，并将本土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呈现出来，参与和其他“地方”的对话。[12]尽管还有不少其他的解决方案，但以上述四种回答最具有典型性和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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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问题提出方式则认为传播研究本土化本身是个伪问题或无意义的问题，这一派也可被称为取消派。其基本观点是本土化的提法本身带有划清界限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种看法认为传播学是科学，没有必要区分它来自哪个地区，世界是均匀分布的。一个理论的提出基于本国背景，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本国的就是世界的。信息时代和全球化造成了东西方界线的模糊，很难区分何为本土的、何为外来的。[13]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传播学本土化本身是个暧昧和可疑的概念，它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对立起来，对二者均做了非学术化的和教条主义的解读，因此它作为问题和方法均不成立。传播学本土化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学术自觉，其价值仅在于让中国的研究者对外来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张力保持警惕和批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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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提问方式将本土化看作一个社会现象，更关注其背后的发生机制以及不同本土化话语的正当性，姑且可称之为知识社会学视角。这一派从创新扩散的“再发明”概念出发，把本土化看成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而非人为规划的过程，关注外来观念与接受者的互动与相互协商，研究理论“再发明”的过程、影响因素和结果。在这一问题域中，本土化被视为多个标准和研究范式相竞争的结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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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它将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普世主义与西方霸权等多组复杂的问题都混合在了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这里并不赞同因本土化问题与上述问题纠缠在一起就可以简单地把它们一起作为脏水泼掉。因为在本土化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怎么办”的焦虑，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和国外传播研究相比，甚至和国内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中国目前的传播研究均有相形见绌之感。一位参加过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评奖和校内职称评定的教授曾在私下透露，在这些会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于新闻传播学参评成果的学术性普遍表示怀疑和轻蔑，让他倍感面上无光。随着对国外成果的引进告一段落，我们无法再以“还在补课阶段”为借口逃避，即使我们把本土化问题当作伪问题取消，但在实际行动中，还是不能回避对路径的选择。当然，也不应将本土化视为静态的标准，忽略了它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互动以及此问题背后各种复杂因素的动态协商过程。我们应将本土化问题放在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场域中加以理解。本章将采用第三种思路（第十章的思路），尝试着将本土化问题中的行动意向与背后的意识形态剥离开，先将其还原为纯粹的行动路径，然后再对它们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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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充满争议的本土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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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行动路径，首先要确定本土化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本土化话语显得比较暧昧，混杂了许多学术以外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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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所讨论的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标准，大致可以总结为四种基本表述：一是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研究；二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占主导；三是研究成果能够应用于中国实践；四是在西方范式之外确立中国范式。一般所讨论的传播研究本土化也就是这四种基本表述的组合。为了简明起见，这里将它们分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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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标准最常见，也最含糊。因为它没有涉及谁来研究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最容易导致的问题是懒惰的研究者将舶来的理论简单套用在中国经验上，走上“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老路。对这一现象的论述与批评已经很多[16]，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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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不妨考虑这样一种极端情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会持续增加，如果有一天在中国传播问题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成果占主导地位且得到学术界承认，这能否叫作实现本土化？——就近年来大量翻译成中文的汉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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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法符合本土化的第一种定义，但显然它与目前本土化话语的第二个标准不符。这反映出目前本土化的概念里还隐含了某种民族主义情绪，即这些研究的主体应该是中国人（至少是华人）。对于偏好量化考核的科研管理者来说，这一目标更容易操作。尽管批评之声不绝[17]，但以SSCI作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在亚洲不少地区的学术界，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这一标准带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来评价研究的优劣，或者说学术研究的听众应该是谁？韩国的学术国际化比中国略早一步，走的也是这条路线。韩国首尔大学姜明求教授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生交流时曾提到他做过一个内容分析，统计了韩国籍学者在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发现题目多是国外议题或模型，与韩国直接相关的不多。换句话说，简单强调由本国学者作为研究主体，并不一定导致本国问题研究的繁荣，尤其是当把国际期刊发表量当成唯一的评价指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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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个标准之所以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忽略了另一个条件——研究本身要有益于中国的实践。这就引出了关于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张力的话题。从学科历史来看，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端于实际应用，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政治宣传。但是作为栖身于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它又兼具理论抱负，所以形成了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双峰并存的局面。“有益于中国的实践”的要求相当合理，但究竟是什么实践，谁的实践，理论和实践应该如何联结，却是中国传播研究界长期以来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本章后面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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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标准最复杂，可能也是争论中最难解的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中，李彬就针对西方话语的霸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尽管他并不排斥西方的理论与话语，却对简单搬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表述中国经验表示出一丝担忧。[18]正如胡翼青所注意到的那样，这里包含朴素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色彩。[19]后殖民主义反对的是以西方为中心、从西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出发来建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这种单一的话语表述结构可能是有意识的，更多的则是无意识的，由话语结构本身所决定。所以言说方式和思考框架本身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无论是西方人还是被西方话语所同化了的来自世界体系边缘的人，只要使用这种语言，就可能带有某种偏见。传播研究也是如此，使用西方的概念或方法，就可能成为这种后殖民话语的代理人。从原则上来看，上述看法政治正确，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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