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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表现则是理论的工具化。这种立场看似与前一种矛盾，实则是硬币的另一面。理论的神圣化，背后的真实目的往往是理论的工具化。哲学、文学、经济乃至自然科学都曾被作为政治工具，再加之以现实利益作为诱饵，直接的后果便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和缺乏独立。学术研究跟在政策后面喊口号或做注脚，极大地扼杀了理论研究的自由与想象力，而和意识形态宣传密切相关的传播学更是深受影响。因此追求本土化，首先要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刻的自省，具有学术独立的自觉，否则再过三十年，中国的传播研究仍然会处于一个原创理论缺席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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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表现是把应用研究和实践概念庸俗化。在宣传逻辑中，神圣的是我的理论，它具有实用性，而其他理论则一概被斥为无实用价值的虚假意识。这是庸俗化的一种方式。更常见的是另一种：在政治权力话语和市场话语的支配下，形成某种话语霸权，仿佛只有能直接带来现实利益的研究才是好研究，否则就是空洞无用的理论。这种看法把应用和实践简单等同于实用，理论和应用之间的缓冲地带被取消了。于是投入少见效快、能够直接指导现实的研究被重视，而理论建构则因为缺乏“实用性”或不能指导实践而被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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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研究的功能，马克斯•韦伯曾在《以学术为业》中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他提出学术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去魅，让人理解事实层面的规律，但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信仰与价值的问题。[24]韦伯当时所指的学术研究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讨论的理论研究，尽管今天未必所有人都会接受人类社会存在与自然界相似的客观规律的看法，但是这个判断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为理论的使用划定了一个边界。越过了这个界线，真正的理论就显得毫无用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实用性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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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我们对理论与行动间关系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受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不少研究者开始把理论研究也看成是一种实践形式，在研究中通过不断反思，重构自己与现实的关系，进而影响他人，改变社会。这既是研究，同时也是解放行动。不仅马克思主义这么看，批判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后结构主义（如福柯的“知识权力”论）也将知识生产视为建构社会现实与秩序的重要途径。从这些角度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远不只是“理论指导实践”这一简单论断所能概括的。所谓实践，也不仅限于工具理性这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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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表现则是放弃理论追求，认为中国的实践只是沿袭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在赶超阶段，完全没必要进行理论建设，忠实地应用西方的理论即可。这种看法并不反对理论研究，只不过认为当前的情境应该把重点放到应用上。姑且不论西方理论是否完全适用于中国，关键在于理论与应用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放弃理论追求，也就等于放弃了学术研究者的主体性与独立性，这无疑是一种懒惰和犬儒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提本土化具有正面的激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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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未能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从结果看，中国内地三十多年来的传播研究表现出较浓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应用研究发达，理论研究成果贫乏，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中国特色。[25]理论研究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现实环境和研究能力的影响，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被忽视了，那就是对具体如何做还存在着分歧。具体来说，就是理论建构的目标是解释中国特殊的现象，还是追求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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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看，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后者来自前者。比如“面子理论”，概念源自中国，经戈夫曼、汀图美等人的诠释之后，变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但是研究者发现，一些所谓普遍理论，其实只是基于西方的经验，只不过由于西方学者视野的局限或者自大，便将这些理论自封为普遍规律。[26]每个文化中都会有独特的经验，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上升为普世原则。即使是面子理论本身，也只有很小一部分能够被一般化，中国人的面子观念仍然有特殊之处。[27]然而作为理论，如果只解释个案，研究的价值何在？如果要追求一般性，抽象到哪个层次才算合适？不同的研究范式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因此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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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与普遍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层面。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也有区别。所谓“中国问题”可以做两个不同的理解：一是“中国作为问题”，二是“中国的问题”。前者是以西方为中心，从中西的差异出发，关注的是中国为什么与西方不同。后者则是从中国面临的问题出发，探索解释中国现象的理论。追求理论的普遍性本身值得肯定，但是如果脱离了本土的关怀，丧失了主体性，研究就可能变成取悦西方学术界的小摆设。秦晖所说的“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依然中肯。[28]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是英国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一个高度语境化的研究领域，它深深扎根于英国二战之后的社会环境。随着二战后美国文化的入侵以及传统社区和生活方式的崩溃，早期的文化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点从古典文化转向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青年亚文化促使他们关注文化与阶层、身份的问题，而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兴起让他们又将意识形态作为研究的重点，电视的兴起让他们关注受众，全球化让他们又转向民族身份与差异建构……每个时期的不同问题都来源于英国当时的语境，以至于霍尔本人认为文化研究只存在于英国，输出后被权力收编的文化研究已经是南橘北枳。[29]但是正是这些高度特殊的理论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当代文化的困境，使得文化研究走出了英国，无心插柳却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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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美国早期的传播研究深受欧洲影响，芝加哥学派的不少学者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是却很少出现中国这样的本土化的焦虑。哥伦比亚学派的埃利休•卡茨在建构有限效果论时，否定了所谓“欧洲模式”，即以勒庞为代表的欧洲心理学家对传播效果的夸大。[3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从空间角度论述这种欧洲心理学模式不适用于美国文化，而是以时间的框架来叙述新旧模式的更替。斯坎纳尔在分析两级传播理论的产生时，也是通过介绍从大萧条、战争管制到消费社会的时代转换来论述它与特殊社会条件的关系的。言下之意是这个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由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境（里斯曼所说的由自我引导的社会变成由他人引导的社会）所催生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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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尽管从纵向看中国的变化巨大，但是研究者更加关注的却是空间维度上中西方理论的差异，不太注意中国社会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中国研究者的这一倾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缺乏时间维度的参照系，即汪琪等人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的所谓“理论”观念[32]，无法和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进行学术对话，只好将视野转向西方。同时东西之间在文化、制度和社会发展上并不均衡，东西方的差异远大于美欧的差异，这也造成我们对东西方的差异更加敏感。但是这种过度强调空间差异的理论建构取向也造成了不少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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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对立容易导致将西方看成一个整体，忽视其内部的差异。今天中国学者谈论的“西方”多指以美英为代表的大西洋国家，但是就像《比较媒介系统》（Comparing Media Systems）一书所显示的那样，即使在欧美国家内部，其体制和文化也相去甚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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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对立二元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盲点是将中国也看成一个整体，忽略其内部差异。今天的中国，除了传统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差异之外，由全球化和市场化造成的南北差异也反映在国内的阶级差异上。在中国之内，既有与发达国家完全同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存在原始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很难用一种理论来概括这些不同群体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不是西方的影响，而是中国内部的差异才是建构本土理论的最大阻碍，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反而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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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所造成的话语霸权。比如在种族问题上，勒庞等新种族主义者便以文化差异和宽容为借口，让法国的黑人“回到自己的家园”，从而达到驱逐其他种族的目的，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可见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并不必然和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34]而且文化相对主义容易被作为借口，反对某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推行有利于少数人的野蛮政策。尽管对全球化的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文化中共同的部分正在增加，如果我们在谈论差异的时候忽视了共同性，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觉得中国什么都特殊，就会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就是那些对所谓“北方理论”持批判态度并倡导“南方认识论”的左派学者，也不赞成中西对立，而是主张在融合的基础上建构理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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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有些虚无的看法，认为凡谈到普遍性，就是以西方为中心。比如黄旦认为传播学“本土化”中的“普遍”与“特殊”中深深沉淀着类似沟口雄三所说的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把握世界的“一元论”视角。[36]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论”保持反思和警觉是必要的，但也未必一谈到普遍就把它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简单画上等号，“特殊—普遍”所描述的张力并不能用“中—西”对立替代。普遍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理想化的普遍性其实把它变得虚无，甚至取消了它。在特殊和绝对的普遍（无条件地适应于任何时空）之间，存在多种更具现实性的普遍。本土理论只要在另一文化或制度下能够适用，甚至稍经修正后适用，便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正如汪琪所说，我们不可能从殊相中发展出绝对的、单独存在的共相，特殊性中便蕴含着普遍性，普遍性中也内在地包含特殊性，二者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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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取向/理论取向的张力一样，特殊性/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也始终存在。尽管未必每个研究都必须在这些对立的概念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会处于这两对张力所影响的场域之中。如果人为地取消它们，反而会造成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因此，所谓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不应是一种标准，而应是复数。在各种本土化取向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于一尊，而应容忍本土化话语中所具有的张力，倡导多种路径的多元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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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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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多元竞合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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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之中存在合理因素，在剥离了其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突显的是引进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所面临的“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修辞否定本土化话语，但无法回避行动路径选择问题。二是本土化的路径选择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应用—理论、特殊—普遍之间的张力既客观存在，同时又是中国传播研究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这既符合中国现阶段以发展为主的国情（时间因素），也是全球化与多元主义、民族国家与其内部的多元主义等张力（空间因素）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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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在表达本土化中存在的张力时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方式，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提醒研究者必须同时在这两个维度上反思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坐标系中定位研究的目标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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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这两对张力放在一个二维的坐标系中，大致区分出四种类型的本土化取向（图11-1）。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象限所代表的四种类型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现实中完全有可能存在跨越不同象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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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类型和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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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1-1的左上角，是立足于中国的应用研究，也是目前中国传播研究侧重的部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已有的理论，制定具体的传播政策。目前比较热门的国家形象或公共外交研究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二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对既有历史和观念史的重新整理与解读。严格来说，后一领域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一研究和总结可以为右上角的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处于应用与理论之间。这也说明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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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美国的应用传播研究在此领域成就颇大，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参照和标准。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所谓“中国模式”。尽管目前来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然会为世界传媒实践提供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