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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和右下角均以建构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标，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侧重于提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一个侧重于从中国的特殊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后者当然可以适用于前者，但是前者的内容显然要比后者丰富得多。因此右上角产生的理论包含了右下角的理论，右下角的理论则是右上角的理论经过提炼和一般化之后的结果。因此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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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本土化的行动路径在当前的语境下均有价值，但从成果来看，这四个部分的发展均不理想。大多数努力集中在了图11-1的左上角，其他部分的发展严重不足。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争论何种取向是正确的，而是持不同主张的学者展开健康的竞争。尤其是要加强理论取向的研究，在研究特殊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而且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孤立，应用研究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输送概念与材料，应用于中国的特殊理论可以为普遍性理论提供启发，普遍性理论可成为中国传播模式的理论依据，传播模式的实践也可以为发现普遍性理论提供线索（见图11-2）。本土化研究，不是畸形的发展，而是四个区域的研究综合发展。只有超越了困扰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我们才能说中国的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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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不同行动路径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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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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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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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座谈会综述》，《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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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7期；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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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张威：《探索与立场：3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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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陈卫星：《关于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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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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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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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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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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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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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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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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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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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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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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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比如陈光兴、钱永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年总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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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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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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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月枝、邓理峰：《中国的“美国中心论”与中国新闻业和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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