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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胡翼青：《传播学：学科范式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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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Timothy Glander, 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 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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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Jefferson Pooley, “Daniel Czitrom, James W. Carey, and the Chicago School，”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4（5）, 2007, pp.46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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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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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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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金铨观察到，美国学术界所谓“国际传播研究”是美国的传播研究的对立面，即他们认为美国并不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美国中心主义将美国学者的发现视为普遍规律，其他国家与其不一致的均被视为特例。见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2003年总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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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比如：黄光国：《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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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秦晖：《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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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i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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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lihu Katz and Paul F. Lazarsfeld, Personal Influence: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5, p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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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Paddy Scannell, “Personal Influence and the End of the Masses，” ANNALS, AAPSS, 608, Nov. 2006. pp.1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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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台湾）2001年总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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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Daniel C. Hallin and Paolo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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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秦晖：《反对种族主义：以自由的名义》（中译版序），〔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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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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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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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汪琪：《“华化”传播研究：挑战、目标与取经》，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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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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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写书像十月怀胎，巧合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写的两本专著，都是和妻子的怀胎生产同步进行。第一本《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的出版是在蹬蹬出生后三个月。这一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的出版是在踢踢出生后四个月。其间虽然辛苦，但是人生中能两次拥有双重喜悦的经历却让人珍惜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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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整理和写作过程虽然只有一年多，但是从思考、酝酿到出版却跨越了近十年时间。2002年我正式开始传播理论教学，在讲授传播研究史的过程中，问题与困惑接踵而来，于是在2006年写了第一篇讨论中国传播研究历史的文章《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后来作为我翻译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译者前言发表。虽然现在看来这篇小文章很幼稚，但却保留了一份对个人的成长历程的记录。2006年秋赵月枝教授的讲座和2007年我在新闻学院资料室翻阅旧刊时的意外发现，催生了《“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一文。这篇论文在2007年夏季江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上发表，引来了对此题目有共同兴趣的中国社科院的姜飞、南京大学的胡翼青的关注与讨论，于是在会下相约做一个中国传播学30年的DV口述史访谈的项目。此项目得到了当时社科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的唐绪军副所长的支持，于是我便有了面对面访谈中国传播研究亲历者的机会，得以突破文献的局限，更直观地把握传播研究的脉络，新的研究问题和角度不断涌现。“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这两章中的主要观点便是在访谈中由模糊逐渐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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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2009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的一年访学，尤其是参加传播理论大师（我们私下把他称作传播研究史的“活化石”）埃利休•卡茨的“媒介研究经典文献”研讨班的学习，不仅让我对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阶段有了更具象的全新认识，而且体会到了细读经典文本的重要性。借助在美国搜集到的丰富资料，我完成了本书中有关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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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南京大学参加“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工作坊和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年会期间，在胡翼青的提议下，我代表有共同兴趣的青年同仁们申请成立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得到了外国新闻史学会郭镇之会长和新闻史学会程曼丽会长的大力支持。2013年底，这个学术共同体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新闻传播思想史研讨会，并正式成立了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和这群志同道合的研究高手们密切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传播思想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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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底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周丽锦副主任的协助下，《传播研究史》获北京市社科基金的出版资助。在交稿压力下，从2013年底开始，向来懒散的我被迫进入密集写作状态。孙本文博士论文的研究、中国传播史前史的研究、芝加哥学派及帕克的研究、传播史叙事的论文都是在这一年中完成的。借此次整理机会，我突然发现之前的一系列研究中，其实潜伏着一条暗线：传播学术思想史中那些连续中的断裂之处和断裂中的连续之处。“灰色地带”这个之前偶然出现在文章中的概念逐渐显露出来。当然，这一总结和探索是否恰当，还有待学术界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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