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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对立容易导致将西方看成一个整体，忽视其内部的差异。今天中国学者谈论的“西方”多指以美英为代表的大西洋国家，但是就像《比较媒介系统》（Comparing Media Systems）一书所显示的那样，即使在欧美国家内部，其体制和文化也相去甚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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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对立二元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盲点是将中国也看成一个整体，忽略其内部差异。今天的中国，除了传统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差异之外，由全球化和市场化造成的南北差异也反映在国内的阶级差异上。在中国之内，既有与发达国家完全同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也存在原始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很难用一种理论来概括这些不同群体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不是西方的影响，而是中国内部的差异才是建构本土理论的最大阻碍，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反而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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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所造成的话语霸权。比如在种族问题上，勒庞等新种族主义者便以文化差异和宽容为借口，让法国的黑人“回到自己的家园”，从而达到驱逐其他种族的目的，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可见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并不必然和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34]而且文化相对主义容易被作为借口，反对某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推行有利于少数人的野蛮政策。尽管对全球化的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文化中共同的部分正在增加，如果我们在谈论差异的时候忽视了共同性，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觉得中国什么都特殊，就会把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就是那些对所谓“北方理论”持批判态度并倡导“南方认识论”的左派学者，也不赞成中西对立，而是主张在融合的基础上建构理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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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有些虚无的看法，认为凡谈到普遍性，就是以西方为中心。比如黄旦认为传播学“本土化”中的“普遍”与“特殊”中深深沉淀着类似沟口雄三所说的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把握世界的“一元论”视角。[36]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论”保持反思和警觉是必要的，但也未必一谈到普遍就把它与西方中心主义、一元论简单画上等号，“特殊—普遍”所描述的张力并不能用“中—西”对立替代。普遍不意味着自然科学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理想化的普遍性其实把它变得虚无，甚至取消了它。在特殊和绝对的普遍（无条件地适应于任何时空）之间，存在多种更具现实性的普遍。本土理论只要在另一文化或制度下能够适用，甚至稍经修正后适用，便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正如汪琪所说，我们不可能从殊相中发展出绝对的、单独存在的共相，特殊性中便蕴含着普遍性，普遍性中也内在地包含特殊性，二者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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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取向/理论取向的张力一样，特殊性/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也始终存在。尽管未必每个研究都必须在这些对立的概念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会处于这两对张力所影响的场域之中。如果人为地取消它们，反而会造成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因此，所谓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不应是一种标准，而应是复数。在各种本土化取向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于一尊，而应容忍本土化话语中所具有的张力，倡导多种路径的多元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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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170488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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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多元竞合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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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之中存在合理因素，在剥离了其中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后，突显的是引进学习告一段落之后所面临的“接下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修辞否定本土化话语，但无法回避行动路径选择问题。二是本土化的路径选择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应用—理论、特殊—普遍之间的张力既客观存在，同时又是中国传播研究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这既符合中国现阶段以发展为主的国情（时间因素），也是全球化与多元主义、民族国家与其内部的多元主义等张力（空间因素）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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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在表达本土化中存在的张力时采取了二元对立的方式，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提醒研究者必须同时在这两个维度上反思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坐标系中定位研究的目标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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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这两对张力放在一个二维的坐标系中，大致区分出四种类型的本土化取向（图11-1）。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象限所代表的四种类型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现实中完全有可能存在跨越不同象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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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类型和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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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1-1的左上角，是立足于中国的应用研究，也是目前中国传播研究侧重的部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已有的理论，制定具体的传播政策。目前比较热门的国家形象或公共外交研究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研究。二是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对既有历史和观念史的重新整理与解读。严格来说，后一领域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一研究和总结可以为右上角的研究提供理论资源，处于应用与理论之间。这也说明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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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角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美国的应用传播研究在此领域成就颇大，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参照和标准。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出现所谓“中国模式”。尽管目前来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但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然会为世界传媒实践提供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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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和右下角均以建构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标，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侧重于提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一个侧重于从中国的特殊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后者当然可以适用于前者，但是前者的内容显然要比后者丰富得多。因此右上角产生的理论包含了右下角的理论，右下角的理论则是右上角的理论经过提炼和一般化之后的结果。因此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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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本土化的行动路径在当前的语境下均有价值，但从成果来看，这四个部分的发展均不理想。大多数努力集中在了图11-1的左上角，其他部分的发展严重不足。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不是争论何种取向是正确的，而是持不同主张的学者展开健康的竞争。尤其是要加强理论取向的研究，在研究特殊问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而且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孤立，应用研究可以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输送概念与材料，应用于中国的特殊理论可以为普遍性理论提供启发，普遍性理论可成为中国传播模式的理论依据，传播模式的实践也可以为发现普遍性理论提供线索（见图11-2）。本土化研究，不是畸形的发展，而是四个区域的研究综合发展。只有超越了困扰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系列二元对立，我们才能说中国的传播研究真正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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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不同行动路径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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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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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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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徐耀魁、黄林：《西方传播学座谈会综述》，《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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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7期；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美〕宣伟伯：《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余也鲁译述，香港：海天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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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张威：《探索与立场：30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五次争鸣》，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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