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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有时甚至能知道写下、抄录和重抄这些文件的抄写人的名字，因为文件中提到他们的名字，或他们自己在文件结尾处署名。在波利卡普自己也遭到了逮捕和处决后，安提阿附近的菲洛梅里厄姆（Philomelium）教会请士麦拿教会给它一份波利卡普生前及殉道事迹录。于是，盖乌斯根据波利卡普的追随者艾雷尼厄斯（Irenaeus）的记录汇编了这样一份事迹录，由一个名叫尤拉埃斯图斯（Euraestus）的抄写人写出来。这封送给菲洛梅里厄姆的信现得名“波利卡普殉难记”（The Martyrdom of Polycarp），其中载有如下的指示：“你们听完这些事迹后，把信转给远方的兄弟们，使他们也赞美主。”此信后来的一个抄本上的署名表明它确实经过了抄录和流传：“此事迹录系盖乌斯从波利卡普的门徒艾雷尼厄斯的文件抄来。波利卡普曾和艾雷尼厄斯一起生活。科林斯的伊索克雷特斯（Isocrates）把盖乌斯的抄本抄录下来。愿他们都得主恩典。我，皮翁尼乌斯（Pionius），受圣波利卡普的启示寻找这份抄本，找到时它已因年代久远而破烂不堪，我现在又把它抄写下来。”1945年，在埃及找到了一批存在陶罐里的4世纪时的基督教文件，其中有一组叫“纳杰哈马迪藏书卷六”（Nag Hammadi Codex VI，纳杰哈马迪是埃及地名，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文件的发现地。——译注）。它的书尾题署也证明了当时抄录和流传的做法：“我抄了这一份论文……其实我接到了很多论文。我没有抄写那些，因为我想您也接到了。我连抄写这些都感到犹豫，因为您可能已经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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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杰哈马迪的文件像自公元2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一样，是手本，即写在一张张莎草纸或羊皮纸上，沿一边装订起来，像现代的书一样，不像希腊-罗马时代常用的卷轴。手本虽然深得基督教徒的喜爱，却不是他们发明的：罗马人和埃及人都使用手本形式的小笔记本，因为它们比卷轴体积小，便于携带。罗马的蜡版也经常以手本的形式叠在一起。但似乎这种笔记本和蜡版主要用于作笔记，或记录其他需要马上记下来的信息；正式文件则用莎草纸卷，直到3世纪中期，莎草纸卷仍较受青睐。公元1世纪末的罗马诗人马提雅尔（Martial）向读者推荐手本，因为一只手就可以拿得了，而且方便旅行。但尽管他对这一新形式热情推荐，却应者寥寥，只有新兴的基督教团体是个重要的例外。到了2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文件都采用了手本的形式，相比之下，非基督教的文件只有不到5%是手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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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到底为什么舍卷轴而取手本，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份重要文件（或者是马可福音，或者是保罗的使徒书信集）采用了手本形式，随着文件的抄录和流通，这种形式也就得到了确定。另一个可能是，早期基督教的书写人和抄录人大多仅是识字的普通人，不是专业的抄写人，他们因此而乐意摒弃传统的观念，即手本是用来记笔记的，真正的文件应写在卷轴上。这种猜测有一个事实为依据：基督教的文件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有的形式。希腊-罗马的文件采用传统的“文字之河”的形式，没有标点符号，没有分段，也没有字间间隔。基督教的文件则每段开头以大字标明，另外还有把字隔开的标记、标点符号、分部符号和页数。这些使朗读基督教的文件对普通人（而不是专业朗读者）来说容易得多。所以，从卷轴到手本的转变可能仅是对希腊-罗马文学习惯更广泛的摒弃的一个方面。一俟基督教在4世纪早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手本取代卷轴即成定局。埃及干燥的气候条件利于莎草纸的保存，在那里发现的所有的希腊文件中，2世纪写成的有98%是写在莎草纸卷上的，3世纪时这个比例就降到了81%，4世纪和5世纪比例更低，各降为26%和11%。（在电脑时代，我们又恢复了滚动看文件的传统，不过我们现在是自上而下滚动，不像罗马人那样自右而左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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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创立借助于媒体，从莎草纸卷转向手本形式是早期教会大力利用媒体的又一项长期遗产。作为他那个时代对社交媒体最杰出的使用者，保罗是古代最有影响的书信作者，甚至超过了西塞罗。基督教早期有一些不同的派别互相竞争，就基督训诫的含义以及训诫对谁而发各执己见。保罗利用社交媒体普及了他的观点，确定了基督教会不仅接受犹太人，而且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的原则。他的影响如此之大，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中仍在朗读他的书信——这有力地证明了抄录文件并在社交关系网内传播这一做法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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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教皇要么必须废除印刷，要么就得另找一个世界去统治；不然在这个世界上，印刷必定会推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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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克斯，《殉教者书》，15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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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古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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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欧书面材料的流传急剧减少。从6世纪到12世纪这段所谓的黑暗年代里，基督教会为维持识字和学习的热情费尽力气苦心经营。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识字率也一路下滑。教会仍然抄录经文以供使用，但抄录经文成了一种虔诚的活动，抄成的书字体精美复杂到惊人的地步，还有细致的插图。做成一本书需要好几个人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那时已经没有中东来的莎草纸了，所以那些书写在风干的牛羊皮上，又称羊皮纸。修道院里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叫缮写室，书就是在那里制作的。僧侣们边抄写边朗读，这是一种祈祷或静思的形式，借此吸收书中的智慧。然后，其他的僧侣用彩色墨水和金箔给书加上精美的插图。然而，一头牛或一只羊的皮制成的羊皮纸仅够一本大书的两页或四页，这意味着有些经文需要整整一群牲畜的皮。这一切使得书籍制作十分昂贵，除修道院外，只有贵族或皇家才买得起书。1074年，巴伐利亚本尼迪克特堡恩城（Benediktbeuern）的一位神父用一本画有插图的祈祷书，即弥撒书，换了一座葡萄园。1120年，鲍姆伯格（Baumberg）修道院用一本弥撒书换了一大片土地。由此可见书的价值。获取书面知识的能力成了基本上仅限于僧侣阶层的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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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晚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学开始兴起；欧洲人重新发现了古人的知识（部分的是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是伊斯兰世界保存并扩大了古人的知识）；贸易增加了；识字率逐渐上升，对书的需求也因之开始增加。12世纪时，阿拉伯人把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引进了欧洲，这就是纸。纸比羊皮纸便宜，也更容易得到。修道院缮写室里僧侣们的慢工细活为教会生产所需的少量书籍尚可，但远远无法满足对非宗教书籍的需求。结果，大学取代修道院，成为书籍生产和抄录的中心。但抄录的工作昂贵而又困难，因此欧洲大学的图书馆藏书通常极为有限。比如，14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只有122册藏书。上课用的书只有一本，讲师向学生朗读书中的内容，其间不时插入他自己的解释。学生自己没有书，只能靠课上作的笔记，或者用过去别的学生记下来、在学生中间流传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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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对书籍的手工抄录，13世纪发展起来一种叫“pecia”的办法。该办法是把书分为好几部分，每一部分只有几页长，称为“peciae”，把它们出租给学生或让抄写人抄录，抄录的人积少成多，逐渐积攒起整本书的抄本。把一本书分成几部分让好几个人同时抄录比把全书借给一个人抄录效率高出许多。学生们彼此之间传抄的效率则又更高。（其实，今天的一些用户间转发文档的系统采用的是同样的组织结构——许多使用互联网下载同一份大文件的用户彼此之间也交换该文件的部分内容。）除了造纸以外，12世纪期间还有一项中国的发明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了欧洲——用雕刻精细的木板以木刻的方式印刷图像和少量的文字。但是，把文字反向刻在木板上既费时又费力，因此不适合印刻整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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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人开始寻找更高效的办法，其中一人叫约翰·根斯弗莱施·祖尔·拉登·祖姆·古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人称约翰·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1440年前后，经过了几年的秘密实验，他终于掌握了系统性复制长篇文字所需的所有元素。第一个元素是活字：用以金属铸造而成的字母排列出单字、字行，进而是整篇书页。金匠出身的古登堡琢磨出了用特定比例的铅锡合金大量铸造高质量字母的办法，还研究出了活动模板，可以使用不同大小的铅字。第二个元素是细心配制的油墨：这种油墨比墨水黏，能牢牢粘在铅字上。第三个元素使古登堡的发明因而得名。（“印刷机”的英文是“press”，和“压床”是同一个词。——译注）为把沾满油墨的铅字平均着力印在纸上，古登堡对螺旋压床进行了改造。螺旋压床早在罗马时代就发明了出来，在古登堡的家乡德意志地区被用来酿酒。把每张纸或羊皮纸（印刷发明的早期有些书仍用羊皮纸）夹在折叠的框子里，小心地对上沾了油墨的铅字。然后，把这样做成的纸夹铅字的“三明治”放入压床挤压，油墨就印到了纸张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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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排好了一页纸的字，古登堡的机器一天就能复制出好几百页。这比手工抄录快100多倍。1470年，意大利的一位主教观察到，三个人使用一部印刷机工作三个月，可印出300册书，而这么多书若是用手工抄录，需要三个抄写人一辈子的时间。古登堡的印刷机印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圣经》的一个拉丁文版本，共印了180册，在1455年正式出版之前就被订购一空。像一种形式的媒体取代另一种形式时经常发生的那样，第一批印刷书中仍存留着手抄书的某些特点：铸造的铅字模仿手写字母的形状；为手写的大写首字母和其他的图饰专门留出空当，书印成后再用手工加上去。不过，随着印刷的流行，印刷书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版面式样和设计也出现了新规则。虽然印刷机是古登堡发明的，但是把它成功地用于商业生产的是他的同事，金匠兼律师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曾做过抄写人、有商业头脑的彼得·舍费尔（Peter Schoffer）。他们在1455年和古登堡因一场法律纠纷分道扬镳后，继续印刷《圣经》《圣诗集》，以及像西塞罗的作品这类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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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从发源地美因茨传到了德意志的其他地区，这里面有一件事起了推动的作用：当地的大主教之间发生了争端，导致美因茨遭到洗劫，结果造成许多懂印刷术的人逃亡到外地。到1471年，德意志的好几个城镇都建起了印刷厂。欧洲的大城市，包括科隆、巴塞尔、罗马、威尼斯、巴黎、纽伦堡、乌德勒支、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等等在内的所有对印刷书需求旺盛的学术和商业中心也都建起了印刷厂。1476年，印刷术传到英国，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缮写室附近安装了第一台印刷机。印刷机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500年，大约1000架印刷机在欧洲的250个大小城镇轰鸣，总共印出了大约1000万册书。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意味着思想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得到复制和传播——这一点很快将由德意志的又一位媒体先驱马丁·路德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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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新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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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是维登堡的一名神父，也在当地大学教授神学。1517年，他震惊地发现一个名叫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的僧侣向他的教堂会众出售赎罪券。按照教义，向教会购买赎罪券可以避免为某件罪孽遭到所谓“现世的惩罚”，并可确保死后不必经受炼狱的煎熬而直登天界。教会靠出售赎罪券来筹集大量资金，用于军事远征和建造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台彻尔出售赎罪券的授权来自德意志美因茨及马格德堡地方的大主教——美因茨的阿尔伯特（Albrecht of Mainz），而美因茨的阿尔伯特则得到了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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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对出售赎罪券的主意不以为然，认为：“信徒自以为虔诚，实则是欺诈行为。”他更不能苟同台彻尔为增加赎罪券的销量而对赎罪券教义的任意解释。台彻尔宣扬说，现在购买赎罪券，哪怕将来犯罪也能免受惩罚——对蓄谋通奸的人真太方便了——还说人们不仅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还可以为死去的家人买，买完后他们马上就可以脱离炼狱的苦难。他等于暗示说，若是不花光毕生积蓄解救死去的祖先脱离苦海，那简直太狠心了。愤怒的路德写信给阿尔伯特大主教控告台彻尔，对台彻尔提出的琅琅上口的口号——“一把赎罪券来买，灵魂马上脱苦海”——和他对赎罪券教义肆无忌惮的歪曲一一予以驳斥。可是路德不知道，出售赎罪券所得的一半钱财都被阿尔伯特中饱私囊，拿去还债，剩下的才上缴罗马用于修建圣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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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信中附上了《就赎罪券之法力及效力之辩论》（Disputation on the Power and Efficacy of Indulgences）——以拉丁文写成的95条论点，或论纲。按照当时的学术惯例，路德希望在大学里就此进行公开辩论。比如，第27条论纲质问台彻尔的口号在神学上是否正确，即付款是否真的能立即把灵魂解救出炼狱？第82条则问道，如果教皇有能力把灵魂救出炼狱的话，他为什么不马上解救炼狱中的所有灵魂？第86条质问，教皇用通过向穷人出售赎罪券敛来的钱财在罗马修建豪华教堂，这样做是否合适？阿尔伯特看了《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后，怀疑路德是异端，随即把一份副本呈交给罗马的教皇。与此同时，路德采用当时惯常的方式宣布他准备就赎罪券的问题发起辩论：1517年10月31日，他把要讨论的论纲的单子贴在了兼作大学告示板的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接下来，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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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条论纲》虽然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立即引起了骚动，先是在维登堡的学术界，随后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手抄本先开始流传，到1517年12月，路德的朋友们出资印成小册子或大幅海报的《论纲》印刷版在莱比锡、纽伦堡和巴塞尔同时出现。关于《论纲》的印刷出版，路德在多大程度上知情并不清楚。一个头脑灵活的印刷商很快出版了《论纲》的德文译文，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而不只是懂拉丁文的学者和僧侣。随着各个城镇的印刷商对《九十五条论纲》的复印和出版，《论纲》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德语地区。路德的朋友弗里德里希·米孔纳斯（Friedrich Myconius）后来写道：“短短14天内，论纲就传遍了德意志；四个星期后，几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它们耳熟能详。好像天使是传送它们的信使，把它们带到所有人的眼前。简直难以相信有多少人在谈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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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印刷品应公众的巨大需求如此自然而然地迅速传播，这是绝无仅有的。路德从《九十五条论纲》的意外成功中看到了民众对他的想法的热烈欢迎，也认识到印刷小册子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即可传送给广大民众。在1518年3月给纽伦堡的一个出版了《论纲》德文版的印刷商的信中，路德写道：“它们的印刷和流传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他又说：“如果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会换另一种说法，把话说得更清楚明白。”路德意识到，要向广大民众揭露教会的腐败，用学者使用的拉丁文写作，再由别人翻译成德文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在撰写那个月晚些时候发表的《论赎罪券与恩典的布道》（Sermon on Indulgences and Grace）时改用德文，并小心地避免使用地区性的词语，以确保从莱茵兰到萨克森的人都能看得懂。这本小册子马上引起轰动——只1518年一年内就重版了18次，每次至少印1000册，它显示了路德对当时媒体环境的娴熟运用。路德本无意分裂基督教教会，但他发起的运动最终确实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其中他的著作在社会上的分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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