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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头脑灵活的印刷商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威尼斯印刷商逃避当地管控的手法是在未经许可而出版的书上也印上“经许可”的字样，或把这类书标为在别处印刷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书不受当地规定的管理。其他地方的印刷商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有争议的书的版本说明中印上假名字、假地址，把没获得出版许可的书也说成是得到许可的。私下的印刷照常进行，有时经常转换地方以不致被发现。当局的回应是颁布更为严格的法律。1571年，萨克森大公下令，任何人胆敢印刷或经销未经批准的作品，将“严惩不贷”。1581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没有出版许可证的天主教小册子后，英国议会立下法规，谁若写作、印刷或散播任何“包含污蔑女王陛下的虚妄、挑唆、诽谤之词，意在挑拨、煽动或助长不臣之心或叛乱行为”的作品，将被处以死刑。1588年发表的一项皇家宣言要求英国的国家官员“调查并搜寻所有此类教皇诏书、抄件、诽谤文章、书籍及小册子，以及任何引进、出版、散播或宣传这类材料的人”。被怀疑违反了规定的印刷商和书商经常受到突击检查、逮捕、罚款和骚扰。这类法律规定很容易被钻空子，但有时又十分严酷，实际执行起来时松时紧，随意性很强，却反而加强了法律的有效性。印刷商永远不能肯定是否会招致麻烦，这是防止他们违规的一种威慑手段，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敢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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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则的不断严密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看一下出版前得到官方准许的印刷品占所有印刷品（不算政府公告之类的官方文件）的比例即可明白。这个比例从16世纪60年代出版许可制度刚建立时的3％上升到16世纪70年代的7％，80年代达到了42％。1589年至1590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攻击教皇、宣扬清教徒思想的小册子，作者的笔名是马丁·马普莱雷特（Martin Marprelate），使用的印刷机在英国中部四处移动。（一位英国贵族的夫人甚至允许把该印刷机设在客厅里，告诉丈夫说那是用于刺绣的机器。）因此而引发的镇压使这一比例激增到87％。17世纪的前30年，在伊丽莎白之后的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大约三分之二的出版物是经过许可的。17世纪30年代，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为英国地位最高的主教，他负责监督出版许可的发放；他收紧了出版审查制度，结果经许可出版物的比例再次超过75％。他对敢于写书声称英国教会需要彻底清洗天主教残余的清教徒作者特别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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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劳德迫害的人中最出名的是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他是清教徒、小册子作者，1634年因写了一本被认为攻击查理一世国王的王后——信天主教的法国人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的小册子而被剪掉双耳的耳垂。1637年，普林再次被判罪，和他一道判罪的还有两个清教徒作者约翰·巴斯特维克（John Bastwick）和亨利·伯顿（Henry Burton），他们的罪名是撰写攻击教会的非法书籍。（巴斯特维克攻击主教的书是在荷兰印刷、偷偷运进英国的，伯顿则是未经许可出版了一本布道小册子，直言批评劳德。）巴斯特维克和伯顿被带上颈手枷，耳垂被剪掉，普林的耳朵全部被割掉。另外，劳德还授意用“烧得极热的烙铁”在普林的脸颊上烙上“SL”的字样，代表他被判的罪名“诽谤教唆犯”（seditious libel）。同年，国王神秘莫测的最高法院“星室法庭”（Star Chamber）颁布法令，规定出版的书籍不得包含任何“违背基督教信仰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原则的内容，也不得有反对国家或政府，违背自律生活，或良好礼貌，或任何其他需予禁止的性质及题目”。这给了劳德巨大的审查权力。但这项法令标志着审查制度的巅峰时刻。分散的媒体系统很难有效地控制。不久后，出版许可制度即告垮台，英国开始了实现出版自由的历史性实验，这是之前完全意料不到的，而它的后果至今还激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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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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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如饥似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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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刷品的控制不断加紧，这部分是由国王和议会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促成的。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原来是担心印刷会被用来挑起宗教动乱，后来扩展为对印刷可能用于政治目的这一范围更广的担忧。由于有出版许可规则，一般人无法印刷出版，于是英国的政治新闻开始沿现存的手稿交换网络大量流传，以此来满足人们对非官方新闻的日益增加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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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规定，以任何形式向外报告议会开会的情况均属非法，就连议员也只能在议会大厦以及各个委员会中谈论政治。公开讨论政治是绝对不允许的，认为老百姓有资格了解政治消息被嘲为荒唐可笑。然而，实际上，从政的人经常把自己的演讲稿送给朋友和关系人传阅，议会开会的情况也经常被简要地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这样的议会报告在伊丽莎白时期就开始流传，到17世纪早期，随着政治紧张的升级大大增多。国王有权截留并审查信件，但很少这样做，因为政治统治阶层，包括为国王出谋划策的枢密院成员，需要了解最新的政治动向。所以国王对议会报告的传播熟视无睹。手抄文件与印刷文件不同，不算公开文件，通常认为它们只在精英阶层流传，而精英是可以放心任其掌握政治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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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和议会报告的手稿作为“单行本”流传，又称“袖珍手稿”。和诗歌一样，它们从一个人手上转到另一个人手上，其间有的人读了手稿后自己也抄下来一份。手稿的交换在各个社交关系网中进行，比如宫廷圈、教士圈、学术界、宗教派别、政治党派等等。有时，政治内容的单行本会批量生产：有些单行本有多达50份手稿被保留至今，这说明可能雇用了文书或抄写员来在很短的时间内抄写多份手稿。17世纪初遗留下来的许多演讲稿文体严谨，措辞精练，不可能是原话的记录。这些演讲稿可能是演讲人自己散播出去的，可能与实际做的演讲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做）。以手稿形式散播演讲稿是自我宣传和从事政治活动的手段，这一点与古罗马时代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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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600年，又出现了一种了解政治形势的方法，那就是定期出版的新闻稿，又称“新闻信札”，由伦敦的政治消息灵通人士编写，再送给外地的收信人。开辟这一体裁的是人脉极广、身价雄厚的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他为朋友打听、收集伦敦的新闻和流言，然后写信向他们巨细无遗地报告最新的情况。张伯伦的许多信件被留存了下来，并被视为对詹姆斯一世治下伦敦风貌的精辟而客观的描绘。张伯伦继承了父亲的一大笔财富，因此不必工作。他写那些信是为了自娱，从不要求别人付钱。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地有这样一位无私奉献的通报人；后来其他写类似信件的人，如约翰·珀里（John Pory）和埃德蒙·罗辛汉（Edmund Rossingham），开始为愿意付钱的顾客提供每周一次的通信服务，价钱是每年5到20英镑。这在当时价格不菲（相当于今天的600到2400英镑，或约1000到4000美元）。一个新闻写家若是有几十个订户，日子就能过得非常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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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收集新闻的最好场所是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人们每天在那里碰头，交换新闻和流言。1692年发表的一份对这种“保罗行”的描述是这样说的：“里面的噪音如同蜂群，是一种奇怪的嗡嗡声，杂以不断走动的靴子声或脚步声；那是一种低沉的吼叫，大声的耳语。这里是一切谈话的场所，是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地方。”在教堂里干这种事似乎有些奇怪，但圣保罗大教堂自从1561年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尖顶后就一直失修，人们尽管仍然用它做教堂，但也把它当作市场和聚会的场所。教堂管理方多次试图阻止人们为了非宗教的目的使用教堂，均告失败。圣保罗大教堂还是伦敦书籍买卖的中心，院子里设有许多书摊，附近有许多书店，出售新闻叙事诗、书籍和小册子。这些材料，加上和店主以及前来买书的顾客的闲聊，也都是新闻信札写家的消息来源。另外，在议会大厦周边，在作为伦敦商业中心的皇家交易所，从泰晤士河上的船夫（相对于现代的出租车司机）口中，在小酒馆里，从位居高职的朋友那里，都能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新闻信札的写家还想方设法拿到演讲稿的抄本，有时能直接从作者那里得到；他们还搜寻议会开会情况的叙述，这样的叙述有时来自在会议厅中记下的笔记的总结，有时是汇集了从各处听来的口头报告后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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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消息都写进新闻信札里，各种消息通常加上“据说”、“他们说”、“我听说”等前缀，以此强调信中的大部分新闻是口头性质的。写家写给不同顾客的信也略有不同，力求信的内容能满足具体顾客的需要和兴趣。有时他们自己并不亲手写出全信，而是把所有信中都有的大部分内容交由抄写员抄写，然后再亲手加上评论和点缀。根据对当时情况的一份叙述，一个新闻信札写家雇用了5个抄写员，每人每星期二抄写16封信，每星期四抄写13封信，每星期六抄写15封信，以满足100多个订户的不同需求。即使新闻信札的大部分内容是抄写员写的，但仍然保留着客套话，好像它是两位绅士之间的私人通信，不是商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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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新闻信札十分昂贵，这也许是政府没有试图控制它们的原因。通常认为这些信只在有钱人的小圈子内流传，但其实它们流传的范围超过了这个小团体。有些订户和邻居分担订购费，共享寄来的新闻信。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新闻信札的手稿供人购买。新闻信札经常被“连锁抄录”——自己抄完后再把原文或抄本送给别的朋友去抄。17世纪20年代做过议员的斯丘达莫尔子爵（Viscount Scudamore）收集朋友们送给他的新闻信札；作为回报，他似乎把自己订的约翰·珀里的新闻信札的抄本也转送给朋友。有时，新闻信札的写家利用收信人之间的社交联系作为传播手段。一位英国政治家西蒙兹·迪尤斯爵士（Sir Simonds D’Ewes）从伦敦写了一封新闻信札给他的朋友威廉·斯普林爵士（Sir William Spring），但他没有把信直接寄给他，而是先送给剑桥的约瑟夫·米德（Joseph Mead），米德读完后转给他的朋友和赞助人（住在剑桥以东萨福克郡的达尔汉姆的）马丁·斯塔特维尔爵士（Sir Martin Stuteville），再由他转给（住在更东边的巴肯汉姆的）他的朋友斯普林。米德自己也订了珀里的新闻信札，根据新闻信札的内容和得自其他来源的消息定期写出新闻摘要呈交给斯塔特维尔，给这位比他年长的赞助人提供最新消息，正如凯利乌斯为西塞罗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也会把他们收到的信件或信件的摘要同其他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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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可制度下，新闻还是允许印刷出版的，只要不触及国内政治和宗教这类敏感的题目。报告奇迹、灾难、谋杀和怪胎的新闻特别受欢迎。在英国，16世纪60年代初次报道这类消息时，采用的是单页新闻叙事诗的形式，到了80年代，单页叙事诗变成了多页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经常带有描绘生动的木刻插图，隐晦地表达对道德滑坡或社会动荡的担忧，或暗示这些是深层次的政治或宗教问题的表象。出版外国的新闻也是准许的。1618年爆发了现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后，对外国新闻的需求骤然激增。“三十年战争”开始时是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最终几乎席卷全欧洲。英国的新教教徒想了解他们在欧洲的新教同志的战况，担心天主教徒一旦在欧洲大陆上获胜，接下来就会入侵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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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战争消息的渴望导致了一种新型印刷品的出现：新闻报（coranto）。它只有一张纸，两面都印，汇集各种内容，通常是描述战斗或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件的信件，或目击者叙述，每一篇前面都有标题，说明消息发出的地点和日期，比如“布拉格，11月5日”。第一份新闻报是1618年在荷兰出现的，很快就印出了英文版送到伦敦，不过里面略去了关于英国的消息，以免触怒当局。伦敦的一位出版商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受到启发，开始发行自己的报纸；他的报纸不是一张纸，而是小册子，内容基本上是德意志和荷兰出版物的翻译。印刷的新闻报比手抄的新闻信札便宜得多，一期只有2便士（订购每周一次的手抄新闻信札的费用要高出6到24倍）。印刷机一次通常印几百份，所以新闻报的流通量也比手抄的新闻信札大，虽然大不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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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名的新闻报被认为不如手写的新闻信札可信，后者叙述的经常是写信人亲耳听到的消息。1621年，新闻信札写家约翰·张伯伦抱怨说：“新闻报上什么新闻都有，还有从阿姆斯特丹传来的各种奇闻怪事。”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形式彼此没有竞争，反而相辅相成。新闻报可以附在手写的新闻信札里随之流传，为手写的国内新闻补充印刷的外国新闻。这段时期的通信经常提到新闻信札中包括的印刷材料。米德写给斯塔特维尔的信中有时包括新闻报的节选，有时有抄录下来的整版报纸，还有几次干脆把印刷的新闻报一并寄上。报纸是把原来手抄的文件汇编起来的印刷品，它们包含的消息又再次投入手写新闻的网络中去。印刷和手抄的复制品共同加快了信息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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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量出现的这种新的、不可靠的新闻来源，并非所有人都表示欢迎。本·琼森（Ben Jonson）在他于1625年第一次上演的话剧《新闻批发栈》（The Staple of News）中对新闻信札的写家、新闻报出版人和新闻迷大加讥讽，里面多次把“巴特”的名字用作双关语（Butter也是黄油的意思。——译注）。琼森暗示说，巴特和其他的新闻贩子揣摩他们那些轻易受骗的顾客的兴趣，投其所好，编造新闻。琼森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老百姓知道的消息多了不是好事，因为印刷会使谣言和谎言迅速传播，引起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而且，新闻报的存在本身对17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就有政治上的影响，因为查理一世正竭力避免卷入“三十年战争”。他和议会闹翻了，而征税权握在议会手中，所以，查理一世没有钱，打不起仗，只得和法国及西班牙媾和。新闻报的大量发行显示出英国民众对欧洲大陆上新教徒军队困境的高度关注，这是对查理没有插手帮助欧洲的新教徒和他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保持友好的无声的斥责。1632年10月，英国的新闻报报道了天主教军队遭到败绩的消息后，西班牙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抗议。查理正式要求星室法庭禁止所有的新闻报，宣布说即使是外国的新闻也“不适于公众了解和讨论”。巴特认为禁令长不了。他告诉朋友珀里说：“我希望不久后我的报纸就能重新开办。”最终，禁令延续了几年的时间，交换手稿再次成为新闻流通的主要手段。但珀里也觉得对印刷的新闻出版物的禁令不会持久；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总有一天它们会再次迸发出来。”它们马上就要以令人瞠目的方式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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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年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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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从1629年到1640年间撇开议会，自己治国。他的支持者称这段时期为“国王亲政”，他的敌人则叫它是“十一年暴政”。查理想出了种种聪明的办法来自己筹措资金，不求议会帮忙，比如，他重新起用了一项早已被遗忘的法律，要求富有的地主出席国王的加冕礼；查理一世起用此项法律时他的加冕礼已经过去了四年，但他以该法律为由，对那些当时没有出席的人课以罚款。这一措施以及其他的税收措施虽然不得人心，不过查理因此可以不必仰议会的鼻息，他只要不花钱打仗，靠通过此类措施收上来的资金就可以凑合度日。但是，1637年，他和受人痛恨的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企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强制实行宗教的统一，此举铸成大错，激起了苏格兰的叛乱。1640年，查理万般不情愿地重新召开议会会议，但议会拒绝为查理提供出兵的费用，尽管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了英格兰北部。议会还弹劾并监禁了查理的两位亲密的谋臣，斯特拉福德（Strafford）伯爵和劳德大主教，此事彰显了国王力量的弱小。1641年7月，议会通过法令，要求废除星室法庭，国王无奈之下只得批准。此举大大削弱了国王个人的权力。由于劳德被关进了伦敦塔，星室法庭又遭废除，管控新闻的机制倏然消失，而此时正值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造成对新闻的巨大需求之际。结果是新闻的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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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讽刺性的小册子开始从伦敦的印刷厂中喷涌而出。印刷商第一次敢于出版过去只以手稿形式流传的演讲词。到1641年11月中旬，议会开始担心，认为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限制这种毫无约束的出版”。议会废除星室法庭本来只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但此举一个始料不及的副作用是去除了对新闻的管控。随着议会和国王的分歧日益加大，议员们认为，把自己对国王的不满公布于众对自己有好处。议员的不满归总为《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里面列举了204条对国王统治方法的抗议；议会先是同意把《大抗议书》以手稿形式散发，后来又同意印刷出版。与此同时，在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的默许下，《议会每日记事或辩论题目》（Diurnall Occurrences or Heads of the Proceedings）也可以印刷出版了；那是对议会议事过程的详尽笔录，自17世纪40年代开始每周汇编并以手稿形式流传。从1641年11月末开始，这份政治大事录有了印刷版，每周发行，总结议会前一周的工作。这些称为“新闻书”的出版物是报告国内政治新闻的头一份。经过几十年的禁止、阻挠，政治活动突然可以公开进行、公开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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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为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时查理一世发表的一份小册子，里面对议会发表的另一份小册子作了回应。（藏于伦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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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1642年初国王和议会之间的信件往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信件采取小册子的形式；双方都努力争取舆论的支持，说明他们都承认舆论的重要性，舆论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加强。《大抗议书》的出版促使国王发表了一本题为“陛下对请愿的回答”（His Majesties Answer to the Petition）的小册子作为回应，当时国王已经离开伦敦去了北方。在小册子中，查理对《大抗议书》的印刷版已经流传到外地表示惊讶，并对《大抗议书》的内容作了回答。双方就这么一来一回了好几个月。议会的声明在伦敦印刷，国王的回应则是在约克郡印刷，两者在其他地方再得到翻印。这是一场当众进行的对话，国王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标题是“陛下对议会两院的宣言（也供所有热爱他的子民考虑），回应1642年3月9日在纽马克特向他提交的呈文”。不过国王也表示，他只是出于无奈才进行这样的公开对话的：“一反往日之传统，所有印刷机一起开动，任意惑众，朕现利用一切合法之手段发表正义而必要之回答，无疑仅为小小之例外。”换言之，查理之所以当众发表他的立场，只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比起世纪初对政治文件的严密控制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辩论的公开意味着其他人也能参与其中。支持议会的一位出庭律师亨利·帕克（Henry Parker）写了几本影响广泛的小册子评论国王的回答，其中一本的标题是“对陛下最新的回答和表述的几点意见”（1642年）。帕克的小册子引起了他人的回应，然后帕克又对那些回应作出回应。这样的交流最终产生了议会于1642年6月提出的《十九条建议》（Nineteen Propositions），建议在议会和国王之间重新分配权力，让议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查理断然拒绝，英国内战就此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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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冲突既是战场上的争斗，也是媒体上的较量。17世纪60年代记录当时事件的理查德·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叹息道，新闻管制崩溃后，印刷商“使国家充斥各种书籍，给民众的头脑灌输互相冲突的思想，这些纸弹成了和子弹同样危险的东西”。国王和议会的支持者都利用无人管制的媒体环境为自己的行为辩白，攻击对方，争取舆论的支持。1642年，伦敦涌现了一大批新闻周刊，1643年，官方的皇家新闻书《宫廷新闻周刊》（Mercurius，又译为《宫廷信使报》。——译注）在查理的大本营牛津创刊。议会马上回击，创办了《英国信使报》（Mercurius Britannicus）。和这些新闻书一道的还有不计其数的宣言、小册子、书籍、叙事诗、单张印刷品等，发表各种宣传、消息、编造、分析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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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每年平均出版624种出版物，但到了164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000多种，1642年更是达到4000种以上。1640年到1660年，出版物总数约为4万种。假设每种书的平均印量是1000册，这就等于每年印出4000万册，而那时英国大约才有500万人口。印刷品如此大量的涌现使路德的运动都相形见绌。自从路德以后，欧洲发生的其他危机也催生过小册子的成批出现，但数量较少。比如，在1566年到1584年的荷兰叛乱期间，出现了大约600种政治小册子，1614年到1617年间的法国政治动乱产生了约1200种小册子。对于英国发生的重大转折，当时伦敦的一位书商乔治·托马森（George Thomason）知道得最清楚。他自1641年起开始收集印刷品，到1662年，他已经收集了2.2万多册，相当于前20年所知印刷品的一半以上。今天，他的收藏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为17世纪40年代的媒体大爆炸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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