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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格的辩护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是那一代人中最好的律师,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可能就是富兰克林请他为曾格辩护的。汉密尔顿的辩护策略出人意表。根据英国的法律,真实性不能用来为诽谤罪辩护,所以读者来信中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属实完全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曾格到底有没有印刷那些信件。汉密尔顿一开始就承认曾格确实印了,似乎是认罪了,但他接下来说,是法律本身不合理,并请陪审团的成员自己评判对考斯比的指控是否准确,宣称:“除非那些指控是诽谤,是虚假不实、造谣污蔑、煽风点火,否则我们就是无罪的。”陪审团认同汉密尔顿的辩词,宣布曾格无罪;这使所有人惊异不已,气得考斯比七窍生烟,轰动了北美的各个殖民地。此案表明,陪审团不愿意因煽动诽谤给人定罪,这就去除了殖民地总督控制出版的最后一招。作者和出版商终于可以自由出版他们想出版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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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此中助了一臂之力,先是《新英格兰新闻报》率先不经许可即行印刷,然后是(也许)请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他后来为新闻在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传播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1737年,他得到了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的机会,前任是费城另一家和他竞争的报纸的编辑,那个编辑担任邮政局局长时管理不善,还不准邮递员递送富兰克林的报纸。“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富兰克林后来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发现它有很大的好处,虽然薪水不多,但它便利通邮,这会使我的报纸办得更好。”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成果斐然,使他在1753年被晋升为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他在这个职位上重新安排了邮递路线,精简了工作程序,因此而提高了邮政服务的可靠性和频繁度。从纽约到费城的邮递次数从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三次,邮局还首次实现了盈利。同样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允许报纸通过邮递在各殖民地内部和彼此之间自由流通,正式确定了各城镇的报纸转印重要的报道和信件的做法。富兰克林自己是《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出版商和印刷商,鼓励各种方式的新闻流通自然符合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但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也促进了北美殖民地新兴的信息生态系统的活力、生机和整体性。到18世纪60年代,邮政服务已发展为一个强大、开放的社会平台,用以探讨观点,宣传思想,交换意见。当北美殖民地和英国的关系开始解体、邮政这个媒体系统本身受到课税的威胁时,它的力量和重要性即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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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应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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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5月,消息传到北美殖民地,说伦敦的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对英国在美洲之殖民地和种植园课以印花税及其他税赋,以敷为其提供护卫保安之费用”。英国和法国刚刚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范围遍及全世界,在欧洲、美洲、菲律宾,以及非洲和印度的某些地方都开辟了战场。那场战争在欧洲被称为“七年战争”;在美洲叫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因为作战双方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者,各自又有不同的印第安部落支持;回想起来,可以说那是第一场真正的世界大战。为了筹资打仗,英国政府债台高筑。政府觉得,既然打仗部分是为了保护美洲的殖民者,要他们为保家卫国出点钱也是理所当然。政府打算通过征收印花税每年筹集约10万英镑,比在北美维持一个兵营所需费用的一半稍少一点。1765年11月起,政府任命的代理人将出售有特别印花的纸张。如果法律文件不是载于这样的纸张之上,法院将视之为没有约束性,以此来鼓励人们遵守印花税法。用没有印花的纸张印刷报纸或小册子则以犯法论处。在伦敦的政府看来,印花税的好处是管理执行起来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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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印花税法案的全文马上在费城、波士顿、安纳波利斯、新伦敦、纽约和新泽西翻印出来。要想燃起律师、商人和印刷商这些社会上最有影响力、最直言不讳的人的怒火,这个法案倒是最适合不过。遗嘱、财产契约、合同、保险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都要交付数目不等的印花税;学位证书要付2英镑的税,酒商执照要付4英镑,律师行业证书需要10英镑。印刷商印报纸每一张纸需付1便士的税,刊载广告每则2先令,相当于广告收入约50%的份额。印刷小册子也有类似的税赋,小册子的页数越多,税就越高。纸牌每盒付税1先令,骰子每个10先令。这些税赋要用硬通货缴纳,不能用殖民地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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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带来的不便和高额费用自不待言,还直接打击了殖民地人民交流信息的能力。最恶劣的是,政府迫使殖民地人民缴纳税赋,但决定征税的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过去政府曾企图对从加勒比海的法属岛屿进口的糖浆征收关税,以此来对殖民地课税,却没有人理会,但1764年通过了蔗糖法案后,政府开始在此项法案下执行对糖浆关税的征收。此举不得人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间接提高了朗姆酒的价格,结果在波士顿引起了抗议。然而,印花税法案要严重得多。它对许多日常用品和活动直接征收高额税赋,激起了所有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在波士顿的一次反对印花税的示威中,人们焚烧了象征负责征收印花税的官员的纸人,吓得那位官员辞职不干了。关于抗议的报道通过报纸传到了其他殖民地,引发了那里的类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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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印花税的人拿起笔来撰写小册子和给报纸的读者来信。波士顿的一位医生兼诗人本杰明·丘奇(Benjamin Church)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自由和财产得到维护,印花税官烈火焚身”。他在小册子里宣布:“我认为我们殖民地的自由人坚持并捍卫自己的绝对权利(正如一个人受到侮辱起而自卫)不应算作叛乱。”北卡罗来纳的一位律师莫里斯·摩尔(Maurice Moore)发表的小册子导致税务官辞职,当地因此而放弃了执行印花税法案的努力。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律师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在英国殖民地征税是否合适的几点考虑”的小册子,里面提出了没有代表权就没有义务缴税的论点,得到广泛称赞。杜拉尼认为,出台印花税法案是英国政府的错误,但他反对有些殖民地开始公开倡导的独立。这本小册子引发了杜拉尼和查尔斯·卡罗尔(Charles Carroll)通过公开信的争论,卡罗尔是马里兰一位有钱的种植园主,赞成独立,坚持各殖民地有自己决定税赋的权利。这些公开信以他俩各自的笔名“安蒂隆”和“第一公民”刊登在《马里兰公报》(Maryland Gazette)上,越往后,信的调子越激烈。最后卡罗尔占了上风,他表明了真实身份后,成了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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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和小册子有效地挑动了对印花税法案的反对,于是有人呼吁起诉攻击法案的人——突然变得十分激进的《波士顿公报》的出版商就是其中之一——指控他们犯了煽动诽谤罪。波士顿的一位律师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发表在《波士顿公报》上的一系列来信中指出,这种对信息自由流动的干涉只是又一个例子,证明了印花税法是如何侵犯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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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努力确保印刷术应得到鼓励,任何人都应能够在没有阻碍、不必付高额费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向大众发表思想。你们,印刷商先生们,无论世界上的暴君如何贬低你们的报纸,你们都为你们的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你们使善于思索的人得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权力总是张开巨口,伸出魔爪,企图消灭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因此,不要被任何威胁吓倒,继续自由自在地刊登法律允许的任何东西吧……印花税法清楚地表明,正酝酿着一场阴谋,企图对新闻、学院,甚至是历书和报纸多方限制,课以重税,以此大大剥夺我们的求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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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居民中间兴起了空前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抵制的意识,其最高表现就是1765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反印花税大会。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一堂,要求废止这项法案,并坚持只有殖民地大会才有征税权。会议的最后宣言由宾夕法尼亚的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起草;他是律师,写过两本反对印花税的小册子。其中的一本——《关于英国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最新规定之我见:一位费城的绅士写给他伦敦朋友的信》(The Late Regulations Respecting the British Colonies on the Contidelphia to his Friend in London)——说理的对象是英国读者,它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甚至在伦敦得到翻印。另一本由《纽约公报》和别的报纸转载,敦促宾夕法尼亚人拒不执行印花税法,说这是对他们是否有决心反抗暴政的考验。“你们现在的行为将决定你们以及你们子孙后代的命运——将决定从今以后宾夕法尼亚人将是自由之身还是将永为奴隶。”他写道,“如果你们服从此项法律,使用印花纸,那么你们就把锁链永远套上了,应该说用铆钉铆在了你们不幸的国家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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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并不完全是一边倒的。亲英分子也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宾夕法尼亚的一位从政者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使用“亚美利加努斯”(Americanus)的笔名发表文章,说殖民地居民为自己的防卫出点钱理所当然,和英国政府作对很不明智。他写道:“尽管我这样做也许不得人心,但我仍要通过贵报这一公允的渠道来指出此类行为的无礼和愚蠢。”他的信发表在《纽约公报》和《宾夕法尼亚日报》上。但印刷得最多的是谴责印花税法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刷商自己强烈反对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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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生效几周前,《马里兰公报》头版刊出了一幅骷髅和交叉的腿骨的图像,把报纸的名字改为“濒临死亡的马里兰公报”。到法案生效的1765年11月1日,很多报纸停了刊,但当看到该法律遭到广泛反对、不可能得到执行的时候,又陆续复刊。11月7日,《宾夕法尼亚公报》印在没有印花的纸张上复刊,刊头写着“找不到印花的纸张”。最后,英国政府放弃了对这项法律的执行,在1766年3月废止了它。此一消息在美洲殖民地引起狂欢,触发了又一股小册子、布道词和庆祝诗的洪流。可是,英国议会废止印花税法的当天,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坚持它有权制订对殖民地有约束力的法律。这导致了1767年至1768年间的唐森德税法,规定对美洲从英国进口的货品征税,加紧了海关关税的执行,并任命了新的税务官和检查官。这些措施分别包括在1767年和1768年两年间通过的五项法案中,比起印花税法来,影响面较为分散,因此起初没有造成同样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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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迪金森看到这种情况,在1767年底再次拿起笔来,以一个农夫的口气一连串写了12封信,首先发表于《宾夕法尼亚记事报》(Pennsylvania Chronicle)。这些信引起了热烈反响,在各殖民地的几乎所有报纸上都得到转载,后来汇编为一本题为“宾夕法尼亚一个农夫给英属殖民地居民的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的小册子,先在费城出版,接着在波士顿、纽约和威廉斯堡翻印。迪金森告诫读者,要警惕新颁布的法律带来的危险,呼吁他们“警觉起来,看到迫在眉睫的祸患”。政府要求,殖民地需要的某些货品(包括玻璃、纸张和茶)必须从英国进口,禁止在美洲生产,这剥夺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他写道:“如果大不列颠可以命令我们去找她要的生活必需品,并在货物启运或到达时随意命令我们缴税,我们就成了悲惨的奴隶。”在后来的信中,他还解释说,唐森德法案的其他规定,如直接由伦敦支付官员的薪金,削弱了殖民地当地理事会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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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金森的这些信以明白易懂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虽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武力反抗。他的作品帮助动员起了对唐森德税法的反对,促使北美的所有殖民地一致商定,不从英国进口货品。报刊成了执行抵制英货的工具,那些不支持抵制英货的商人被报纸和张贴在公共场所的海报点名批评。对英货的抵制,加之1770年英国士兵在波士顿杀死5名示威者引起的轩然大波,迫使政府废止了唐森德税法,只留下对茶叶征收的关税作为象征,表示政府坚持它有权对殖民地课税。但避税非常容易,只要买从荷兰走私来的茶叶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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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段表面下隐藏着紧张的平静,这平静因1773年通过了茶叶税法被打破。茶叶税法企图隐秘地对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征税。它给予东印度公司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在茶叶价格里包括每磅3便士的进口税,由东印度公司直接付给政府。殖民地的人不久即看穿了真相。他们张贴海报,组织公众大会,通过了谴责茶叶税法的决议,并在报纸上刊登,引得别的城镇也起来行动。正如反对唐森德税法时一样,这场协调一致的运动迫使各殖民地被指定的茶叶专销商纷纷打了退堂鼓,东印度公司的货船运来茶叶却卸不了货。但是,波士顿的总督不肯拒绝运茶船入港,茶叶专销商——其中两个是总督的儿子——也坚持做生意。结果,当时波士顿最激进的报纸《波士顿公报》的老板本杰明·伊兹(Benjamin Edes)在家里筹划组建了波士顿茶党。12月16日晚,一群人,其中有些半路去《波士顿公报》的办公室化装成莫霍克印第安人(Mohawk Indians),爬上三艘运茶船,把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扔进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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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歌曲、诗作、木刻和小册子都对波士顿茶党大加歌颂。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通过所谓的“强制法令”;那是一系列惩罚性的法律,意在宣示政府的权威,结果却进一步燃起了殖民地居民的怒火。他们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来协调行动。武装冲突似乎已势不可免。“诺万格鲁斯”(Novanglus,代表愤怒的殖民地人民的约翰·亚当斯)和“马萨诸塞滕西斯”[Massachusettensis,捍卫英国政府立场的丹尼尔·伦纳德(Daniel Leonard)]在报纸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调子越来越针锋相对。在1775年1月到4月这段时间里,亚当斯发表了12封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府以及它在美洲殖民地的贵族支持者正在阴谋策划,要剥夺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亚当斯对西塞罗极为崇拜,他的信也是受了这位古罗马政治家在公元前63年谴责喀提林阴谋的演讲的启发,那篇演讲是古典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讲之一。亚当斯坚称,殖民地人民只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维持自己的自治。“本省的爱国者没有新的要求,他们只想保持已有的特权。”他这样写道,“150年来,一直允许他们自己课税,按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管理他们的内部事务。”不过,亚当斯用“诺万格鲁斯”的笔名写的最后一封信没有来得及发表,因为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发生了战事。亚当斯后来说,这“使战争的武器从笔变成了剑”。然而,即使在革命战争爆发后,笔仍在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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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如何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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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洲殖民地媒体系统所发表的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出现在1776年1月,作者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一年多以前从英国移民过来,37岁的他做过制造女用紧身胸衣的生意,也当过教师和税务官。后来他失了业,又和妻子分了手,不得不变卖所有家产还债以躲避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伦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建议他移民美洲。潘恩于1774年11月底到达费城,很快找到了工作,在《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做编辑。在这里,他发挥出过去无缘表现的煽动人心的才能,用笔尽情发表他强烈的启蒙运动观点。潘恩有好几个笔名,包括“休马纳斯”(Humanus,含“人类”的意思。——译注)、“亚特兰蒂卡斯”(Atlanticus,含“大西洋”的意思。——译注)和“沃克斯·波普利”(Vox Populi,含“民众之声”的意思。——译注)。用这许多笔名起初是为了掩饰为这本小杂志撰文的作者人数太少的事实,后来则是为了表达日益激烈的立场。当杂志老板认为他的文章过于极端、不适合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潘恩就投稿给《宾夕法尼亚日报》,他对奴隶制尖锐之极的批判就是1775年3月在《宾夕法尼亚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导致了次月美洲第一个反奴隶制社团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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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75年秋,潘恩和老板闹翻了;他开始撰写一篇长文,计划作为一系列的来信在报纸上发表,内容是美洲殖民地及其与英国的关系。他本意是要叙述这方面的历史,写着写着却成了直接鼓吹殖民地独立的详细论述。潘恩决定把这篇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取的题目是“简单的事实”,但一位朋友劝他把标题改为“常识”。由于小册子的题材极具爆炸性,费城只有一个名叫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的印刷商愿意印刷,而且提出了异常苛刻的条件。如果小册子卖得不好,由潘恩担负一切财务损失,但若是卖得好,一半的利润要分给贝尔。贝尔给小册子定价2先令,比同等篇幅的小册子贵出很多。尽管如此,1776年1月10日印刷出来的第一批1000份小册子几天之内即告售罄。潘恩同贝尔吵了架,把小册子拿去给另一位印刷商印,但贝尔不管那些,仍然继续印刷出版潘恩的小册子;潘恩要求那另一位出版商印刷6000份,每份定价为更加合理的1先令,还要求把出售小册子的收入全部捐给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北美大陆军。这一姿态,再加上小册子已经激起的强烈兴趣、合理的售价,以及两个互相竞争的印刷商在报纸上做的彼此攻讦的广告,进一步加大了对这本小册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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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涉足殖民地同英国的斗争不久,又深深地浸淫于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之中,对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坚定地认为,殖民地应当切断与英国国王和政府的联系,放弃欧洲传统的君主世袭制和阶级社会,走自己的路。由于他的自身经历,他拒不接受“不列颠的宪法和君主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形式”这种传统的爱国观点;他争论道,企图和不列颠达成和解只会带来“北美大陆的毁灭”。他说,殖民地宣布独立,设立以州大会和全国大会为基础的新政府形式要比和不列颠和解好得多。这些思想早已有之,但潘恩对它们的表达比过去任何人都更加清晰有力。通常,小册子对所批评的对象并不指名道姓,但潘恩的笔触远比一般的小册子更加直截了当、愤怒煽情。他说英国“现在是公开的敌人”。他把乔治三世称为“大不列颠皇家畜生”和“冷酷、乖戾的英国法老”。他在写作中不用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古典著作中的典故或现代的政治哲学,而是像路德那样,努力采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以期影响尽可能多的读者。潘恩提出,殖民地人民面临的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他说,他们有机会与过去决裂,“开始全新的世界”。他把倡导独立的论点抽精取髓,以能感染广大民众的方式表达出来:殖民地人民站在善与未来的一边,与他们对峙的英国人则站在恶与过去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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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出版之际,正值为协调13个殖民地行动而成立的第二次大陆会议逐渐倾向于独立之时。但代表们无法肯定他们是否有权作出独立的决定,也不确知人民对此想法的支持程度。即使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战事爆发后,许多代表仍赞成与不列颠和解,条件是不列颠同意保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独立被视为激进和危险的政策。就连华盛顿本人在1775年5月时都说,如果他赞成独立,“说我怎么邪恶都可以”。与此同时,马萨诸塞的代表约翰·亚当斯和其他支持独立的人担心,潘恩对不列颠国王的公开攻击会使他们失去民心。简言之,潘恩的小册子被认为太极端、太危险,早期的读者虽然同意他所说有理,有时却拿不准是否该对他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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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最初匿名发表的小册子《常识》的封面。(藏于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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