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8530
《常识》出版10天内，就传到了纽约、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从在费城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的代表开始，这本小册子传遍了从政的阶层；人们彼此传阅，并邮寄给朋友推荐他们阅读。马萨诸塞的另一位代表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约翰·亚当斯的表亲）随信寄了一本给他在波士顿的妻子，并写信给朋友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建议他去向他妻子借阅：“我给亚当斯太太寄去了一本几天前刚出版的小册子。这里有些人读了以后有点不安。我建议你读一读，希望你去向她借。”其实，沃伦已经从费城的别人那里收到了好几册，并马上和家人、邻居和朋友分享了。一位朋友写信说，“非常感谢借这本小册子”给他，并说应把里面的论点“在所有报纸上转载”。新罕布什尔的代表乔赛亚·巴特利特（Josiah Bartlett）寄了一份给家乡的朋友，解释说，“各阶层的人都争相购买并阅读”这本小册子，“请借给别人传阅”。弗吉尼亚的一位代表寄了一份给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注明：“现寄给你价值2先令的常识。”有些代表想先看看别人对小册子的反应，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意见。但其他代表坦承自己一下子就被潘恩的论点说服了。潘恩的小册子揭示了民众中对独立的潜在支持，也为独立事业赢得了新的支持者。
1704888531
1704888532
1776年1月底，查尔斯·李（Charles Lee）将军写信给华盛顿说：“你看过《常识》这本小册子吗？我从未见过写得如此令人不忍释手的文章。我敢说，这本小册子，再加上政府无以复加的愚蠢和邪恶，将是对大不列颠的最后一击。简而言之，我自己被里面的论点说服了，相信我们必须和不列颠决裂。”华盛顿写信给朋友说：“小册子《常识》中立论坚实的原则和无懈可击的说理将使（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成员们毫不犹豫地就应否分立作出决定。”4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从我收到的来自弗吉尼亚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常识》大大改变了许多人的想法。”
1704888533
1704888534
在费城，潘恩通过允许更多的印刷商出版《常识》，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发行量。潘恩高兴地看到，各地的书商和印刷商都抢着翻印《常识》，好利用它的畅销大赚一笔。很快，纽约市、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宾夕法尼亚的兰卡斯特、纽约的奥尔巴尼、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和康涅狄格的诺威奇等地都出现了《常识》的翻印版。塞勒姆翻印的《常识》“成捆地”卖出。人们在家中，在店里，在酒馆和咖啡馆里大声朗读《常识》。文中多处使用斜体字和逗号，帮助标明哪里要加重语气，哪里要停下来换气。康涅狄格的一个教堂甚至把它作为星期天的布道词来宣读。到1776年3月底，《常识》已售出10万册，最终的销售量为25万册左右，使潘恩成为世界上的畅销作家。各殖民地的报纸也刊登了《常识》的节选。新英格兰的《诺威奇邮报》（Norwich Packet）从2月到4月连续9期登载《常识》的节选。《康涅狄格新闻报》（Connecticut Courant）分三期把它全文刊出，只除了第一节。两家弗吉尼亚的报纸也登载了节选。
1704888535
1704888536
《常识》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独立的态度。过去，许多人对独立连谈都不愿意谈，更遑论支持了。一位波士顿读者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写信给朋友说：“一年前，公开谈论独立必定会受到惩罚……现在除了它没有别的话题，我想不出大不列颠怎么能阻止独立。”1776年4月29日《波士顿公报》刊载的一封信说：“如果预言之神统辖着出版物的诞生的话，那么《常识》的问世就是该神降临的最佳时间。人们现在都在全神思索对人民来说最为重要的问题。”《宾夕法尼亚晚报》（Pennsylvania Evening）刊登了一位读者从马里兰写来的信，信中说《常识》的作者（至此仍是匿名）“说服了这里的许多人。他的文体简单明快；他陈述的事实所言不虚；他的说理公正服人”。《新伦敦公报》（New London Gazette）刊登的给《常识》作者的公开信同样充满了溢美之词：“您表达的感情是几百万人的心声。您的作品尽可比作荡涤一切的洪流。我们过去目不能辨，但读了您的作品，我们茅塞顿开，如同去除了眼中的白翳。”4月，《康涅狄格新闻报》报道说“祝《常识》的独立原则在整个联合殖民地得到确立”这句话已成为“亲朋好友聚会时”常用的祝酒词。
1704888537
1704888538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潘恩的意见。一本由“坎迪达斯”（Candidus，含有“坦率”的意思。——译注）写的小册子《简单的真理》（Plain Truth）唱起了对台戏，里面引用了许多政治哲学家的话来反击潘恩的论点。作为它的受众的亲英贵族也许觉得作者学识渊博，但如同反驳路德的著作的拉丁文文章一样，它没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对它倒是确实出现了一篇回应，题为“关于题为简单的真理的小册子的几句话”，里面虽然对它的论点表示同情，但指出它写得太差，只会适得其反，使独立的事业更加壮大。《简单的真理》一败涂地，潘恩自己说它“像一茎无人注意的野草枯萎下去，就连支持它的人都对它不满意”。纽约一个亲英教会的教士写的《揭穿骗子的真面目》（The Deceiver Unmasked）同样不成功。当纽约的报纸刊登了它的出版广告的时候，支持独立的人群涌到印刷厂，毁掉了里面印好的所有小册子。
1704888539
1704888540
《常识》激起了支持它的一方和诋毁它的一方在报纸上的激辩。《宾夕法尼亚邮报》（Pennsylvania Packet）登载的一封来信提到了“报纸上进行的现称为独立争议的辩论的方式”。对《常识》最有效的反驳来自一位亲英的教士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他用“加图”的笔名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陆续发表了8封信。史密斯承认，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考虑独立的可能，但他认为同英国人和解妥协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系列中的第四封信对潘恩呼吁独立作出了最详尽、最深刻的反驳，潘恩的朋友们，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劝他必须予以回击。于是潘恩写了4封信，发表在宾夕法尼亚的报纸上，签名是“林中人”。双方的系列来信在其他报纸上也广为转载，并引发了别人的回应。（有些人甚至抱怨说，费城的报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潘恩嘲笑加图的文章“在文体、修辞和实质内容方面都枯燥无味”，然后对其论点的无理之处作出批驳。他们在报纸上的辩论难分轩轾，但当公共感情清楚地转向赞成独立的时候，史密斯就认识到他输了这场论战。
1704888541
1704888542
就在1775年7月，殖民地还向伦敦送去了请愿书寻求和解，那时似乎还无法想象的事情一年后却已不可避免。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的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写了一系列题为“美国危机”的小册子鼓舞士气，反对和英国人达成任何妥协。第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76年12月，那是华盛顿的大陆军连吃败仗的黑暗日子。小册子有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话：“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霾的爱国者们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暴政就像地狱一样不易被战胜，然而我们慰藉自己：斗争愈是艰难，胜利就愈加荣光。”华盛顿命令军官们把潘恩新写的小册子读给他们的士兵听，激励士气；两天后，他率领部队渡过特拉华河，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打了胜仗。随着战争的起伏转折，潘恩在“美国危机”的题目下不断写出新的小册子，直到英国在1783年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
1704888543
1704888544
但潘恩的杰作非《常识》莫属。它是美国革命期间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这一点无可置疑。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叫戴维·拉姆齐（David Ramsay）的医生发表了对美国革命最早的一部叙述，里面写道，《常识》“与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读过它，由于上苍的安排，这本小册子，连同大不列颠的残暴政策，促成了人民对独立的空前一致的支持”。像16世纪路德的小册子和21世纪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一样，《常识》成了表达舆论、实现舆论同步的手段。它的论点以及那些论点激起的讨论帮助殖民地人民和他们的政治领袖认识到了对独立的广泛支持。
1704888545
1704888546
多年后，约翰·亚当斯在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不满地说：“历史会把美国革命全归功于托马斯·潘恩。”话虽有些夸张，但也基本属实。美国革命肯定得到了北美特别自由开放的社会-媒体生态系统的帮助。信件、小册子和报纸的流通以及这种流通造成的思想交流使得不同殖民地的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共同的事业。马萨诸塞州的一位法官威廉·库欣（William Cushing）在1789年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中问道：“没有印刷自由，我们当时能坚持我们的自由，反对英国政府吗？革命能发生吗？肯定是不能的。”拉姆齐在1789年出版的《美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宣称：“在实现美国的独立中，笔与印刷机和剑同样功不可没。”
1704888547
1704888548
1704888549
1704888550
1704888551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99]
1704888552
1704888553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8554
1704888555
1704888556
1704888557
1704888558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如此疯狂的煽动是哪里来的？它来自一群小职员和律师，来自无名的作者和吃不饱饭的抄写员，他们在俱乐部和咖啡馆里到处煽风点火。这些地方是锻造大众今天使用的武器的熔炉。
1704888559
1704888560
——P. J. B.热尔比耶，1789年6月
1704888561
1704888562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600]
1704888563
解读法国媒体
1704888564
1704888565
1630年，法国医生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在巴黎开设了一家不同寻常的办事处——“会晤问讯处”，它起的是信息交流中心的作用。比如，找工作的人可以到这里来登记注册，雇主则在登记册上寻找合适的雇工。在会晤问讯处登记要付费，数额不大，特别贫穷的人免费。这个问讯处有皇家特许垄断权，到1639年，一纸法令规定，所有来到巴黎的工人到达一天内必须到问讯处登记。勒诺多慢慢给问讯处增加了其他职能：谁若有东西要卖，也可以告诉问讯处，它兼作当铺，在穷人需要钱的时候帮助筹钱。勒诺多和他的医生朋友还提供免费看病。1633年，勒诺多开始出版一份广告性的刊物，叫作“问讯处报”（Feuilles du Bureau d’Adresse），里面的信息开列在各种标题之下：“巴黎求售房屋”、“家具出售”、“求购办公室”等。每一项都有一个序号，和问讯处登记册上登记的号一致，感兴趣的人很快即可了解做广告的人的详细情况。
1704888566
1704888567
另外，从1633年到1642年，问讯处还组办了一系列“问讯处会议”。这些会议是教育性的，每周一次，对所有人开放，会上讨论的主要是科学和哲学性质的各种问题，如炼金术、疾病的传播、地震、磁性现象、驱邪物、巫术等等。会议大受欢迎，结果不得不把与会人数限制在100人。勒诺多在巴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和那个时代许多其他有科学头脑的人一样，认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观察和实验，而不是盲目崇古，不认为古人永远正确。他提倡行医要遵循科学，因此而在仍然笃信古老的放血疗法的法国医学界树敌众多。同样，勒诺多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坚持，与会者不要报出名字，发言要看是否有价值，不看发言人的名声或社会地位。他希望会议对所有人开放，无论其背景如何。他认为科学应当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取得进步的合作过程。那些会议的记录最后编成5本书出版，每本都有近1000页，内容取问答的形式，数位发言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如“本世纪之前有没有哪个世纪出现过更多伟人？”
1704888568
1704888569
然而，除了一个例外，勒诺多为推动信息在巴黎市民中流通的其他种种开拓性举措都没能持续很久。1642年，他的保护人黎塞留（Richelieu）红衣主教去世后，勒诺多不得不交出会晤问讯处的皇家特许，他在医学界的敌人又设法不准他行医。1653年勒诺多去世时一贫如洗（他的一个敌人讥笑说，“穷得像画家”）。他身后只留下了一项事业——他于1631年创办的《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另有说法称勒诺多创办的是《公报》，1762年才改名为《法兰西公报》。——译注）。然而，在他创办的所有事业中，这份报纸是最不具创新性、最因循从俗的。起初它只是刊登从外国的公报和新闻报上翻译过来的报道。但为了防止其他印刷商盗印，《公报》获得了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消息的垄断权。这对法国政府来说最合适不过，因为如果此类消息只有一处发表，控制起来就容易得多。它还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借以宣布宫廷中发生的事情。《公报》因此而成为国家的报纸，它享有的垄断权保证了它一个世纪之后仍然地位稳固。到18世纪，英国和美国都放松了对印刷的控制，言论自由的原则也在政治文化中扎下了根，但法国与英美不同，那里的媒体系统仍然处于密切监视和严格控制之下。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法国媒体至此分为三个部分：像《法兰西公报》这种由国家控制的官方报纸、海外报纸和地下媒体。
1704888570
1704888571
《公报》这种官方准许的出版物有报道具体题目的专门许可证，称为“特权证明书”（privilège）。比如，《法兰西公报》报道外国新闻和政治新闻；《学者报》（Journal des Sçavans）报道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消息。女性、军官、诗人、戏剧观众等几十个其他题材也都有特权证明书。这个制度保护了法国印刷商不受竞争的影响，也确保他们只会出版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特权证明书。这些官方出版物除了须经国王准许，还要得到检查官的事先许可，否则就不能通过皇家邮政系统递送。政府雇用了近200名检查官，还专设了一个警察部门执行检查官的裁决，为持有特权证明书的印刷商扫除他们地盘上没有授权的印刷品。换言之，官方出版物林林总总，种类繁多，但全部严格规避对国内政治和宗教的讨论。
1704888572
1704888573
《法兰西公报》的内容十分乏味，栏目中满是关于宫廷的公告和仪式的报道。一位法国作家开玩笑说，《公报》的全部内容只有彩票消息、皇家成员的诞生和凡尔赛教堂的礼拜仪式。此言虽不中亦不远。即使《公报》报道重要的政治消息时，也只有寥寥数语，没有实质内容。它对于1749年宫廷内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报道即是一例。莫尔帕（Maurepas）伯爵，路易十五的重臣让-弗雷德里克·菲利波（Jean-Frédéric Phélypeaux），突然遭封印密信免职——封印密信是由皇家发出、盖有国王印章的信，其中的决定不容上诉。事发近两周后，《公报》才报道了这一消息，对莫尔帕伯爵的倒台造成的宫廷政治大地震只字未提：
1704888574
1704888575
巴黎，4月24日。早上9点左右，陆军大臣阿尔让松（Argenson）伯爵奉国王敕令来到莫尔帕伯爵的府邸，交给他一封国王的封印密信，里面国王陛下命令他去布尔日（Bourges）。
1704888576
1704888577
不过，尽管《法兰西公报》拥有官方垄断权，但它并非政治新闻的唯一来源。读者也可以看海外报纸，它们是在国外编辑印刷、再进口到法国的法文报纸。奇怪的是，在国外出产的报纸对法国的国内政治报道更多，因为它们没有许可证，不必担心失去特权证明书。最出名的是在荷兰的莱顿出版的《莱顿公报》（Gazette de Leyde）。其他的海外法文报纸的出产地有科隆、伦敦和阿维尼翁（当时它还不属于法国）。这些报纸的政治新闻比《法兰西公报》更详细，比如，它们会点出实际作决定的大臣的名字，而不是（像《法兰西公报》那样）假装一切政策都由代表国家的国王亲自制定。
1704888578
1704888579
这些外来的报纸受到官方禁止，但实际上当局对它们持容忍态度。虽然它们报道的新闻看起来不受检查，其实却受到法国政府不同方式的控制。别的不说，这些报纸靠邮寄递送，所以，如果它们的报道太出格，就会被禁止邮寄。18世纪70年代初，《莱顿公报》试图报道政府企图废除地方法院的消息，结果就被禁止邮寄。（地方法院在君权日益增强、向绝对权力发展的时候，曾努力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海外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外，都可能受到骚扰或贿赂；报纸经常宣布收回某项报道，以此来维系法国官方的好感。约翰·亚当斯在法国担任美国特使期间注意到，“所有这些报纸……都永远和法国官方保持一致，因为……如果出现了一段惹政府不高兴的报道，法院的一纸命令就可能中止公报进入法国和在法国的经销”。简言之，海外报纸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独立，但它们还是比国内报纸稍微自由一点，而且对政府也有一定的用处。具体来说，它们用法文提供对外国报纸上最重要的报道的总结，这就很有帮助（据说路易十五本人也读《莱顿公报》）。18世纪70年代在伦敦出版的《欧洲信使报》（Courrier de l’Europe）有一个栏目是“英文报纸节选段落”，其中列举各种新闻，夸口说这个栏目“提供伦敦每周出版的53份公报的忠实节选”。1776年，《莱顿公报》因刊登了一封攻击政府的巴黎来信而一度遭到停邮，但因为它是英美新闻的宝贵来源，所以很快即恢复了邮寄。法国政府还可以利用海外报纸作为非官方的渠道来释放消息，比如以这种手段试探对拟议的政策改变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