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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一个名叫马蒂厄-弗朗索瓦·皮丹萨·德·马伊罗贝尔（Mathieu-François Pidansat de Mairobert）的新闻编者遭到逮捕，罪名是在咖啡馆收集并传播诋毁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的诗歌。他被捕时口袋里装满了写着诗歌、逸事和流言蜚语的纸片——那是他一天内收集到的原材料。马伊罗贝尔和那14个嫌犯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们抄的那些诗他全经手过。他从传播流言中得到莫大的乐趣，甚至有时会把写着流言的字条偷偷塞入朋友的口袋，或留在公园或咖啡馆里。搜查了他的公寓后又发现了68份诗歌、报告和逸事。可这比起巴泰勒米-弗朗索瓦·穆夫勒·当热维尔（Barthélemy-François Moufle d’Angerville）的公寓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热维尔也是新闻编者，对他住处的搜查收获了整整7个装满了字条的箱子。杜布莱夫人（Madame Doublet）的沙龙也编写手抄的新闻信札；她每周一次请消息灵通的朋友来沙龙聚会，从他们那里收集新闻。她的一个仆人在大型登记簿上列出两个单子：一个是可信的新闻，另一个是流言蜚语。沙龙的成员传阅这本登记簿，补充他们能提供的任何进一步信息。把最后的定稿抄录下来，作为新闻信札送给杜布莱夫人的各位朋友，而他们又与自己别的朋友分享。杜布莱夫人的一个朋友开始花钱雇用抄写员，大量复制杜布莱夫人送来的新闻信札，然后转卖给外省的订户。其他人也随之跟进，使得流言传到巴黎以外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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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新闻信札与普通信件看起来一模一样，所以阻止它们的流传非常困难。于是，警察转而寻找并监禁对时局批评最激烈的新闻编者，如果可能的话也试图收买他们。一个名叫查尔斯·德·菲厄（Charles de Fieux）的新闻编者同时也是警察的密探，不过最后得罪了警察。警察自己也根据密探写来的报告编写手写的公报，而那些密探其实就是新闻编者。似乎整个巴黎都在通过一系列彼此重叠的消息网传递各种小纸片，并汇总成新闻信札。一则逸事或一首韵体诗会迅速地从社会顶层传到底层，然后再传回去。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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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卑鄙的廷臣把这些丑事写成押韵的对句，然后通过溜须拍马的小人之手一直传到集市。从集市又传到手艺人的耳朵里，再由他们带给原本就是作者的贵族大人，而那些人马上跑去凡尔赛宫，装模作样地小声对别人说：“你读过吗？给你看看。这是在巴黎老百姓中流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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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流言最复杂的方法也许就是“真人真事小说”（roman à clef，直译是“钥匙小说”）。这类小说以远方发生的虚构故事作掩护，叙述法国宫廷中发生的事情。1747年秘密出版的《科菲兰国王泽奥甘尼祖尔的爱情》（The Amours of Zeokinizul, King of the Kofirans）表面上讲的是泽奥甘尼祖尔国王和他的情妇的故事；他有三个情妇，利亚弥尔（Liamil）、勒丹内弥尔（Leutinemil）和勒内图拉（Lenertoula），其中两个是邪恶的廷臣坎姆·德·科利希尔（Kam de Kelirieu）的走卒。国王非常宠爱勒内图拉，连出征的时候都带着她。但是后来国王得了重病，直到他告解了自己的罪孽，同情妇断绝了关系后才痊愈。对18世纪40年代的读者来说，这显然是他们自己的国王路易十五的故事。路易十五也有三个情妇：德·马伊夫人（Madame de Mailly）、德·万蒂米尔夫人（Madame de Vintimille）和德·拉图尔奈尔夫人（Madame de La Tournelle），其中两人被黎塞留公爵控制于股掌之中。别的小说写同样的事情，但表面的掩护稍有不同。在凡尔赛宫一位28岁的侍女玛丽·马德莱娜·约瑟夫·博纳丰（Marie Madeleine Joseph Bonafon）写的《塔纳斯泰》（Tanastès）里，故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可能出自德·维厄迈松夫人（Madame de Vieuxmaison）之手的《波斯史上的秘密回忆》（Secret Memoirs for a History of Persia）则把故事搬到了中东。一份警察报告说，该书作者“非常狡猾……非常恶毒，她写诗，写对句，对所有人进行讽刺……她的圈子……是全巴黎最危险的，出产此书（《秘密回忆》）的嫌疑最大”。读这样的书需要推测许多隐藏的意思和暗指的人与事，留存至今的版本经常附有印刷或手写的名单，或称钥匙，来说明书中人物与实际生活中的哪些人相对应。此类书籍秘密印刷，秘密发行，在朋友之间流传，不靠邮寄，因此很难禁止。另外，到18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对印刷的控制也松懈下来，因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发现，发表诋毁诽谤的小册子是打击政敌的有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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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尔帕来说，容忍甚或鼓励流言的传播有其道理，因为它是监督和（通过收买作者和有意泄露消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种方法。这使人想起目前有些政府审查社交媒体的方式，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研究员江岷（Min Jiang，音译）称其为“专制的温和”。当局在一定限度内容忍讨论，这为民众的不满提供了安全阀，也能就潜在的动乱发出预警。只有当讨论触及敏感题目或直接批评政府要人的时候，当局才会进行干预（像阿尔让松在“14人事件”中所做的那样）。政府为影响公共舆论，还雇用成千上万的人在网上发帖或发表评论，支持政府的政策或行动，或者把网上的讨论从某个话题上引开。在18世纪的法国，连续不断的批评一点点销蚀了对君主的尊敬，破坏了国王的权威，尽管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各种流言蜚语，无论其形式是诗、押韵小诗、歌曲、逸事，还是手抄的新闻信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皇家的腐败失德和情妇及重臣的邪恶影响。法国的君主制最怕这种人身攻击，因为它的基础是个人崇拜。不过，18世纪40年代对个人的攻击逐渐演变，到80年代成为对整个制度的腐败的攻击。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仔细研究过大革命前法国的媒体系统，他说：“媒体编织成一张强有力的通信网，在政权的垮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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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都有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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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陷入了危机，债台高筑，三分之一的债务是因为支持美国革命而欠下的。平民的税赋已经不堪重负，政府又不愿意削减自己的巨额开支，于是决定提高教士和贵族原本很轻的税赋。但贵族在他们控制的省级地方法院中反对并拒绝执行这一新法律。他们坚持，新税法的实施必须得到由教士、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级大会的批准。破产迫在眉睫的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同意。1788年，政府取消了新闻审查，以便利在次年召开三级大会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进行政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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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甫一放松，小册子即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到1788年底，出版了1500多种小册子，1789年头四个月选举三级代表期间又新出版了2600种。截至1789年5月，一年内印刷的小册子总册数可能超过了1000万册。这造成了空前的全国性大辩论。人们在小册子中对财政和政府制度提出建议，赞扬某人或攻讦政敌。上至学者，下至百姓，人人都就政府应如何改革畅所欲言。这股小册子的洪流中有几本谈到了新闻自由，包括一本对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翻译。译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政治家兼小册子作者奥诺莱·米拉波伯爵。他在译文前加了一篇长长的导言，攻击审查制度的支持者，坚持新闻自由是正确的道路，并指出了新闻自由在英国和美国产生的有益成效。其他作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论点，坚称只有新闻自由才能使三级大会的代表充分了解选民的要求。与此同时，一位皇家审查官发表小册子，声称国家有权用审查制度来维持治安。但负责书籍贸易的官员普瓦特万·德·迈塞米（Poitevin de Maissemy）在1789年5月承认：“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现在要阻止这些小册子流传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当时在法国旅行的英国作家阿瑟·扬（Arthur Young）1789年6月逛了一次“小册子店”后说：“每小时都有新出版。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是16本，上周出版了9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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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大会一开始，马上出现了数份报纸报道开会的情况，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法国爱国者报》（Patriote français）和米拉波的《三级大会日报》（Journal des Etats-Généraux）。布里索和米拉波都清楚地知道新闻在美国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都大声疾呼实现新闻自由。布里索听说了《常识》在影响公共舆论方面的作用后，认为《常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报纸上得到了转载和讨论，因此而传到了广大民众当中。他宣称：“没有报纸，美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但法国新出现的几家报纸马上遭到政府查禁。政府规定，除了经许可的报纸，其他出版物除非得到三级大会代表的直接授权，否则不得报道大会的情况。布里索回以一本呼吁新闻自由的小册子；身为贵族却当选为第三级代表的米拉波想出了一个妙招，以信件的形式报道大会的情况，那些信作为小册子出版，题为“米拉波伯爵给他的选民的信”。他说，他只是以印刷的方式给他选区的选民写信，向选民报告情况。极个别的代表也如法炮制。但是，他们都只提供对会上辩论的干巴巴的总结，不作任何解释或评论。要想知道三级大会上真正发生的事情，《莱顿公报》仍然是不二之选。它自信地告诉读者，没有必要费神去读新创办的那些报纸，因为它们只是“报道会议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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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残余的一点对新闻的限制并未维持多久。三级大会没有如政府所愿，迅速批准新税法，却马上陷入了关于它自身组织和权力的争论；结果第三级的代表和一些同情他们的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代表脱离了三级大会另起炉灶，并改名为“国民会议”。由于担心国王会出动军队关闭国民会议，巴黎人民涌上街头进行抗议，1789年7月14日，人群攻破了受人痛恨的巴士底狱，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市政府。接下来的几周内，全国各地的大小城镇都学习巴黎，成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而不是由国王任命的官员领导的市级政府。旧政府的权威崩溃了，随之崩溃的还有新闻管控。特权和垄断权同任何执行新闻审查的企图一起烟消云散，代之以放任自流。7月28日，布里索重新开办了《法国爱国者报》，打出的口号是“自由的新闻是人民永保警惕的哨兵”。和他的报纸一起开办的有几十家新期刊：1789年巴黎创办了140多家报纸，1790年有335家，不过大多数只出了一两期即告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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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形势和政局一样，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到1789年底，发表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小册子和报纸已经是种类繁多，体裁也五花八门。有的对国民会议的辩论作出冷静的评论，比如，周报《村庄报》（Feuille villageoise）是面对乡村读者的，它就国民会议讨论的问题提供背景情况，并作出解释。像在美国一样，包括著名的《观察家报》（L’Observateur）在内的许多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刊载读者来信，为读者提供平台，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反应。但报纸和小册子之间的分别十分模糊。许多报社发布小册子作为对报纸的补充，如果某期报纸销路特别好，就可能把它印成小册子重新发行。比较固执己见的报纸没有多少新闻，更像是一系列辩论小册子。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写了一连串小册子呼吁建立共和国，不要米拉波和其他温和派支持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写的《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是一系列煽动人心的演讲，不是对最近事件的报道。他痛斥与他意见不合的代表，指控他们暗地里支持贵族或没有担负起代表选民的责任。新闻媒体对国民会议发出无情的批评，说它只牟私利，拉帮结派，一事无成。马拉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不够激进；保王党人也痛恨国民会议，因为它对国王不够尊敬。在国民会议内部，代表们抱怨说，不受限制的新闻媒体势力太大，总是发表不满，应该予以限制。虽然作出了一些努力来重新对报刊实施控制，但效果不彰。出版自由毕竟是革命最明显可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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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竞争激烈，加之政治环境不断变化，能维持下来的报纸为数不多。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任何一段时期，通常有25到30家刊物经营较好，剩下的都在苦苦挣扎。让印刷商头疼的另一个问题是纸张和油墨经常缺货，熟练的印刷工为了得到更高的工资经常跳槽。印刷工人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报纸要通宵工作。需要印的份数太大——有的报纸一天卖数千份——得安排多架印刷机同时印刷同一份报纸，因为一架印刷机一天只能印1000份左右。《晚报》（Journal du Soir）需要5架印刷机，《巴黎记事报》（Chronique de Paris）需要7架，《全球公报》（Gazette universelle）需要10架之多。《国王之友报》（Ami du roi）的编辑和出版商闹翻后各自开办了一份刊物，都叫“国王之友”，互相争夺保王党读者。有五六份彼此竞争的刊物都叫“杜歇老爹报”（Père Duchesne），里面的文章借民间传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评论时事，用语简单直白；每一份刊物都自称是正牌货，谴责其他同名刊物冒名顶替。记者在刊物上彼此谩骂：德穆兰办的反保王党报纸——他称为“极端批判性的日报”的《法国及布拉班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和它的对手——保王党的报纸《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展开了无休止的论战。出版商若是在革命各派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他们的印刷机可能就会突然被没收或销毁。随着革命各派之间的斗争日渐暴烈，许多作者和出版商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做出版商时时心情振奋，永远身处险境，有时还要搭上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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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报刊会导致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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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人仍非常乐观地相信自由的报刊能够激发全国对话，促进民主和自由。18世纪早期，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法国政治理论家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古希腊城邦那样的小城市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小城市中，所有公民才能聚集在一处进行讨论，并集体作出决定。但英国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和美国革命期间对报刊的有效利用表明，印刷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它可以把意见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使讨论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如法国哲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所说：“印刷术使现代政体得以达到先前不可能实现的完美境地。有了印刷，广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就有了和小城居民同样的自由……只有靠印刷机，一个伟大的人民才能真正进行讨论。”换言之，印刷带来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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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出版商和政治家普遍同意这种观点。布里索写道，只有有了报刊自由，“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大国才能重建古时城邦的公共论坛；只有通过报刊，才能同时向几百万人传授同一条真理；只有通过报刊，人们才能对这真理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冷静地作出决定，发表意见”。布里索认为，报刊是“人类的伟大论坛”，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总结并发表公共舆论，以此确保参加大会的领导人与选举他们的人民保持一致。同样，米拉波写道：“报纸建立的沟通交流必然导致感情、意见、计划和行动的协调一致，这是真正的公众力量，是国家真正的保障。”1790年，一位作者在国民会议上宣称，报纸和小册子能使法国的2800万人民“实质上参加这个庄严大会的会议，如同亲自到场一样”。这话出自艾蒂安·勒奥代·德·索尔谢弗勒伊（Etienne Lehodey de Saultchevreuil）之口。他创办了《纪实报》（Journal logographique）来如实报告大会上的所有讲话。他相信，报刊可以把政府的所作所为转告给人民，再把人民的意愿反馈给他们选出来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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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甚至说，1788年至1789年间小册子的大量涌现说明，大革命的爆发应归功于印刷。而且，要传播1789年国民会议发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载的自由平等这些大革命的理想，也必然要靠印刷。“祝福发明印刷机的人。”政论作家路易-查尔斯·德·拉维孔泰里（Louis-Charles de Lavicomterie）宣称，“我们这场伟大的革命全要归功于他。”布里索写道，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讲法语就好了，“报刊很快就能把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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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索、孔多塞、拉维孔泰里等一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开始着手宣传大革命的理想，他们显示了报刊通过使大批的人共享信息，能够多么有效地推动讨论，综合公众的意见。1790年，这三位和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社会圈”的组织。社会圈举行公开会，出版新闻信札和小册子，旨在为政治对话提供一个广阔的、包容性的平台。它的巴黎总部的门上有一个叫“铁嘴”的信箱，谁有意见想发表都可以把信件、备忘录或演讲稿投进去。“铁嘴”得名于信箱前脸的一个狮子铁雕，狮子的嘴就是信箱口。投来的各种意见印发在社会圈的新闻信札《铁嘴报》（Bulletin de la Bouche de fer）上，报上还登载法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和在社会圈的公开会上演讲的总结。公开会每周五晚上在巴黎召开，与会者动辄几百人，有时达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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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圈的一位创始人宣称：“社会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全力鼓吹人民的声音。”社会圈和法国各地的其他政治俱乐部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在巴黎以外的几个城市开设分部。它决心提供一个全国人民都能参加的政治讨论论坛，并一度取得了成功——《铁嘴报》在1791年的头几个月跻身于法国国家级大报的行列。社会圈甚至试图在别的国家成立分部，以建立覆盖全世界的网络。它的1791年2月的新闻信札宣布：“社会圈不是俱乐部……它是全球公民的社团。”社会圈也印刷它的一些主要成员写的小册子和托马斯·潘恩作品的法文译文；那时潘恩住在巴黎——其实就住在孔多塞家里。但是，尽管社会圈大谈包容所有人，但它的成员大多数是家境富裕的知识人士。到了1791年7月，路易十六企图出逃未果，触发了政治危机，社会圈的宏大实验也就此夭折。当局实行了军事管制，社会圈倡导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在保守的当局眼中成了危险的激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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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印刷之力分享信息最终会使得真理和自由赢得胜利，对这一观点最乐观的阐述是孔多塞的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这部皇皇巨著把人类历史描述为向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胜利进军。书中表现的乐观使人联想到今天关于“互联网自由”的种种乌托邦式的狂喜预测，但孔多塞是在藏匿期间写成该书的，因此他的乐观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社会圈的领导成员所倡导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吉伦特派的开明理念紧密吻合，但到了1793年，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领导的山岳派占据了革命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不够激进。虽然孔多塞是共和党人，但因为他认为不应处死国王，只要判他强制劳动就够了，所以被定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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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坚持，报刊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证，尽管他自己的处境显示并非如此。他在《纲要》中写道，印刷机刚发明时，人们尚未认识到它带来自由的力量，这真是大幸，“因为教士和国王必定会联起手来把这个将要揭露他们的伪善，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的大敌扼杀在摇篮中”。然而，一旦神魔出了瓶子，“报刊即无限地增多，不用花多少钱，任何著作……事实和新发现不仅传播得更广，而且更快……过去只有少数人读的东西，现在全体人民都能读到……公共舆论已经形成，它力量强大，因为支持者众；它充满活力，因为它借以生成的信息为全体人民所了解，虽然他们彼此相隔万里。建立起了推崇理智和正义的论坛，它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在它的探究下任何事情都无所遁形，它作出的判决无法逃避……新的谬误甫一出现即受到抵制，对其穷追猛打，不给它们散播的机会和荼毒人们心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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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长期存在的误解和谬误，孔多塞写道：“现在已无法阻拦对它们的讨论；无法防止对它们进行审视，予以拒绝。它们无法抵挡真理的进步，而随着新的真理的不断出现，最后一定会把它们的荒谬舛误大白于天下……简言之，难道不是报刊使人民的教育摆脱了所有政治和宗教的囿限吗？”压制为权威所不喜的真理几乎已不可能，因为只要在世界上有印刷机的某个地方有一份印刷本，就可以进行复制，确保它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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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只要有一个地方允许自由出版就足以保险。出版物种类繁多，印刷量十分巨大，人的思想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紧闭真理之门，不留一丝缝隙让人窥探呢？如果在只须把某项真理或意见禁止数年即可使其永世不能翻身的年代里，仅仅是销毁杜绝手稿的抄本已经如此困难，那么现在更是需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放松，这岂非更加困难，到了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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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孔多塞写下这些字句的同时，他的四周放眼皆是在一个混乱失序、无法无天的环境中不受限制的报刊的各种弊端。到1793年，小册子作者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已不再辩论政治，而是干脆公开要求处死他们的政敌。马拉因煽动针对吉伦特派的暴力而遭到审判，获得无罪释放后被一个同情吉伦特派的人暗杀。与此同时，坊间充斥着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以及其他贵族的各种“传记”，这些“传记”极尽渲染，充满仇恨，无一例外地指控传主阻挠革命。奥尔良（Orléans）公爵被指控企图趁乱自立为摄政王；他和路易一样，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别的贵族据称阴谋勾结外国入侵法国，或策划政变。王后的罪名则是把各个革命领导人收为情夫，好操纵他们，还策划炸毁国民会议大厦，把巴黎变成一片火海，自己篡夺王位。有些传记还提供据称是传主自己写的信作为“证据”，信里很方便地包括了恰好证明他们有罪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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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案子的基本情节都完全一样：高高在上的人策划反革命阴谋，企图夺走人民来之不易的自由。玛丽·安托瓦内特尤其被指为使革命遭受种种挫折的罪魁祸首。在关于她生平的众多记叙中，有一本宣称：“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灾难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在革命起伏跌宕的乱局中，这样的解释使人心安，也为以后处死她铺平了道路。同样的污蔑手法也用来辩解对某些革命领导人的处决，有时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败坏他们的名声。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就是这样的遭遇，米拉波也是身后被诬，虽然他在1791年是因病而死的。他们都被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操纵事态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终于被诚实的革命者揭穿了。比起大革命前的攻讦来，这些诽谤之辞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嬉笑嘲弄，只有厉声怒骂；不再用荒淫的故事来突出攻击对象的放荡无耻，只强调涉及金钱的不正当行为，如盗窃、作弊、拒不还债和设法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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