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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份美国的电视广告。（由J·弗莱德·麦克唐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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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庭的电视拥有率从1950年的9％飙升到1955年的65％。彩色电视广播始于1954年，为此RCA和CBS又进行了一场恶战，戴维·萨尔诺夫再次获胜。1960年，电视普及率达到87％，1970年到了95％。那时，美国所有的电视机中只有一半是彩色的，但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有不止一台电视机。没有别的发明能如此迅速地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收音机的普及率从10％上升到40％，从只有少数人使用到为主流所接受，共用了6年的时间，电视机只用了3年。电视在其他国家的起飞来得稍晚。英国的BBC采用了和RCA非常相似的新标准，1953年，首次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加冕仪式进行了电视转播，这强有力地促进了电视的发展。到1960年，美国每10个人就有3台电视机，加拿大和英国每10个人有2台电视机。在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电视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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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电视的发展、接纳和使用方面是无可置疑的老大。美国的电视节目和格式，从侦探剧到问答比赛，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各大电视台拼命提高收视率以求增加广告收入，有人批评说，原来信誓旦旦地说将使用电视媒体促进教育，加强民主，现在这个承诺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任职的尼古拉斯·约翰逊（Nicholas Johnson）对电视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了解行业的内情。他在1972年出版的《生活的测试格式》（Testing Patterns for Living）一书中，宣称电视是不折不扣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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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曾被视为一个扩大美国老百姓视野的机会，让他们了解到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因此而兴奋激动，增长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如今几乎每一个人，包括业内人士，都承认电视失败了。它不仅没有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实际上反而使我们不如从前。没有改善人类就已经应受谴责，使人类变得更坏则完全不可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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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说，电视产生了“普遍而有害的……麻醉效果”。这个批评得到了其他批评者的响应。电视被指责为造成犯罪和社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里，把当前的情形比作阿尔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绘的情形，小说中的人们不仅受到专制政府的压迫，还受困于他们自己对娱乐的痴迷。波兹曼和约翰逊一样，批评说就连电视新闻其实也是一种娱乐，其真正目的是要观众看节目间歇时放的广告，那才是给电视台带来财源滚滚的生意。从美国人平均每人看电视的时间不断攀升中，电视的吸引力显而易见。1950年平均每人每天看4.5小时的电视，1960年增加到5小时，1970年是6小时，1990年到了7小时。随着一家多（电视）机现象的日益普遍，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又提供了几十个，后来是几百个频道可供选择，每人平均看电视的时间进一步增多，21世纪初超过了每天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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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成为最普及的媒体。人们坐在闪烁的电视机屏幕前一动不动，被称为“沙发土豆”（couch potato，指整天泡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的人。——译注），这种情形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现象。看电视这种完全单向被动的活动成为无所事事的代名词。比看电视更省力的恐怕只有睡觉。广播模式把广播电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视为纯粹的被动消费者。比起使人们能够创造、传播、分享以及重改和交流信息的媒体系统来，电视属于另一个世界。它是社交媒体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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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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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互联网成了人类发明的最强大的扩音器。它给人微言轻、无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以向全球发言的话筒。它用以鼓励和推动多种观点和对话的方法是传统的单向大众媒体所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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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顿·瑟夫，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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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RPA网到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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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通讯系统的问世之路本来是可以更顺畅一些的。但当时所有相关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那是1969年10月29日的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21岁的学生查理·克莱恩（Charley Kline）正在电脑室加班。洛杉矶分校有一台SDS西格玛7号计算机，这台主机占满了一整个房间。这个庞然大物有几台分机，可供几个人同时使用，克莱恩每天都在分机上编写密码。那个晚上，负责电脑室的教授列昂纳多·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要克莱恩帮他测试一个新装置，把西格玛7号和远在400英里以外加州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另一台电脑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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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把不同电脑主机连接起来的项目之所以建立，是因为美国国防部的研究部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缩写ARPA）的一位官员鲍勃·泰勒（Bob Taylor）对办公室里摆满了不同的电脑终端机不胜其烦。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位于圣莫尼卡的一家新建软件公司“系统发展公司”都有受ARPA资助的电脑研发项目。泰勒的办公室安装了好几台终端机，以叫作“专线”（leased line）的固定电话线分别与那几个地方的电脑连接，使泰勒得以监督研发的情况。ARPA资助的电脑项目越来越多，泰勒的办公室大有被电脑终端机湮没之势。更为不便的是，因为他的三台终端机是连接到不同电脑主机上的，所以他要想把数据从一台终端机转到另一台，除了费时费力重新输入以外别无他法。后来他回忆说：“我想，嗐，该怎么做太清楚了。现在有三台终端机，应该合并成一台，想接哪里就能接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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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识到，凭借一台终端机使用远在四面八方的电脑主机还可以便利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多用户计算机系统一问世，人们马上就开始用它彼此发送信息。坐拥三台终端机的泰勒对这样的“电子邮件”便利合作和信息交换的能力知道得太清楚了。1999年，他对《纽约时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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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场演变印象最深的是这三个系统如何导致了围绕它们的社团的形成。过去素不相识的人现在使用同一个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可以让你分享文件，你就能发现某某人对某某题目感兴趣，而且掌握一些相关信息。你可以给他发个电子邮件，一下子就建立了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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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期的电邮系统只允许使用同一台计算机主机的人彼此交换信息。虽然围绕着每一台主机都形成了一个社团，但是无法给另一台主机上的人发信。泰勒建议ARPA出资建造一个试验性的电脑网络，把不同地方的电脑主机连接起来。这个新网络将起名“ARPA网”，它若是成功，效用可不只是给泰勒的办公室腾出空间而已，它会鼓励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彼此沟通合作，使他们能够交流信息，让更多的研究者也能使用他们的大功率电脑。简言之，ARPA网的目的不仅是连接机器，而且把人也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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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为ARPA网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计划，建议采用“封包交换”这一新的理论设想。它不是把网上的所有终端机通过专线直接连接起来，而是把数据分为一样大小的小包，从一台电脑转到另一台，直至到达目的地。这样一来，一台电脑就可以经由几个中转站同远方的另一台电脑交流，而无须直接连接。这大大减少了把若干电脑联系起来所需的专线，也通过多个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交叉存取提高了对网络容量的利用效率。最初提出封包交换的概念是为了使网络在发生核打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继续运作，因为如果封包交换网络的一部分被毁，可以绕过那个部分，通过另外的路由到达目的地。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网络连接和电脑硬件成本昂贵，又不够可靠，计算机科学家于是想到，可以利用封包交换的方法建立可靠的网络，用于一般性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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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邀请了140家公司来竞标合同，制造专门的接口盒，叫作“接口信息处理机”（IMP），将把它们插在不同地方的电脑上，用专线连接起来。计算机产业巨头，最大的电脑主机供应商IBM和美国电讯垄断公司AT&T没有投标。IBM设想的将来不是把不同的电脑连接起来分享信息，而是建造更大的主机，通过AT&T的线路与各处的终端机相连，认为这才是把众多用户连在一起的最好办法。制造IMP的合同最终给了一个叫“博尔特、贝拉尼克和纽曼”的小公司。到1969年中期，它造出了四个大型碗柜大小的IMP，运到了四个测试场地，包括UCLA和斯坦福研究所。对封包交换理论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克莱因洛克负责把一个IMP和UCLA的电脑连接起来，然后与斯坦福建立联系，进行测试。他要克莱恩做他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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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本该发个精彩难忘的信息。”多年后，克莱因洛克这样说，“塞缪尔·莫尔斯从《圣经》里引用的那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就很美……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在月球上说的‘全人类的一大步’也非常精彩。他们都是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公关。他们的话都是可以青史留名的。”可是，克莱恩为了在UCLA的终端机上进入斯坦福的电脑而从UCLA通过连线发往斯坦福的信息实在太普通了：就是一个词——“登录”（log in）。晚上9点半左右，克莱因洛克打电话给斯坦福的年轻编程员比尔·杜瓦尔（Bill Duvall）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开始测试了。克莱恩在终端机的键盘上打下“L”。杜瓦尔在电话上确认这个字母路经两个IMP到达了斯坦福的电脑。克莱恩又打了一个“O”。杜瓦尔又确认收到了。克莱恩打了“G”，但没有送出去，系统失灵了。所以，通过ARPA网送出的第一个信息是“LO”。他们鼓捣修理了一番后开始重试，到晚上10点半，成功地建立了联系，克莱恩登录进了斯坦福的电脑。IMP达到了要求，ARPA网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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