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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众从被动接受素养向参与素养转变,19世纪早期,媒体开始蓬勃发展。在美国,免费教育被看作民众与生俱来的权利。到1852年,纽约州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其他州也开始纷纷效仿这种做法。到19世纪末期,读写教育应由社会资助完成的观念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马克·吐温曾将免费公共教育称作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荣耀之一。美国邮政系统的发展使寄信的价格变得低廉,在1852年,只需3美分便可给遥远的朋友寄上一封长长的信件,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写信也成了每个人与文字相关的日常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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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方农场主还是依赖奴隶来种植和收获农作物,因为一旦素养启蒙在奴隶中间传播开来,对农场主来说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早在1740年,南卡罗来纳州殖民地就将教授奴隶读写文字定为犯罪行为。他们推断,如果奴隶们能与其他人远距离交流,那么就能认识到自己的巨大力量,然后奋起反抗自己的主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基督教教派鼓励教授奴隶阅读《圣经》,南方许多州模仿南卡罗来纳州的政策,但仅仅到禁止写作为止,因为他们认为写作才是真正的威胁。到南北战争时期,只有5%的奴隶在富有同情心的牧师、主人的帮助下学会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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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就是学会了写作的奴隶之一,他后来将自己的故事记录在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中。在关键的童年时期,他的新主人休·奥尔德(Hugh Auld)的妻子曾教给他基本的读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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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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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进步的这一时间点上,奥尔德先生发现了正在进行的一切,他立刻禁止奥尔德夫人继续教我,告诉她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教授奴隶书写是违法的,也是危险的……“现在,”他说,“如果你教他阅读,那么就留不下他了。他就永远都不适合当奴隶了。”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激起了我心中沉睡已久的情感,也催生出了我的一些新想法。这是全新而独特的启示,它解释了一些阴暗、神秘的事情,而年轻的一代一直在与这些事情做斗争,但挣扎毫无用处。现在,我已经认识到,当时最让我感到迷惑的难题——智慧,也是白人奴役黑人的工具。这是巨大的成就,我十分珍视这一发现。从那一刻起,我找到了一条可使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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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社会,素养与接触教育、信息和权利相关。奴隶主了解这一点,直至今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素养是打开充分参与社会事务大门的钥匙,随着我们交流的文本不断进化,我们对新式沟通方式的空间需求也在不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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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素养的定义不会仅仅局限于文字。在南北战争结束15年后,图像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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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影像科技的发展将人类带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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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几百年间,艺术家就已经懂得了一种称作“camera obscura”(拉丁语,意指“暗箱”)的效应,指的是带有小孔的暗箱能将外界的一切事物投射在暗室内部,虽然图像是反着的,但细节处清晰可见。公元前470年,中国的墨子就曾经记录过这一现象,将其称作“小孔成像”。如果艺术家用墨水笔和油刷将光影用适当的颜色描画出来,那么图像就能得以保存。达·芬奇绘画时利用了暗箱效应,这种技术直到1825年才有所改变,这一年,尼塞福尔·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èpce)将溶解于薰衣草油中的沥青涂在暗室中的薄片上进行感光,薄片上出现了模糊的图像。摄影技术从此产生。后来,尼埃普斯与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合作发明了“物理碳印法”(pysautotype),这一过程也需要使用熏衣草油。尼埃普斯去世后,达盖尔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即在镀有薄银的铜板上覆盖碘化银显影。他将这一方法命名为“达盖尔银版摄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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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之后,纽约的《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在这一领域有了前沿性的突破,该报率先在报纸上刊登图片。报纸的技工在锌板上进行平版印刷留下图片的印记,这些图片中,颜色较暗的区域刻画的深度就深一些,颜色较浅的区域深度浅一些,从而能够掌握墨水的合适用量。这种称作照相凸版术的流程还有待完善,但1884年3月4日,《每日画报》开天辟地出版了第一幅报纸图画,画面中是一幢大雪覆盖着的废弃建筑,名称为“纽约棚户区一景”。这幅照片旁边没有文字报道,图片本身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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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声称“原原本本”地描述生活,但是大规模生产的图片还是能通过边框和调光,发挥将司空见惯的事物转化为美妙图片的力量。这图片也拥有传播战争恐怖本质的巨大能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在其批判性论著《论摄影》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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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对我而言是某种启示,而且是当今世界原型的启示:一种消极的顿悟。对于我来说,1945年7月在圣莫尼卡市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纳粹德国的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时,就产生了这样的顿悟。无论是在照片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从未见到过一眼看去就让我感到如此尖锐、深切痛苦的事物。的确,似乎我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看见这些照片以前(那时我十二岁)和看见这些照片以后。我的生活因为这些照片而发生了变化,但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明白它们所揭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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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图片能够传递丰富的信息和故事,但动态影像的力量却远不止于此。从摄影到摄像的关键性飞跃使一位旧金山的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名声大振,这一突破发生在里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dford)在帕洛阿尔托的畜牧场里。迈布里奇在跑道一侧架设了一排照相机,泥路两侧拉着线,只要碰到这些线就能按下照相机的快门。他将这些连续的图片冲印在一张玻璃盘上,然后将玻璃盘安放在一台动物实验镜的灯状底座上,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万花筒。人们看到静止图片快速在眼前闪动会在头脑中创造动态的效果,产生事物运动的幻觉,但是创造这种动态影像的方式还是用静止的图片,与拍摄静态物体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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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布里奇在1899年出版的图画书《运动中的动物》(Animals in Motion)和1901年的《运动中的人物》(The Human Figure in Motion),以极其详尽、凝固时间的方式描述了运动。迈布里奇于1884年在费城动物园拍摄的照片尤其如此,一帧一帧的图片连接在一起生动地展示了老虎攻击水牛的场景,也展示了在攻击的每一个节点老虎的身体是如何移动的。快速翻看这些照片就会让人产生动态的感觉,虽然这仅是动作的复制,与洞穴壁画没什么不同,但这种方式直入人的视觉皮层,是前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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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运动感是视错觉的杰作。因为火车的行驶速度再创新高,人们已经为这种技术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几位早期的万花筒观看者评价过影像与火车这两种技术如何相似:一个移动身体,另一个移动大脑。迈布里奇的传记作者瑞贝卡·索尔尼(Rebecca Slonit)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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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火车窗外的景象会让电影观众为未来做好准备,即电影将会变得习以为常。这种景象已经让人们适应了脱离嗅觉、听觉、威胁、触感的纯粹视觉体验,也让人们适应了新的高速事物,即车窗外飞驰而过的世界。它将带领人们到达前所未有的领域,开阔人们的视野,同时将世界浓缩在展示各类事物的影院,使之变成景观。摄影已经让人们适应了时间上的自由移动,适应了能够随时回顾过去,适应了能看到视线之外、能够大范围接触的世界,但这也只是通过单色图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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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60年间,从电视上看到的虚拟图像和光影让我们适应、接受了广泛传播的动态影像。这些影像突然以一种人类所知的最深层次的方式出现了,从火车车窗外的真实景色转变成了静止的图片,虽然这可能是彻底性的变革,但在迈布里奇生活的时代,除了装备齐全的摄影师,影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被动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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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影像的创作方式掌握在富人和专家的手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人们在照片中总是一脸阴郁,从不微笑,追其原因并不一定在于他们生活得很压抑。相反,他们和21世纪的人们笑得一样多。对大多数人来说,拍照是一种如此昂贵和正式的活动,因此轻浮地照相在社交场合会被看作失态的举动。此外,当时感光片需要长时间曝光意味着,拍摄对象必须在一分钟内保持不动,以免照出来的图像模糊。很多摄影工作室的椅子上还设置了金属杆和金属支架,因此人们能够将头固定在特定位置,以免照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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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熟知的电影摄影机并不是异想天开的发明,它并没有特定单一的“创始之父”。像内燃机、热气球和铁路的产生一样,它是一项庞大的集体工作。虽然迈布里奇是第一个找到具体例证的人,但制作影像设备的先驱们早已知晓了视觉的把戏,即能让快速闪现的一系列图片有效地模拟运动状态。历史学家欧文·方(Irving Fang)指出,迈布里奇无从知晓这会成为“娱乐、吸引、影响全世界的讲故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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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一位发明家注意到了迈布里奇的视觉把戏,从而发明了一种叫作“旋转摄影器”的设备,它可让一架照相机在短时间内拍摄多张照片,制作出可摆成一圈用以快速翻动达到动态效果的图像。这是一种粗糙、笨重的设备,但还是吸引了托马斯·爱迪生的注意,当时,爱迪生正忙着向市场推广留声机,他认为这对留声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附加功能,不过墙壁上投射的图像只是听觉体验的补充。爱迪生让学徒迪克森(W.K.L.Dickson)在他位于新泽西的实验室工作,工作成果是一种高效的摄影枪,爱迪生将其称为“活动电影摄影机”(kinetograph)。“活动电影摄影机”能够生成一系列的图像负片,这些负片在电子光照射下能够在某种机器中排列,在播放音乐的同时最多能翻动30秒的图片。19世纪80年代末,自动点唱机这样的新鲜玩意儿很快就吸引了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顾客,在富人阶层和工人阶层中同时引起了轰动。这种技术象征着动态影像的民主化,第一次终于有种新的科技不仅能让富人接触到,也能让平民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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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影像不同于演员在剧场的舞台上背台词,它是人性的另一种体现,尽管距离实际生活较远,但还是令人入迷。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洞穴壁画的进化。我们可能会将最初的电影看作纪录片。他们描绘了真实的生活场景:海浪撞击着沙滩,一辆火车从铁轨上冲下来。最著名的早期电影之一是《弗雷德·奥特的喷嚏》(Fred Ott’s Sneeze),这是一个有点儿奇怪的7秒钟片段,展现了一位长胡子喜剧演员夸张地打着喷嚏的场景。人们知道,许多早期观众都被这些可怕的图片吓住了,害怕自己会被海浪或者喷嚏溅湿衣物,又或者被货车撞倒。他们的震惊程度一定不亚于初见墨水和卷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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