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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卡尔森与大卫·哈伯德医生（David Hubbard）及戴文·哈伯德（Devin Hubbard）一同成立了“头脑符号”，他们招聘员工时并没有将医学知识作为硬性要求。成立“头脑符号”之前，卡尔森就读于布鲁克斯摄影学院（Brooks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作为一个电影新手他十分努力，曾与制作人劳伦斯·本德尔（Lawrence Bender）发掘不知名的电影，后又就职于梦工厂的电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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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唯一一个有医学经验的合伙人是大卫·哈伯德，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在1969年退学了，后来相继在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过，并获得了康涅狄格大学的医学学位。他赚的钱大多来自他设计（并申请专利）的一种可治疗背部肌肉紧张的药。他也是一位冥想家，几年前他决定买一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用来研究冥想对大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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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台昂贵的仪器买回来后总是闲置着，大卫·哈伯德便邀请儿子戴文和卡尔森一起来研究，他们决定看看对于不同的电影预告片，大脑是如何反应的。当时，卡尔森想要到梦工厂市场部工作，他问公司同事，梦工厂在做观众调查时，都会列出哪些问题。卡尔森思考，为什么不能在观众观看电影预告片时，扫描他们的大脑图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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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让一位被试（通常是他们自己）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中，为其播放广告或电影预告片，然后是好几秒的黑屏（作为参考基线和大脑反应基本模式）。他们监测了大脑两个主要区域的视觉激活程度，这两个区域分别为大脑正中前额叶皮层和我们所说的“布洛德25区”（Brodmann area 25），后者负责控制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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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基本监测方法是他们许多研究的基础。“头脑符号”又研究了快餐行业的20条广告，分析哪一个最能刺激大脑饥饿区。结果表明，快餐品牌“盒子里的杰克”（Jack in the Box）的一条广告最能激活被试的大脑。我不知道当时这个品牌的快餐店人满为患的状况是否与这条广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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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符号”的大多数被试都是他们通过在网站上发布招聘广告找到的，每位被试可获得30美元的报酬。卡尔森希望我也能够加入实验，让我一边看电影片段，一边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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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拒绝这一提议，几个月后我再一次登门拜访。卡尔森带我换上无菌服后走进了仪器室，那个仪器就像科幻片中的一样。他让我躺下，把我的头固定在一个稳定的装置上，然后戴上了一个头盔，在我眼前有一个屏幕。任何经历过磁共振扫描的人都会告诉你，整个过程会产生幽闭恐惧感，而且我必须躺着一动不动。仪器开启后会轰隆隆地响，我试着忽略噪声，专注于眼前的电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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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史蒂文！”扬声器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卡尔森隔着玻璃墙跟我说，“我正在看你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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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什么东西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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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看。”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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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鼻子上方几厘米的屏幕中间有个十字形黑色图标。我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个图标看，等待测试开始。接下来的40分钟内，我将观看4段不同的视频，每段时长一到三分钟。4段视频乱序播放，每段播放两次，中间有20秒的间隔时间，黑色十字图标会再次出现，就好像一顿丰盛的晚餐中，每道菜后都会上一份冰激凌来净化味蕾，以便品尝下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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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短片是电影《战马》（War Horse）的最初版预告片，这是一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巨资作品，它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英国少年远赴法国拯救一匹与他一起长大的马的故事。我曾看过其同名话剧，后来听说斯皮尔伯格要将其拍成电影，我认为这的确很有意义。我很期待看到他诠释这个故事的手法。我看到预告片中炮声连连，炸药在马的四周爆炸开来，而在这片被战争摧残的土地上，那匹马不断奔跑着，实在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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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短片比第一个更加诡异，它是从1973年的科幻片《超世纪谍杀案》（Soylent Green）中截取的一个恐怖片段。在电影中因地球人口过多，政府鼓励人们自杀，然后将遗体作为食物。我少年时曾看过这部电影，久久难以忘怀，尽管这么多年都没再看过，但其中有个场景还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这个场景主要讲述了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闯入了一个安乐死“处理中心”，去拯救他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由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G.Robinson）扮演，当时躺在一张医用长桌上。（我发现影片里的桌子和我身下的机器还有点像，而我也像冰棍一样僵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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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继续看了另一版的《战马》预告片。第二版和第一版虽然在结构上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比较相似，所以观看时也有种熟悉感，我辨别不出来究竟哪一版更感染我。也许那个旋转的大磁铁能发现什么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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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段视频选自《阿娜》（Ana），这是传媒艺术实验室的两名学生雷丽·齐西格（Riley Ziesig）与杰西卡·金登（Jessica Kingdon）在几年前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影片中一个智利籍美国社会工作者与一群拉丁美洲人一同工作，在说到自己十分热爱家乡时，她激动得流泪了，因为和其他人一样，她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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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重新看了一遍以上4段视频，但顺序不同，我尽量让大脑保持清醒，看视频之前我试着像擦黑板一样擦去之前的印象，擦去电影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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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我收到了一系列我的大脑成像图。管理情绪和记忆的大脑此时就像一颗掰开的核桃，不同的区域用各种鲜艳的颜色标注出来，感觉十分怪异。这些图片展示了我观看视频时脑内的血液流动和脑电活动的情况，很直接地表现了我潜意识里对画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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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卡尔森打了个电话，他告诉了我根据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的大脑血液流动情况可以得出怎样的分析结果。哈伯德医生也参与了这次的分析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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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卡尔森提醒我说：“根据几张大脑成像图，我们不能得出太多概括性的结论，如果有60名被试，那么我们就能得出更多结论。”但他说通过成像图，还是可以看出我在观看每段视频时大脑的活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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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指着其中一张图像，是我看《阿娜》时的大脑活动状态，当时我的前额叶皮层（用黄色标记）活动增强，“执行功能”被激活，这意味着我较为投入。科学实验得出结果后，剩下的就只能靠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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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说，也许是因为电影制作得很棒，所以我产生了这样的大脑活动，也有可能是我并不是被整个故事打动了，而是其中的某个场景或影像激活了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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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视频，即《超世纪谍杀案》这一自杀题材的影片比《阿娜》恐怖多了，但奇怪的是，我的杏仁核没有什么变化，这一脑区负责恐惧，也是著名的应激反应区。相反，我的大部分脑电活动都发生在两颞侧区域。卡尔森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对我来说音乐比影像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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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这段视频的背景音乐是一段混音：包括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以及爱德华·葛里格（Edvard Grieg）的《皮尔·金特》组曲。这些乐曲都十分美妙，但如果画面上有个男人躺在桌子上，正准备接受安乐死，那音乐就有些诡异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这段视频没能让我感到恐惧。是我比想象中更坚强，还是有其他更无趣的答案？菲利普跟我说：“如果你之前看过这段视频，那刺激就会减小。但是从成像图来看，几乎没有任何场景触动你，只有音乐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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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遍《超世纪谍杀案》，10年过去了，看到演员过度表露情感的场面，已经没那么敏感了，也或许是我已经知道主角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不再是纪录片《科伦拜校园事件》（Waiting for Columbine）里那个爱玩弹珠的男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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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惊奇的是《战马》预告片的实验结果，那段视频里满是战争的嘶吼和喧嚣。但奇怪的是，观看这个斥资上百万美元的好莱坞精彩大片时，我大脑皮层的活动跟中场休息时看着黑色十字图标差不多。卡尔森又一次解释说，大脑没反应并不能直接表明视频质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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