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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判断这段视频是好是坏，”他说，“可能因为大脑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所以没太融入电影故事。你基本上没有任何情绪触动。这个片段在你大脑里过了一遍，但好像不太受关注。也许是你在想别的事，也许是你本来就不太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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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又继续向我解释：“大脑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如果要用到某个脑区，就会先让更多血液流向那里，那我们的仪器就能追踪到血液中的铁元素，查看血流走向。虽然大脑活动多不一定说明视频好，但在我们看来，大脑参与度高显然比较好。如果预告片不能触发人们的脑电活动，那与黑色十字图标就没区别了。就算你特别讨厌这个视频也总比没反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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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预告片涵盖了电影完整的情节，即把整个故事都展现出来，这样观众才会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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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哈森做的卓别林电影片段实验所证明的，呈现给被试的影像故事性越强，其大脑反应就越强烈。所以一部长达146分钟的电影缩减成一分多钟的预告片，我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因为预告片缺乏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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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讲到这里，还得提到两个有趣的事情。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梦工厂团队不需要这份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调查结果来告诉他们预告片得好好做。斯皮尔伯格最后在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出席了我们的10周年庆典。当时他观看了一位名叫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的员工制作的微电影，完全被震撼到了。他祝贺托德制作出这么棒的作品，并说自己这么多年来看过各种各样的电影巨作，但没有一个能如此打动自己。托德热泪盈眶，我知道还会发生更多的故事。两天后托德接到了一通电话，并应邀剪辑几版将在电视上播出的《战马》预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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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有幸看到托德的剪辑版本，真的很棒。他的剪辑保持了一定的故事性，让观者对整个故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战马》团队也与我的想法一致，他们不仅将这几版剪辑在电视上播出，还让托德负责电影院版本的预告片，用他制作的版本取缔了最初的几版，在全美各影院播出。我很好奇，如果我当时看的是托德的新版预告片，那相比于最初的两个版本，这次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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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新预告片是否会比原来的更吸引观众。当我观看《战马》完整影片时，我非常投入，我沉浸在这位电影制作大师呈现的史诗般的故事中，任何一个一分多钟的预告片都不能唤起这样的情感。即使旁边没有旋转的仪器来检测，我也十分确定我的大脑充分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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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经历引发了我的思考。关于那位智利社工的简短视频由几名学生用几百美元的设备制作而成；而一部由顶尖团队打造的、耗资几亿美元的影片则动用了一大批一流的技师、演员、音效师、执行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影院运营商等。两者相比，居然是前者让我的神经活动更加活跃，这又对动态影像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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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例让我明白，一种更加大众化的表达方式有着无限精彩的可能，也回答了为什么黄谷子和他的视频自制模式能够获得现象级的成功，为什么简单的视觉广告比耗资数百万美元却华而不实的表演更有成效。我们可以把这作为媒体测试的标准线，看一段广告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者按下“消费按钮”。这种测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却又不由得让人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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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森和市场营销专家马丁·林德斯特伦（Martin Lindstrom）的合作颇为紧密。林德斯特伦著有《购买学》（Buyology）一书，并且是一家咨询公司的董事长。林德斯特伦公司在2011年被福布斯评为“最有前途的公司”之一，标榜“利用全球神经科学数据库探索出严密的方法，结合科学与商业，从而更加积极、专业地了解消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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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神经科学数据库的部分数据是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在消费者看到公司商标、产品和广告时对其大脑进行扫描得到的。电视广告有差不多600亿美元的市场总额，在线广告业有300亿美元的可观收入。林德斯特伦公司规模不大，但在这样巨大的电视广告市场中，发展也算极其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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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卡尔森提及了我对影像发展的最大担忧，即人们会利用它在政治上操纵大会。他告诉我，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共和党首轮辩论中，“头脑符号”选取并剪辑了每位演讲者开场白的前两分钟，他们准备请16位共和党议员来研究其在观看这些开场白时大脑会产生哪些反应，以此来决定哪一位候选人的开场白最具成效。卡尔森推测说，10年之内消费品生产公司将有能力制作出更有效刺激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广告。政治候选人同样将会具备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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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政治和广告影像不仅在数量上以令人惊愕的速度增加，它们的影响力同样也在提高，这些影像的制造者也正愈发熟练地操纵着大众。对此，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式予以反击，那就是要提高技能并以更熟练地使用视觉媒体工具及其规则，来成为更好的消费者并创造我们自己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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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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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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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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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看”的权力：从精英到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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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5日，一家位于圣迭戈的慈善组织上传了一段长达30分钟的视频。该视频由外表英俊的组织创始人杰森·罗素（Jason Russell）制作，他是位基督徒，被人们称为“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兼梦想家”。罗素与他的两位同学博比·贝利（Bobby Bailey）和拉伦·普尔（Laren Poole）自2003年起就开始拍摄一系列公益纪录片，这段视频是该系列纪录片中最新的一部作品，最终命名为“被遗忘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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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首先在圣迭戈的社区中心上映，主要目标群体为家长；尔后，影片的放映地很快转移到了高中和大学校园。这部影片用家庭小摄像机拍摄，记录了三位美国年轻人在乌干达的足迹，他们看到了乌干达童兵的痛苦和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的暴虐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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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影片的副标题为“粗糙剪辑”。的确，这部电影制作粗糙，一点儿也不流畅。然而，正是它的这种特质极大地吸引了年轻观众。它以直接记录、高度还原的方式让观众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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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8年中，超过500万人次的观众在数千个高中、大学和宗教场合观看了这部影片，它还激发人们建立起正式组织以继续关注相关事宜。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没能预见大众对后续影片《科尼2012》（Kony 2012）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