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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有些传记色彩的影片拍摄于罗素的儿子盖文降生时，这也是罗素拍摄的灵感来源。罗素的儿子在影片中作为观众，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约瑟夫·科尼的发展史。影片强调，要以举世之力找到科尼，因为只有这样，全世界范围内像盖文一样的孩子才能真正安全。罗素鼓励观众支持美国军队介入，在2012年结束前抓住这个乌干达军阀。影片还号召观众“让科尼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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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影片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观众的反应是迅速的，在上映后第一周，视频就被浏览了一亿多次（前三天就有4000万次），而科尼也突然间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军阀。通过这一次尝试，他们完成了国际民主联盟和联合国报告多年来未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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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众对视频和其制作人的负面反馈很多。人们指责《被遗忘的孩子》通过夸大科尼及其军队的规模和暴政来试图骗取捐助（电影兜售价值30美元的“行动套件”，内含表带和手册）。能证明科尼军队于过去6年内在乌干达进行暴力活动的证据并不充分，且资深观察家也猜测科尼可能早就身亡。电影在乌干达上映时，观众一片唏嘘，他们还朝大屏幕扔东西。乌干达民众认为，这部影片把美国人比作“救世主”，但却根本不准确。人们意识到了电影的不足，并在微博和Twitter上传播。于是，反电影风潮像当初电影走红时那样迅速蔓延开来。一个名为“乌干达有话说”的组织也拍了视频来改善负面的国家形象，该组织还表示《被遗忘的孩子》只是在传播“美国版本的故事”。来自各方的压力足以让罗素陷入情绪危机。圣迭戈警方在一个月后逮捕了罗素，这是因为他在街上半身赤裸着向过往的车辆大喊大叫，他的家人称其行为是“极度刺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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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将科尼置于美国年轻人甚至美国政客的“意识版图”之上。6位美国参议员因此发布了自制电影，希望可以获得大众的支持。特拉华州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孔斯（Chris Coons）表示：“《科尼2012》让美国人，尤其是空前数量的年轻人参与其中。”他继续解释说：“我们希望借该视频达成两个目标：一是重申参议院两党对结束科尼恶劣行径给予高度支持；二是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将支持并鼓励美国人继续关注国外的人道主义事件。因为有这么多美国人第一次从网上了解科尼及其军队，同时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流讨论，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与感兴趣的美国人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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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各种批评言论，罗素和他的《被遗忘的孩子》再次回归，并带来了《科尼2012之第二部：名声之外》（Kony 2012：Part 2：Beyond Famous）。尽管这一视频并不像第一部那样收获了那么多观众，但它仍颇有建树。影片一开始快速闪现了19条不同的视频片段，每条都是关于主流国际媒体对第一部电影的评价，先是大加称赞而后又横加指责。这些片段都出现在屏幕上的一个小图框内，随着批评量的增加，图框也逐渐变大，直到我们听到一位英国广播主持人说：“他们根本不知所云。”然后画面切换到一位讲话者的身上。这个人正是乌干达前总统候选人诺贝特·毛（Norbert Mao），他为这部影片正名：“这部影片深入人心，带给人们以巨大的震撼，让你开始注意到现实状况。这就是影片的核心目的。人们现在的确开始正视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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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和他的同伴有些极端化，但无人否认他们通过视觉媒体给大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刺激，其作品强势而有力，网民只需轻轻一点，便能轻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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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不应只归功于Youtube。这一事件的种子早在科技革命时就深埋于历史中，人们都知道公众力量往往存在于人们怎样“看”领导人或敌人的所作所为上，而除了官方言论以外，让人们去“看”的力量早在上一代时就不存在于社会精英的手中了。科技能加强这一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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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170488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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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镜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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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现实是政府往往令人生厌、难以让人心悦诚服，但我们做出的政治决定往往来自本性以及通过视觉处理后所产生的情感印象。所以动态影像在电子媒介中的传播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并非偶然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盯着镜头时，我们会自然、有意识地形成某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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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著名电影是关于1975年最后一部直升机离开越南西贡市美国大使馆的，这是1963年由达拉斯市一位衣帽制造商亚伯拉罕·泽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拍摄的影片。泽普鲁德当时正在总统车队边上，拿着8毫米的贝灵巧（Bell&Howell）导演系列414 PD机型家庭摄录机——这是当时最好的摄录机。他站在水泥路基的边上，让秘书玛丽琳抓紧他，这样他就可以等待总统座驾经过迪利广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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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一般把泽普鲁德的电影评价为“意外之作”，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如此。泽普鲁德在离开办公室前肯定没有想过要拍下美国总统遇刺这一事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并非完全是偶然的。泽普鲁德出门时就是要拍下总统车队游行的影像，拍下这种统治者在街头与被统治者相见的场面，至少从伊丽莎白一世执政开始就值得炫耀。泽普鲁德可能本来只打算在自家客厅里把拍下来的影片放映给家人和一群无聊的朋友看，但对他来说这样的影片的确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拍摄了一国统治者的政治形象。自从西方文化在美国本土化以后，这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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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生的暴力事件和随机出现的摄影者成为美国政治的惯例。在出现便携式手机之前，这一方式一直被当作平民反对暴政的工具。暴行本身是民众长期痛苦经历的浓缩——它不仅意味着这一次引起了众怒，它还是日后更多民众怒火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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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粗糙的视频也有着巨大影响，这段视频由阿根廷一位叫乔治·霍利迪（George Holiday）的失业水管工拍摄。1991年3月3日，他站在自己位于圣费尔南多高速公路旁廉价公寓的阳台上，碰巧目睹了4位洛杉矶警察对一位酒驾司机使用泰瑟电击枪。霍利迪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便携式摄像机开始记录。在他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尼·金（Rodney King）站起来并开始走向警官劳伦斯·鲍威尔（Laurence Powell），警官用警棍狠狠地打了金。金倒下了，其他警官在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时还在用棍棒殴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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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利迪第二天早晨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说他有证据证明警察过度使用警力，希望可以通过内部解决。警察局不断推诿回避，霍利迪认为警察局并不准备解决此事，所以他把视频拿到了洛杉矶电视台。电视台随后播放了整段视频，并引起了洛杉矶非裔美国人和他们认为过度武装的警察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三年后，当4名警察被无罪释放，部分城市爆发了武装冲突，因为一些团体在看过霍利迪的视频后难以接受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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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美国的很多现实都在罗德尼·金事件中得以反映出来，但最明显的莫过于，普通民众也有力量通过使用某种手段掀起大规模事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情况在美国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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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霍利迪只跑到警察局信口说他看到一名醉汉被一群警察殴打，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警察肯定会让他马上离开。如果霍利迪到电视台口述经历又会怎样呢？电视台肯定也会让他赶紧走开。能让人震惊的力量并不存在于口述，因为口述是主观解释且具有不可靠性。即使金满身伤痕也不一定有效。为了让事件足够真实而被重视，这一事件应被人们“看到”。人们需要“看到”鲍威尔警官殴打手无寸铁的金，“看到”这些无情的殴打都落在一个倒下的男人身上——除非你是洛杉矶的审判员，否则你无权去否定这些影像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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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金和科尼身上的事情正体现了新旧文化间的冲突。两个事件所揭发的不公平现象都被广泛报道且被记录了下来。让人们知道了洛杉矶警察局对非裔美国人的虐待，也知道了科尼在乌干达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两个事件的相关报道和数据也都可查证，它们也都是通过视频，才使得人们把一种自发的情感转化成大量的文本。是视频使得这些事件变成了“事实”。不要理解错了：文本也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并以准确的措辞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但是，是动起来的影像真正点燃了这两场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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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本身并不能向人们传递信息，科技却可以。便携式摄像机和监控摄像机创造了粗糙却令人生畏的“视频语言”，让我们看到了当权者想蒙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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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媒体评论员丹·吉尔摩（Dan Gilmor）所说：“到1991年，家用摄像机已经日趋普遍，到今天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段视频，他们会意识到更多事情。至少，人们让有权势的人——比如罗德尼·金事件中的警察可以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责，这一点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目击由此被转化为行动，而且这种语言我们都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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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5月，药店CVS成为第一家安装价格低廉的一次性摄像机的连锁商店，很快这款摄像机就改名为Flip。该产品有两大优点：第一，它像傻瓜相机一样操作简单；第二，它有自己的网络支持软件系统，可进行编辑和发布。两年之内200万台该类型的摄像机投入使用，在2009年3月，该摄像机生产公司又以590万美元的价格被思科公司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