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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没有什么变化——记录某一个总统决策产生的效果,但是学生们必须以视觉媒体的方式完成。学生们必须调研、写作、修改、剪辑,然后制作一段10分钟长的视频,这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他们必须寻找原始史料,创作自己的作品。这需要一定的文献搜索水平,比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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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伊卡见证了一代学术潮流的兴起和消亡。但谈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影响时,他的双眼亮起来了。“这是我在教学生涯中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项目了,”他后来告诉我说,“学生们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和深度探索了这些话题。因为他们一直考虑着观众最终对此会有什么看法,而不只是提交一篇期末论文,所以他们的作业都经过了多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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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学生制作的视频主题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对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决策。在视频结尾处,他们创作了一首说唱诗歌,将美国历史的这一瞬间和现今的世界联系起来,针对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些尖锐问题进行发问。另一组同学创作了一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式的广播,他们用播音腔完成了作业。这些项目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他们都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作业。其中一名学生告诉马伊卡,这是他在学习生活中第一次查找图书馆藏书之外的书籍。马伊卡之前从来没见过学生对自己的努力和课堂作业如此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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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形式正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学区越来越频繁地为人们所采用,它也启发我们应该在全美范围内普遍推行。在视觉素养发展的时代,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公共学校顺应21世纪信息传播发展趋势的潮流,运用主流的媒介形式开设课程,不止教授学生读写,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听、说。第二是,他们也可以让势不可当的媒介影响力从大家眼前飘过,当课程显然落后到跟不上时代潮流时,再试着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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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种以布置任务的方式推广视觉素养显得很强硬,但我相信这会成为教育部门在未来10年内最关键的决策之一。过去1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公立学校的常规教学方式,同时也在开发自己的教学项目,但我遗憾地看到教育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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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缺陷之一是我们对学生的评测方式,我们应该评价孩子是否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浪费时间整日坐在教室中无聊地学着一些不会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任何作用,也无助于职业发展的内容。我们人类不只是喜欢故事的动物,我们也是会因受奖励而驱动的动物,这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假如有人为我们展示一只鹦鹉,我们便会努力朝着鹦鹉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自然认为我们测评什么以及如何测评将会指导着我们的关注点和行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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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视觉素养”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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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新的素养世界中重新考虑如何评测素养及由此取得的进步。教育一直专注于为人们进入职场做好准备,培养出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当今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所需的技巧甚至与几十年前都大不相同,但我们的学校还是陷在过去的旧思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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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称学校的使命应是:“让学生准备做还未存在的工作。”著名的教育家肯·罗宾逊领导着英国国家创新、教育和经济委员会,他也是《让思维自由》一书的作者[11],他表示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技巧以解决未来无法预料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和罗宾逊的观点都围绕着创意、创新、问题解决、跨文化沟通和交流展开。事实上,无论对于哪种学科,在教育的历史中,沟通一直都是课程教学的中心。我们不能学习(或教授)自己不能传播的事物——而今传播在越来越多地通过视觉媒体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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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中,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技巧不仅是那些用标准化测试来衡量的死记硬背的信息,还应是批判性地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分析、综合这些信息并有效表达自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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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公立教育体系的一切,但我们需要通过视觉传播的角度来审视现行的教育体系。在仔细留心媒体制作的艺术时,我们看到了媒体制作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完善生活技能,而这些技能在职场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能将对变革素养的关注与高深复杂的数学、科学、社会研究、语言艺术和其他技能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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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必须先承认一个问题,如何评测和评测什么内容同样重要。因为评测决定了课程的制定,这也应是评测本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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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和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控制的难题,使得我们沉迷于量化的概念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用数字对一项事物进行测量评估,那么这个事物就相当于不存在。2001年开始施行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下”(No Child Left Behind)项目的最终结果是,我们的校园更加坚定地贯彻了“科学管理”的原则,该原则是1911年由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他将工厂里的工作分成了能够精准评测的重复性动作,从而实现最大产量化。科学管理法的确提升了美国的生产力——据说约瑟夫·斯大林也很欣赏泰勒的主意,这种方法虽然提升了工人的地位,却削弱了工艺大师的地位,而工艺大师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是有机而充满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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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和前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试图摆脱前几届政府采用的低效教育政策,推出了“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该项目为美国各州提供了近几十亿美元用于启动创新性教育战略。然而,他们忽视了用来评估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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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使用着与过去相同的标准,但现在的教师为了实现这些标准面对着更大的压力。这无疑会为教师授课、学生学习和表达自我留下越来越小的创意空间,而且我们很可能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落后不前:批判性思考、有效沟通、创新性分析和解决问题、协同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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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在《教育大未来》(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一书中,深入剖析了那些阻碍教学方式变革的混乱观点和行政壁垒。作为哈佛大学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计划的负责人,他直白地说道:“无尽的州立标准测试对于让学生独自负起责任来说,既缺乏效果又缺乏效率,他们既破坏了学生的士气,也打击了老师的热情。”据称,有些老师每年要为学生组织的标准测试多达15场,许多测试完全是出于行政展示的目的,或者是为真正的州立测试进行演练。这对学生来说简直是折磨,他们既看不到作用也看不到回报。说实话,我并不会将责任怪罪到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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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建议,应该采用一种真正的测试来衡量学生的各种技能,而这些技能是学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分析和创意性表达。他和教育大师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现行的多种计算训练,包括大受追捧的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都很难真正衡量学生在某一个领域的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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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也知道,能够进入常春藤盟校学习的那些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分数耀眼的孩子,不一定获得了恰当的教育。即使某个学区能够教出考试分数尚可的孩子,这也仍然很难看出孩子们是否准备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了。这就像是用温度计测量降雨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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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视觉素养”的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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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素养还有另一方面与传统标准不相符合:视觉媒介的“表演性”,这是激励年轻人的无价之宝。这是能让羞涩的孩子走出保护壳的方式,它历经了时间的检验。我见过很多次孩子们的作品公映——甚至还在镜头前表演时都会促使孩子们表现出一些他们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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