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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人此时也出现了，他就是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名记者大卫·谢尔曼。她在潘罗斯、谢尔曼之间，长时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谢尔曼在外貌上毫无可取之处，难比出身银行世家、有绅士风度的潘罗斯，但米勒被谢尔曼身上坚定和勇敢无畏的英雄气质强烈吸引。英国军队不接受女记者随军，在谢尔曼的帮助下，米勒得到美军战地记者身份，随部队进入欧洲战场。从1942到1945年，她是“二战”期间唯一的战地女记者，为《Vogue》报道了圣·马洛围困、阿尔萨斯战役、诺曼底登陆和巴黎解放，最后跟随美军打进德国境内，攻占慕尼黑，解放达豪集中营。米勒在达豪拍摄的那些照片，是对德国纳粹种族灭绝最早的目击证据之一，经《Vogue》发表后震撼全世界。除了照片，米勒还用电报发回文字报道，告诉读者：相信我，都是真的。因为她的工作，一本时尚杂志首次和残酷的战争现实对接。米勒觉得很满意，因为在战争面前她所厌恶的性别差异消失了，没人在意她的长相和身材，她的身份只有一个——摄影师。米勒跟着谢尔曼进入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秘密住所，这个总是突发奇想的女人走进浴室后，迅速脱掉军服和军靴，躺进希特勒的浴缸，洗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澡。谢尔曼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画面，成为最有名的“二战”影像之一，米勒的名字也随这张照片传播开。解放巴黎那天，米勒去看老朋友毕加索和科克托。当她走进画室，毕加索大叫：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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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晚年的情人弗朗索瓦丝·吉洛在回忆录中曾说，和毕加索在一起的女人，都得像圣女贞德一样从早到晚身披盔甲，“为了证明你的力量，你得一天24小时，全力以赴”。米勒正是毕加索欣赏的那种拥有力量的女人，不断从原有生活中出走，全力以赴证明自己，所以当那些情人一个个从毕加索身边消失，朋友米勒始终还在毕加索的生活中。有人写过一本《毕加索和他的女人们》，米勒的名字和玛拉、弗朗索瓦丝、杰奎琳等人一起在书中出现了。毕加索为她画过6幅肖像，两人保持了30多年的亲密交往，却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情人。毕加索为她画像是在1937年，那时候米勒在巴黎邂逅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潘罗斯，并决定和埃及富商离婚。米勒、潘罗斯和诗人艾吕雅夫妇一起到法国蓝色海岸附近的小镇Mougin拜访毕加索和玛拉，他们每天厮混，6幅肖像就是那段时间画的，其中一幅还被潘罗斯买下收藏。米勒也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拍了毕加索的大量生活照，在画室工作，和朋友吃饭、交谈，日光浴和野餐，那是全然不同的毕加索。2007年6月，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举办展览，这些生活照便是其中的主体部分。50年代中期米勒决定退出摄影界，最后一批摄影作品仍然是拍毕加索：1958年，她带儿子安东尼从英国到法国加利福尼亚谷，在毕加索的别墅小住了一段日子。这次旅行之后，她就基本没再离开过位于英国东萨西克斯郡的乡村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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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战争结束那一年，米勒已经陷入难以解释的心理困境。她找各种借口前往埃及继续战后报道，对潘罗斯要她回英国的电报假装从未收到。这样逃避到1946年，谢尔曼发给她一封极其简短的电报：“回家。”踌躇了将近两个星期，米勒终于回电：“好。”她回到伦敦，和潘罗斯一起到美国旅行，看望了马科斯·恩斯特、曼·雷等老朋友。1947年她生下儿子安东尼，同年和潘罗斯结婚，搬到乡村生活。从1950年定居农场到1977年因癌症去世，这30年里她为自己的人生提早拉上了幕布，在幕布后面只有酒精、麻醉药以及忧郁和暴怒。当战火平息，战争期间近距离面对过的残酷画面就开始纠缠她。最初米勒还试图用沉迷于厨艺来消解越来越低落的情绪，表面看来她似乎很享受主妇生活，毕加索、恩斯特、亨利·摩尔这些艺术家都是她家周末聚会的常客，灶台旁两块陶砖还是毕加索烧绘的作品。米勒喜欢做蓝色的意大利面条、粉红色的花椰菜沙拉，毕加索他们戏称她为“超现实主义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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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游戏都不能够救赎。美丽的女人都怕老去，米勒不一样，她的衰老过程被她刻意用战争和酒精加速了，迅猛而彻底，让那些见证过她美好的人绝望。她儿子安东尼回忆，从他懂事起，母亲在他印象中就只是一个酗酒的神经质女人，对生活充满了愤怒和对抗。当米勒在自闭中被外界逐渐遗忘，她的丈夫潘罗斯变得比从前更成功。他创办了英国现代艺术学院，对毕加索和恩斯特画作的私人收藏所达到的学术权威性无人能比，写了几本深受好评的毕加索传记。英国战后艺术家如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也进入他的收藏，他有了英国现代艺术之父的声誉。潘罗斯在欧洲大陆做各种艺术旅行，他不再关心米勒，或者下意识地要逃避米勒的酗酒和愤怒，但他还是没有离弃她，米勒最后死在潘罗斯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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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曾经完全不知道母亲做过什么，米勒从不提起，好像那是伤口不能触碰。米勒去世之后，安东尼和妻子清理阁楼，翻出几本战地采访笔记、上万张底片和500多张照片，他这才了解了关于母亲的一切，而且没有办法不对母亲的人生着迷。从发现战地笔记那天起，安东尼开始收集整理母亲散失的全部资料，几年后，他在农场建了一个“李·米勒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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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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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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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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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届奥斯卡将最佳女主角的小金像颁给了法国女星玛丽昂·科蒂亚尔（Marion Cotillard），在法语地区之外，现在知道20世纪法语歌坛天后埃迪丝·皮亚芙（Edith Piaf）的人已经不多了。倒是皮亚芙40年代唱红的那首《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后来被多位巨星翻唱过，几代歌迷都听得耳熟。流传最多的翻唱版本，有美国黑人歌王路易·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早期爵士版以及前几年日本歌星小野丽莎录制的最新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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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蒂亚尔赢得奥斯卡的《玫瑰人生》是一部皮亚芙的传记电影。对于法国人，皮亚芙早就超越了歌手身份，她的歌曲有点像埃菲尔铁塔或者卢浮宫，完全可以视为法国文化的代言。上世纪50年代末，“左岸”派导演阿兰·雷奈筹拍《广岛之恋》，他和杜拉斯讨论剧本改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自己对电影的设想，结果他告诉杜拉斯，“我要这部电影能像皮亚芙的歌声一样忧伤”。影片《玫瑰人生》的法文原名是《Mome》，这来自当年人们对皮亚芙的昵称——“Mome Piaf”，在俚语中意思是“小麻雀”。影片送好莱坞后，为吸引观众和评委，将英文名改成了《玫瑰人生》，毕竟大多数观众更熟悉这首歌曲而不是歌手本人。以皮亚芙一生的经历，还是影片的法文原名更能描述她身上那种“平民天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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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皮亚芙写传不需要费心编排，她早年的身世平铺下来就赚得到眼泪。皮亚芙出生在巴黎11区的“美丽城”（Belleville），那一带现在还是贫民窟，20世纪初说到“美丽城”则意味着流浪艺人、底层妓女和外来苦力。皮亚芙一家，父亲在街头杂耍，母亲卖唱维持生计。也许是为了增加传奇性，有人说她落生在街头，但根据皮亚芙自传《我的一生》，她出生在一家小医院里。皮亚芙几岁起跟着父母的戏班去外省卖艺，这种流浪生活持续了将近15年。1935年，皮亚芙在巴黎街头卖唱时碰到一个名叫路易·勒普雷的酒吧老板，他发现不到1.5米的瘦小女孩居然有令人迷醉的嗓音，马上和皮亚芙签约，让她到自己开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高级酒吧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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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亚芙以后30年的人生中，在她生命中出现的男人大致就是这两类：像勒普雷，因为爱她而改变了她的命运，之后死心塌地出场的还有名士雷蒙·阿索（Raymond Asso）、诗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戏剧名人保罗·莫里斯（Paul Meurisse）。另一类男人则是她的“作品”，因为被她爱上而命运改观，比如后来成为国际巨星的伊夫·蒙当（Yves Montand），法国爵士乐之王查尔斯·阿兹纳乌尔（Charles Aznavour）。1936年勒普雷为皮亚芙录完第一张唱片《乡下姑娘》，没多久就在家中被人谋杀，原因不明。和他关系密切的皮亚芙受到警方传讯，陷入小报流言，但很快便有对她倾慕已久的名士雷蒙·阿索出来救美。和阿索在一起生活4年，皮亚芙不但完全褪掉了身上的市井味道，也进入到歌唱事业的另一个境界。阿索为皮亚芙请到当红作曲家量身写歌，并设法说服巴黎一流俱乐部ABC和她签约演出。“小麻雀”变成了大歌星埃迪丝·皮亚芙，她有了自己的第一首保留曲目《我的雇佣兵》，也确立了日后迷倒全法国的招牌面容：迷乱无助的眼神，猩红的嘴唇。接下来由保罗·莫里斯教会她处世之道，虽然他们两人同居不到两年时间，皮亚芙收获颇丰。她和莫里斯的朋友、诗人科克托成了终身密友，也找到了日后的“御用”作曲家亨利·贡德，皮亚芙一生唱过的经典歌曲多半都出自他手。20世纪40年代，皮亚芙自如地周旋于巴黎上流社会，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再困扰她，包括后来占领了巴黎的德国军队。利用德国人对自己歌声的迷恋，皮亚芙尽力保护身边的犹太音乐家，秘密帮助法国抵抗组织伪造通行证，这些在战后为她赢得了法国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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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不再需要男人的庇护。像当年勒普雷和阿索一样，这个女人身形瘦小却乐于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扮演“教母”的角色。她最完整的“作品”是影星伊夫·蒙当。1944年，皮亚芙爱上了这个刚从意大利乡下来巴黎闯荡的穷小子，在两人热恋期间，没有进过学校的皮亚芙写了平生第一首歌词，也是最经典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当他拥我入怀，我看见玫瑰色的人生”。她教会伊夫·蒙当一切，从穿着、谈吐、演唱到社交，就连他意大利口音的法语也是皮亚芙一字一句纠正过来的——多年以后伊夫·蒙当成为影坛巨星，他在电台的录音至今还是大学法语教学课上的示范教材。1945年，皮亚芙提携蒙当一起主演影片《黯淡的星》。1946年，在她的音乐制作团队的打造下，伊夫·蒙当的首张唱片销量超过百万张。1947年皮亚芙却和伊夫·蒙当分手了，没人了解真正的原因。有一种推测可能是合理的，就是皮亚芙已经感觉到伊夫·蒙当的成就将不在她之下，她的存在不再是照亮对方而是遮蔽。她远走美国，在纽约演出三年，获得巨大成功，曼哈顿被这个娇小的法国女人征服了。在这期间，她和拳王马塞尔·塞当（Marcel Cerdan）的一段恋情也成了报刊热门话题。就像当年为伊夫·蒙当写下《玫瑰人生》，她为塞当写了另一首传世之作——《爱的颂歌》。两年后，塞当为了从法国赶到纽约和皮亚芙见面而死于空难，这段感情成了皮亚芙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对爱人突然离去的绝望让她变成了宿命论者，表面的繁华之下，忧伤伴随了她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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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返回巴黎到1963年去世，皮亚芙遇到三次几乎致命的车祸，在治疗过程中又染上毒瘾，后半生基本上被毒品和酒精控制了。她的健康被完全摧毁，强悍的意志却始终不肯屈服，两相对抗反倒生出了奇特的能量，让皮亚芙再次达到歌唱事业的巅峰。她不断在巴黎、纽约和南美巡回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也继续寻找年轻歌手充当他们的“教母”，一个个带到身边，又一个个从身边赶走。她经历了两次婚姻，每一次都催生一首经典名曲，却止不住她内心越来越急促的伤感。去世前一年，皮亚芙按照东正教仪式嫁给了陪伴她到最后的希腊歌手萨拉伯（Sarabo），几个月后两人合作录制了皮亚芙的最后一首名曲——《爱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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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亚芙死的时候只有47岁。《纽约客》杂志在“巴黎来信”栏目下为她刊发了长篇报道：“皮亚芙早晨7点在巴黎去世，也就在这个星期五，几小时后，她的好友让·科克托也走了……”皮亚芙被葬在拉雪兹公墓，葬礼那天，巴黎有数万人徒步赶去送她，在那个周末，全巴黎能找到的她的唱片全部被歌迷抢购，一天之内卖出了大约3万张。科克托生前写下的最后一行字，是皮亚芙的墓志铭：她伟大的声音将永远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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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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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卡瓦尔达现象”：不过需要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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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前的萨冈、杜拉斯等前辈们相比，卡瓦尔达这代法国女作家对叛逆和不同寻常的人生似乎并无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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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有数量众多的畅销书榜，但也只有几个对读者形成权威影响力。最大连锁书店FNAC的畅销书榜以销售数字说话，书评人好恶主导的书榜首推法国名牌杂志《读书》评定的“20本好书”以及《费加罗报》每周书榜，电视读书栏目《午夜飞行》因了身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主持人皮沃特而被观众喜欢。有个调查说法国人平均每人每年买三本书，其中至少有两本要受到以上书榜的引导。此时此刻，几大书榜都在齐声告诉读者：安娜·卡瓦尔达（Anna Gavalda）又回来了。这个年轻女作家在沉默写作4年后，新小说《值得安慰的事》（La Consolante）3月一上市就引来铺天盖地的书评，不到一个月销量直接跃过30万册，在《费加罗报》的畅销榜上连续数周排名第一。30万册，这是每届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也觉得奢望的数字，对于卡瓦尔达却是轻而易举。资深出版人也不敢断言她的新书销量最后会到怎样一个数字，因为她总是令人吃惊。此前她写的3本书，本本畅销，总销量超过500万册，变成了法国出版界无法解读的“卡瓦尔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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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尔达，法国文坛“70后”，1970年出生于普通人家的小女子。她的生活就像她的小说，家常、细碎，少有大起大落和峰回路转。想当年的畅销女王弗朗索瓦·萨冈，纵情狂赌飙车，走到哪里都像明星般轰动，卡瓦尔达却不过是个穿着家居服在家写书带孩子的离异妈妈，嫁的是不知名的兽医，成名至今10年无绯闻。也算是美女了吧，一头金发，一双长腿，有一张清朗的上镜的脸，可她却不喜欢一切抛头露面的场合，讨厌摄影镜头，近几年接受采访都只用电子邮件，除了作品其余免谈。法国《读书》杂志的4月新刊用她做封面，联络拍照，她的第一反应是：哦，不行……再说，我连口红也没有。在有限的几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上，我们看到的卡瓦尔达几乎一成不变：一件普鲁士款上装让她看起来有几分像女海盗，牛仔短裙、羊毛长袜。那件读者看得眼熟的上衣她说是10年前早买下，衣服边角已经磨破，到底舍不得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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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幸在她还不好意思断然拒绝采访时见过她的记者，对卡瓦尔达的描述都是开朗，坦诚，有趣，与人为善。从索邦大学拿到文学学士文凭后，卡瓦尔达一直死心塌地充当文学女青年，她热爱一切可以在白纸上写字的机会，连为朋友写求职信、为家人写聚会感言这类事情也乐意包揽。第一本书被接纳前，卡瓦尔达在出版界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我希望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的手稿是从邮局寄送出去的，漫无目的地投寄了十几个出版社，心存侥幸能被某位好心编辑看中。最初收到的全是退稿信，有些编辑会坦率告诉她现在没人会看短篇小说了，直到巴黎奥利维埃出版社（l’Olivier）的创办人科恩出现，邀她面谈。1999年秋季短篇小说集上市，之后的热销程度让所有曾经收到过文稿的出版社都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半年销售量超过150万册，连希拉克夫人阿尔贝纳特也公开声称自己是卡瓦尔达“粉丝俱乐部”的一员。然后她在2002年出版了小说《我爱他》，“粉丝”继续狂热追捧。然后就是2004年，小说《在一起就好》创造了法国出版界的“卡瓦尔达现象”，连续130周停留在法国畅销书榜的前10名，在法国国内销量接近200万册，全欧销售总量过400万册——1954年萨冈的《你好，忧愁》在法国出版界也曾制造“萨冈现象”，当年她创下的销售纪录是84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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