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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小说派起来之后,法国作家已经很久不屑于为读者讲故事了,但卡瓦尔达不怕讲故事会显得平庸。她用近于口语的文字呈现巴黎日常生活,蜗居在巴黎某个角落的外省女子,大都市里内心孤独的单身男女,看似沉闷的文字,琐屑里散落着对友情、亲情和爱情的珠玑之笔。在她的故事里,生活不管如何令人沮丧和困惑,终归还是有意思,让人觉得多少值得自己为它撑下去看看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在这样一个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的年代,人在内心深处时常会奢望一点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抚慰,卡瓦尔达做到了,所以她畅销了——《我希望有人在某个地方等我》、《在一起就好》、《值得安慰的事》,都是无奈生活之中的那一点温存。法国新浪潮时代的老导演克劳德·贝利(Claude Berri)2007年将《在一起就好》改编成电影,主演选了奥黛丽·塔图,并非无心之举——当年令塔图走红的影片《天使艾美丽》,和卡瓦尔达的小说属于同一种巴黎味道,试着把艾美丽的故事用卡瓦尔达3部作品的标题串联起来,就是完美的故事梗概。《天使艾美丽》冷中偏暖的怀旧色调,也就是卡瓦尔达的文字底色。《在一起就好》的女主人公,和艾美丽一样也是正常人看来略微有点古怪的女孩,喜欢画画,在生活中总被挫败感困扰。艾美丽一个人蜗居在蒙马特的旧房子里,女孩是和人合租埃菲尔铁塔旁的一间老式公寓,有隔膜、有相互取暖,然后是爱情,故事说得不急不慢,背景都在巴黎最典型的生活区域,读者有认同。记得2005年日本畅销书榜第一位是《如何跟头脑好和头脑差的人说话》,销量220万册,书评说,从这本书的畅销可以看见社会深层心理需求以及不安。卡瓦尔达就是在用小说的形式,安抚法国人的不安。这碗心灵鸡汤慢火炖熬,味道纯正,不会让自视颇高的挑剔的法国读者把它归入文学快餐,在畅销的名义之下,她的小说仍然是一道能够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的法式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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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卡瓦尔达算了一笔账:从2004年到现在,她已经赚进3200万欧元。但她还是住在靠近巴黎的小镇默伦(Melun),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只是换了一幢大房子,买了一辆高尔夫小车,请了保姆,这样可以让孩子们生活得更舒服一点。在法国,这是中产人士的标准生活而已。与从前的萨冈、杜拉斯等前辈相比,卡瓦尔达这代女作家对叛逆、破坏和不同寻常的人生似乎并无向往,她们写普通人,也平心静气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酒精、没有大麻、远离绯闻,媒体从来没有说过她任何不好。良家妇女卡瓦尔达知道,读者和她一样不需要什么破坏和毁灭了,他们只是要生活的真实,要真实中的那一点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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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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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最后一个沙龙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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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尔莫兰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真正的沙龙女主人了,一个时代消失在韦里埃堡古老的壁炉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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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阿兰·维尔贡德莱为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传,为了让读者对女作家的智慧和魅力有直观感受,他用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比喻,“她可以说是一个路易丝·德·维尔莫兰”。阿兰也没有故弄玄虚,在20世纪上半叶巴黎文化圈,维尔莫兰这个名字确实很容易让人领会到字面之外的意思,当年她“王后”一般的地位,让人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伦敦布鲁姆斯文化圈受到的宠爱。有人说,在维尔莫兰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真正的沙龙女主人了,一个时代消失在韦里埃堡古老的壁炉后面。维尔莫兰一生中,倾慕她的名士无数,唯有三个人的名字足够压过她本身的光芒——圣埃克苏佩里,科克托,还有马尔罗。和其中任何一个人发生的故事,都能让维尔莫兰不会被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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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尔莫兰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菲利普国王时期,最初经营谷物栽种,几代积累后成巴黎巨富。到维尔莫兰和她兄弟姐妹这一代,这个家族早就衣食优渥,只管到上流社交圈中练本事,别的什么也不用干了。他们家在巴黎市区的榭兹街有个大宅,在近郊韦里埃地区拥有一座老城堡,维尔莫兰就出生在堡里。她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常住巴黎,因为母亲虚荣好热闹的个性,家里名流访客不断,多半人居然就被还没有完全成年的维尔莫兰吸引了。她自然有美貌,小说家保罗·莫朗是她父亲好友,见到这个女孩也忍不住惊奇,赞美她有紫罗兰的明眸和山茶花的面庞。传闻维尔莫兰形态并不完美,少女时期卧病三年伤了髋部,走路便有些微跛,可倾慕她的那些人觉得这种步态也很迷人。几十年后,为维尔莫兰写传的一个法国女记者分析,维尔莫兰最大的吸引力其实不在容貌,是性格中那种强烈的质感,“她是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坏的女人”。文学天分就不说了,那似乎是这些贵族少女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此女自由率性,谈吐幽默,懂得倾听,朋友们和她在一起常被逗得大笑。花起钱来也很豪气,经常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昂贵的礼物,送给哥哥和自己的仰慕者。据说她一辈子只用一种品牌手袋——路易·威登,因为这个品牌的Logo和她名字的缩写一样。总之,维尔莫兰有本事把每一个最平常的日子都变成开心的节日,完全具备了沙龙女主人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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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韦里埃堡成了巴黎名流聚会的中心,人们提到它,就说是维尔莫兰的“蓝色沙龙”(Bleu Salon)。“Bleu Salon”这个词最初是对17世纪贵族夫人朗布依埃家客厅的专指,从那里诞生了法国沙龙文化。朗布依埃夫人把巴黎名士高乃依、黎塞留、帕斯卡、拉罗什福柯都聚会在她的“蓝色沙龙”,也确立了几代法国沙龙女人的所谓使命:唤起思想的灵感,预期他人的心灵。到18世纪法国,朗贝尔夫人、莱斯比纳小姐等人的沙龙甚至能直接影响法兰西学院的最终人选。19世纪美国作家艾米丽娅·基尔·梅森梳理《法国沙龙女人》,把沙龙繁华落尽的终点放在了雷卡米埃夫人的林间修院,夏多布里昂写《墓中回忆录》,每完成一个章节,都先在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里朗诵给宾主欣赏,然后才送到外界发表。1848年夏多布里昂去世,梅森笔下的法国200年沙龙历史也就散了。她不知道半个多世纪后还会有一个维尔莫兰,她的韦里埃城堡里流着朗布依埃夫人客厅的“蓝色”血脉。20世纪上半叶的巴黎也成全她,像启蒙时代一样,给沙龙女主人送去一众有资格被写进世纪文化史的人。而她维尔莫兰,气质和才学都像是17世纪沙龙女主人塞维涅夫人最直接的继承者,就连她书信写作的天分也一并留在了维尔莫兰的身上。维尔莫兰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但唯有她的书信体写作创立了一种优美文体,受到朋友们最高的推崇。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她的部分书信手稿,巴黎城市历史博物馆也存了她和科克托之间的通信,有人已将他们从1934年到1969年间的全部通信结集出版。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法国评选10位最有公众知名度的作家,维尔莫兰是其中一个,另一位女性是西蒙·波伏瓦。可惜维尔莫兰在社交圈的名声慢慢将她的文名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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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维尔莫兰回到法国,再没有离开过韦里埃城堡。她家客厅里的大壁炉成了巴黎社交圈的象征,谁被邀请坐到这个壁炉旁边聊天,意味着他已经得到某种认可,第二天消息就会在这个圈子里传开。作家保罗·莫朗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举足轻重的人物能数出700个左右。看看出入维尔莫兰家中那些人的名字,至少也占了这700人里最精华的1/10。一类是文人学者和政治名流,像诗人科克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亚克,著名出版商加斯东·伽利玛,名记吉罗。还有就是演艺圈名人,包括导演路易·马勒和特吕弗,明星让·莫罗和碧姬·巴铎。可可·夏奈尔也是维尔莫兰家中的常客,她们因为都爱诗人科尔托而成密友。在那些矜持娇柔的巴黎贵妇人堆里,这两个女人彼此冷嘲热讽,也不至于碍了交情。维尔莫兰出一本新诗集,夏奈尔读了5页就看不下去了,并且亲口告诉了维尔莫兰。女诗人很生气,夏奈尔就以自嘲来安慰她:“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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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莫兰曾是写《小王子》的安东尼·圣埃克苏佩里的未婚妻,今年《费加罗报》还将他们的旧事拿出来细说了一整版。《小王子》是安东尼1943年写的最后一本小说,读者通过“玫瑰”的故事了解到他对妻子康素罗深怀的爱慕和痛苦。安东尼的第一部小说却是写给维尔莫兰的。他们相遇那年维尔莫兰20岁,两人一见钟情,订婚,可很快又解除了婚约。维尔莫兰后来解释自己不辞而别是因为家里不愿意她嫁给危险的飞行员,她自己也觉得安东尼不适合做丈夫。有一次他们一起到瑞士度假,安东尼一路都在谈论他那些超越尘世的飞行,维尔莫兰喜欢的话题却是“温暖的家,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新沙发”。维尔莫兰没有说出真正的想法:除了一个空洞的贵族头衔,安东尼一无所有,他给不了她表演人生的舞台。她要的家必须豪华安适,至于这个家里有什么样的男主人,孩子是否围在炉边,她并不那么在意。对于维尔莫兰来说,她有自己就够了,只要身边总是围满倾慕她的朋友。安东尼为这段感情伤心了很多年。1929年,他写出第一部小说《南方航线》,里面写飞行探险,也有他自己的感情故事,飞行员雅克·伯尼悲剧爱情的女主角就是维尔莫兰。小说出版后,安东尼赶到巴黎去见维尔莫兰,把手稿作为礼物送给她,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不要忘记我太多。维尔莫兰这时已经离婚又再婚,嫁给了一个伯爵,过着一生中最安适的生活。对《南方航线》她完全没有表现出安东尼期待的热情评价。至少她不认为这部小说对她有多么重要,没过几年她就把安东尼送她的手稿出售了。维尔莫兰的嫂子说,安东尼在维尔莫兰心里只是过客,当年的订婚不过是一个青春游戏,她可以每个星期都宣布和人订婚。1954年,莫尔维兰写了小说《某夫人》,里面隐约有卖手稿的情节的影子:一位贵族将军的夫人,为偿还债务将丈夫送给她的钻石耳环卖给了珠宝商。也许是内心深处对自己卖掉手稿的做法有点自责,维尔莫兰在小说里面为耳环安排了一个好结局——一番周折后,耳环最终又被送回到某夫人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某夫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某夫人》被认为是维尔莫兰最成功的小说,她的导演密友路易·马勒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主演是她的明星女友让·莫罗。前两年法国评百部经典电影,《某夫人》还入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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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莫兰和马尔罗这段感情也有很多传闻。最终他们葬在一起,符合了爱情历经磨难终成正果的理想形态。1933年两人相遇,据说也是一见倾心。维尔莫兰当然不会和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左翼冒险者在一起生活,就像当初她没有选择跟随安东尼。但在马尔罗的极力劝说下,维尔莫兰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天赋,她飞快写完第一部小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后立刻走红。这之后他们各自过自己的人生,直到1966年,已经位居法国文化部长高位的马尔罗和维尔莫兰决定一起生活。马尔罗与妻子马德莱娜分居,但没有离婚。不久后他就住进了韦里埃城堡。几乎所有关于马尔罗的生平资料,都把维尔莫兰看做他一生中最后的爱人,但1999年维尔莫兰的外甥女苏菲写了一本《依旧爱》,披露了自己和马尔罗的情人关系:维尔莫兰死后,马尔罗爱上了苏菲,他租下城堡的一部分,和苏菲在那里度过生命里的最后6年。1973年马尔罗访问印度、孟加拉国,会见英迪拉·甘地和拉赫曼,陪在他身边的便是苏菲。苏菲回忆,姨妈维尔莫兰到老年仍然极富魅力,“她让马尔罗着迷。她总能让每一个男人着迷”。但以书中的描述,他们的爱情似乎很快就倦怠了,他们频繁争吵,感到困惑。这是两个都习惯成为中心的人,维尔莫兰到后来已经完全不能忍受马尔罗,因为她请来城堡做客的朋友最后都围在马尔罗身边。另外一篇写维尔莫兰的传记文章也提到,自从马尔罗到来后,一直是维尔莫兰光辉领地的韦里埃堡就完全被马尔罗的影响力所覆盖,包括维尔莫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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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的巴黎名人圈里,流行玩“普鲁斯特问答”。对于“你喜欢怎样死”这个提问,维尔莫兰的回答并没有多么浪漫和特别,她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全家人流着眼泪围在我的周围”。事实上,她被葬在城堡花园里的一棵樱桃树下,墓边有石凳和青铜桌,长凳上刻着她喜欢的三叶草,还有她古怪的格言——“救命啊!”一切都按照了她死前愿望,就连放在草坪上的青铜桌的重量也是她嘱咐过的,“要轻而又轻,这样我那颗装在橡木棺材里的灵魂在草地里才会感到轻松”。1976年11月23日马尔罗去世,也被安葬在维尔莫兰的墓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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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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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谁比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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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性的域外行走从前多半被男性所主宰的主流探险历史忽略掉了,现在第一次被整体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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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巴黎上市一本新书《法国女旅行家的传奇:1800~1900》,好几家法国媒体的书评都作为一季好书在推介。作者弗朗索瓦兹·拉普耶(Françoise Lapeyre)不太有名,之前只出过一本书,写那些独自远离城市生活的女性。在新书里,她从故纸堆里拣出了80个19世纪法国女人游历世界的故事,情节好看不说,也让读者对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那段东方探险史重新发生了兴趣。法国女性的域外行走从前多半被男性所主宰的主流探险历史忽略掉了,现在第一次被整体挖掘出来。拉普耶自己还说,写这本书有一大动因,就是她不愿意19世纪欧洲女性在发现和探索领域的光彩全被英国人遮蔽了。说得更直白一点,她是想重写历史:英国女性和法国女性,谁比谁走得更远,或者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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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西方女性旅行探险的开始。那时候能够去外面看世界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下面三种身份:外交官或商人的家眷,女传教士,旅行者。她们的目的地也大致在三个地方:南美、远东和北非。拉普耶笔下的法国女性似乎更偏爱丛林密布的南美,第一个深入亚马孙河流域的法国女人名叫德·马约尔(Jeanne Goussard de Mayolle),她在野牛出没的阿里诺斯支流一带漫游,和土著部落共处,多次死里逃生。拉普耶写道,很多法文资料里对这位女探险家的记载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她曾和野蛮人一起生活。另一位远走秘鲁的女人名叫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她有一个比她更有名的孙子: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高更在绘画后期对于塔希提岛的迷恋,恐怕有对他祖母的冒险和远游性格的遗传。弗洛拉是个私生女,继父来自秘鲁,她便对那个遥远的地方发生了兴趣。1833年,弗洛拉一个人去秘鲁开展社会生态调查,研究标本就是她继父那个错综庞杂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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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东方,英国人来得更早。仅仅是在19世纪中国,第一批用文字记录行走经历的西方女性几乎全部来自英国。航海探险家布拉西夫人,1877年游历了香港、广州等地,著有《家庭世界旅行记》。传教士阿诺德·福斯特夫人,是19世纪末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女性,她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写成《长江峡谷》一书。还有著名的女传教士、旅行家毕晓普夫人,1879到1896年间在中国旅行,她在著作《长江流域——中国旅行记》中,对京杭大运河沿岸中国人的生活做了详细描述,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中外学者研究大运河的历史也会从她的书中进行引据。以上几位英国女性,都是最早得到欧洲社会认可的女性行走者。但是拉普耶想要改变人们既定的印象。她在新书中介绍了早于布拉西夫人的法国女探险家方妮·洛芙约(Fanny Loviot)。1852年方妮到远东淘金,在澳门被中国海盗绑架。1860年她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中国海盗》,此书在巴黎非常畅销。可方妮仍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在她前面还有英国的安娜·诺贝尔(Anne Nobel),两人经历相似。据西方史料记载,安娜的丈夫诺贝尔是东印度公司“凯特号”(Kite)船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凯特号”奉命为英军做后勤保障,安娜带着儿子随船到中国海域。1840年9月“凯特号”在中国东部沿海失事,丈夫诺贝尔和儿子遇难,安娜和其他脱险者被海盗所俘,5个月后经英军交涉获释。被关押期间,安娜给她在澳门的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这些信被编印出版,她也因此成名。不过安娜是作为家眷随丈夫旅行,她的中国历险属偶然,不比方妮是孤身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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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耶以浓墨重彩讲述的部分,是法国另一位女旅行家、外交官夫人凯瑟琳·德布尔布隆(Catherine de Bourboulon)的经历。德布尔布隆夫人去过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后来随丈夫到中国任职,拉普耶认为她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的西方妇女。法国当代学者缪里尔·德特里写有《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他也认为,第一位进入北京并在那里居住的西方妇女是德布尔布隆夫人。但她不算真正的法国人,原籍苏格兰,在美国长大,因为嫁给法国外交官德布尔布隆才和法国有了关系。1851年德布尔布隆被派驻中国,一路经澳门、上海等开放口岸,1860年到达刚刚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北京。德布尔布隆夫人把自己在北京等地的见闻写成一本书——《中国、蒙古旅行记》,书中对北京菜市口、琉璃厂等街市有特别细致的描述,比如她写琉璃厂一带的古玩书市:“我们看到商店里叠满了书,有的列在书架上,有的就放在地上,铜版画挂在天花板上,里面还有大量的卷起来的画、地图,铺面张贴的漫画、广告;书店的摊位出售或出租报纸,里面有一份叫《北京新闻》……珠宝、服饰用品商店展示玻璃珠子、小首饰、扣子、饰针、玉质手镯、服饰用品以及所有其他的廉价大众用品。”德布尔布隆夫人1865年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距离她奇妙的东方游历不过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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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远游中成为学者的女性,英国有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法国有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爱德华兹1831年出生在英格兰,喜欢旅行。1873年她写了第一本书,讲述自己如何孤身漫游欧洲大陆并穿越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但真正让她在欧洲成名的是1874年埃及之行。爱德华兹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平常的旅行者,她在开罗租了船和船员,沿尼罗河逆流而上,一路测绘、勘查,将两岸的古迹记录下来,1877年汇编成《尼罗河上1000英里漫游记》发表。这本书对英国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伦敦大学设立专门研究埃及古文物的“埃及学”就受到爱德华兹的推动。1891年爱德华兹出版了第二本有关埃及的书,成为全球考古学界公认的英国第一位埃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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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藏学家大卫-尼尔活了101岁,长寿帮她把人生最大限度地扩展成一部传奇。1868年她生于巴黎,从小向往东方和佛教,想要一种远游的生活。1891年,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完成了知识储备之后,大卫-尼尔走进了漂泊的终生旅行。她在锡兰和印度研习了两年佛教,然后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这是她和西藏之间故事的开始。从1918年到1944年,大卫-尼尔先后五次进藏到达拉萨,最后一次进藏她已经75岁。大卫-尼尔的所有旅行笔记在法国都出版了,多数是她写给丈夫菲利普的家信,他们曾离别13年未见一面。第一卷写于1904~1917年,记述她进藏之前的游历。第二卷是1918~1944年写的信件,记载了西藏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一路看到的社会状况。在她的著述中,1926年出版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为人熟知,这本书记录了1923年至1924年间的那次伟大旅行,她在养子庸登喇嘛的陪伴下乔装夜行,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坚持到底的秘密进藏路线:从云南出发,翻越横断山脉,入察隅,经波密进入圣城拉萨。为什么选择远游为人生?读到那些书,人们会以为那就是她们出发的目标,其实不是。1893年,大卫-尼尔在印度边界做出决定要去山那边的西藏,那时她并不知道西藏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想,那边有一个她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比印度更新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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