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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谁比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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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性的域外行走从前多半被男性所主宰的主流探险历史忽略掉了，现在第一次被整体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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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巴黎上市一本新书《法国女旅行家的传奇：1800～1900》，好几家法国媒体的书评都作为一季好书在推介。作者弗朗索瓦兹·拉普耶（Françoise Lapeyre）不太有名，之前只出过一本书，写那些独自远离城市生活的女性。在新书里，她从故纸堆里拣出了80个19世纪法国女人游历世界的故事，情节好看不说，也让读者对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那段东方探险史重新发生了兴趣。法国女性的域外行走从前多半被男性所主宰的主流探险历史忽略掉了，现在第一次被整体挖掘出来。拉普耶自己还说，写这本书有一大动因，就是她不愿意19世纪欧洲女性在发现和探索领域的光彩全被英国人遮蔽了。说得更直白一点，她是想重写历史：英国女性和法国女性，谁比谁走得更远，或者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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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西方女性旅行探险的开始。那时候能够去外面看世界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下面三种身份：外交官或商人的家眷，女传教士，旅行者。她们的目的地也大致在三个地方：南美、远东和北非。拉普耶笔下的法国女性似乎更偏爱丛林密布的南美，第一个深入亚马孙河流域的法国女人名叫德·马约尔（Jeanne Goussard de Mayolle），她在野牛出没的阿里诺斯支流一带漫游，和土著部落共处，多次死里逃生。拉普耶写道，很多法文资料里对这位女探险家的记载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她曾和野蛮人一起生活。另一位远走秘鲁的女人名叫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她有一个比她更有名的孙子：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高更在绘画后期对于塔希提岛的迷恋，恐怕有对他祖母的冒险和远游性格的遗传。弗洛拉是个私生女，继父来自秘鲁，她便对那个遥远的地方发生了兴趣。1833年，弗洛拉一个人去秘鲁开展社会生态调查，研究标本就是她继父那个错综庞杂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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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东方，英国人来得更早。仅仅是在19世纪中国，第一批用文字记录行走经历的西方女性几乎全部来自英国。航海探险家布拉西夫人，1877年游历了香港、广州等地，著有《家庭世界旅行记》。传教士阿诺德·福斯特夫人，是19世纪末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女性，她将自己的传教经历写成《长江峡谷》一书。还有著名的女传教士、旅行家毕晓普夫人，1879到1896年间在中国旅行，她在著作《长江流域——中国旅行记》中，对京杭大运河沿岸中国人的生活做了详细描述，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中外学者研究大运河的历史也会从她的书中进行引据。以上几位英国女性，都是最早得到欧洲社会认可的女性行走者。但是拉普耶想要改变人们既定的印象。她在新书中介绍了早于布拉西夫人的法国女探险家方妮·洛芙约（Fanny Loviot）。1852年方妮到远东淘金，在澳门被中国海盗绑架。1860年她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中国海盗》，此书在巴黎非常畅销。可方妮仍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在她前面还有英国的安娜·诺贝尔（Anne Nobel），两人经历相似。据西方史料记载，安娜的丈夫诺贝尔是东印度公司“凯特号”（Kite）船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凯特号”奉命为英军做后勤保障，安娜带着儿子随船到中国海域。1840年9月“凯特号”在中国东部沿海失事，丈夫诺贝尔和儿子遇难，安娜和其他脱险者被海盗所俘，5个月后经英军交涉获释。被关押期间，安娜给她在澳门的朋友写了很多信，后来这些信被编印出版，她也因此成名。不过安娜是作为家眷随丈夫旅行，她的中国历险属偶然，不比方妮是孤身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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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耶以浓墨重彩讲述的部分，是法国另一位女旅行家、外交官夫人凯瑟琳·德布尔布隆（Catherine de Bourboulon）的经历。德布尔布隆夫人去过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后来随丈夫到中国任职，拉普耶认为她是第一位在北京居住的西方妇女。法国当代学者缪里尔·德特里写有《法国—中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他也认为，第一位进入北京并在那里居住的西方妇女是德布尔布隆夫人。但她不算真正的法国人，原籍苏格兰，在美国长大，因为嫁给法国外交官德布尔布隆才和法国有了关系。1851年德布尔布隆被派驻中国，一路经澳门、上海等开放口岸，1860年到达刚刚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北京。德布尔布隆夫人把自己在北京等地的见闻写成一本书——《中国、蒙古旅行记》，书中对北京菜市口、琉璃厂等街市有特别细致的描述，比如她写琉璃厂一带的古玩书市：“我们看到商店里叠满了书，有的列在书架上，有的就放在地上，铜版画挂在天花板上，里面还有大量的卷起来的画、地图，铺面张贴的漫画、广告；书店的摊位出售或出租报纸，里面有一份叫《北京新闻》……珠宝、服饰用品商店展示玻璃珠子、小首饰、扣子、饰针、玉质手镯、服饰用品以及所有其他的廉价大众用品。”德布尔布隆夫人1865年去世的时候只有38岁，距离她奇妙的东方游历不过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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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在远游中成为学者的女性，英国有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法国有大卫－尼尔（Alexandra David-Neel）。爱德华兹1831年出生在英格兰，喜欢旅行。1873年她写了第一本书，讲述自己如何孤身漫游欧洲大陆并穿越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但真正让她在欧洲成名的是1874年埃及之行。爱德华兹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平常的旅行者，她在开罗租了船和船员，沿尼罗河逆流而上，一路测绘、勘查，将两岸的古迹记录下来，1877年汇编成《尼罗河上1000英里漫游记》发表。这本书对英国考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伦敦大学设立专门研究埃及古文物的“埃及学”就受到爱德华兹的推动。1891年爱德华兹出版了第二本有关埃及的书，成为全球考古学界公认的英国第一位埃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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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藏学家大卫－尼尔活了101岁，长寿帮她把人生最大限度地扩展成一部传奇。1868年她生于巴黎，从小向往东方和佛教，想要一种远游的生活。1891年，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完成了知识储备之后，大卫－尼尔走进了漂泊的终生旅行。她在锡兰和印度研习了两年佛教，然后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这是她和西藏之间故事的开始。从1918年到1944年，大卫－尼尔先后五次进藏到达拉萨，最后一次进藏她已经75岁。大卫－尼尔的所有旅行笔记在法国都出版了，多数是她写给丈夫菲利普的家信，他们曾离别13年未见一面。第一卷写于1904～1917年，记述她进藏之前的游历。第二卷是1918～1944年写的信件，记载了西藏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还有一路看到的社会状况。在她的著述中，1926年出版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为人熟知，这本书记录了1923年至1924年间的那次伟大旅行，她在养子庸登喇嘛的陪伴下乔装夜行，选择了一条常人难以坚持到底的秘密进藏路线：从云南出发，翻越横断山脉，入察隅，经波密进入圣城拉萨。为什么选择远游为人生？读到那些书，人们会以为那就是她们出发的目标，其实不是。1893年，大卫－尼尔在印度边界做出决定要去山那边的西藏，那时她并不知道西藏意味着什么，她只是想，那边有一个她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比印度更新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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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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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去要幸福吧，不必有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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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不仅是她那些著作的作者，也是自己生活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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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3日，巴黎市政府将塞纳河上一座新落成的步行桥命名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桥”。这座桥连接的是左岸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和右岸靠近法国财政部的贝西码头，在波伏瓦之前，国家图书馆周围的取名资源早被用得差不多了。相对巴黎市中心，图书馆所在的托尔比亚克一带算新区，重拓的街道多，颇能满足法国人用名人来取名街道的癖好。可能是为了和密特朗图书馆的现代建筑风格般配，周边12条路全被分给了20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法国本土有哲学家雷蒙·阿隆，社会学家布罗代尔，戏剧家阿努依，无声电影大师冈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另外留了几条给客居过巴黎的外国名人，包括作家海明威，托马斯·曼，乔伊斯，舞蹈家巴朗希尼，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等。波伏瓦没有分到一条路，但终于等到一座桥，补上了女性名人的空白，比前面十几位更荣耀几分，桥毕竟比路少，塞纳河上总共也就37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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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披露这种“命名竞争”的激烈程度：巴黎平均每年有15条街道需要命名或更名，市政府收到的申请在200个以上，大部分由名人后裔或像“凡高之友”、“李斯特之友”一类协会、团体递交。从1971年开始，巴黎市长在行政名义上有了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的全权，但制约也多，比如用来命名的人至少去世5年以上，其成就被所有学院公认，道德、文章应该是一份健康的文化遗产，等等。这事并不好摆平，有时候是后人太摆谱，大作家莫里亚克的家人就总嫌市政府分到莫氏名下的街道太窄，或者太偏，多次拒绝命名，直到国家图书馆建成后，市长把临塞纳河的最长一条街道分给他才算消停了。有时候是“健康”的尺度把握不好，遇到各界不合作抵抗，曾有一条路本来准备用某法兰西院士的名字来命名，结果未获民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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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桥的提名建议来自代表左派阵营的市长德拉诺瓦，2006年“三八”妇女节前一天，他在介绍巴黎市促进男女平等行动计划时承诺，越来越多的巴黎街道、广场将用著名女性来命名，以此纪念她们的伟大成就。早在2001年，这种命名活动已经成为巴黎的一项新女性主义运动，波伏瓦之前，已有4位女性的名字被用在公共建筑物上，其中包括有争议的巴黎公社“红色圣母”路易斯·米歇尔。市长德拉诺瓦拟定的第二阶段侯选名单，前三位是波伏瓦、尤瑟纳尔和杜拉斯。新桥当时还在建，市长先生提早拍板，可能因为2006年是波伏瓦去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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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获民意通过并不容易。1993年法国出过一本由比安卡·朗布兰撰写的传记——《被勾引姑娘的回忆》（中译本为《萨特、波伏瓦和我》）后，萨特和波伏瓦在公众眼里一时面目黯淡。之前他们在法国文化界的地位已经随左派思潮失宠于公众而不断滑落，此书一出，情形更不堪。朗布兰曾是波伏瓦的学生，一直和她保持密切往来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她在书中披露萨特、波伏瓦和她之间的复杂情事，指责波伏瓦一贯利用女学生来维持自己和萨特那种“不正常”的感情形态。不管真实程度如何，这本书导致的舆论让读者无法像从前一样敬慕这两个“20世纪的良心”。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名誉教授米歇尔·维诺克曾发表文章《萨特总是错的吗？》，从标题那种绝地反击的意味，看得出萨特和支持者这些年的学术处境。萨特在青年时代就预言巴黎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街道，但死后这么多年，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份荣耀，倒是同时代的哲学家、他的学术对手雷蒙·阿隆“住”进了巴黎地图。同样渴望后世声名的波伏瓦比萨特要运气，2006年天时地利人和，她在象征意义浓厚的命名PK中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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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不仅是她那些著作的作者，也是自己生活的作者，这使得她最终能够超越文学批评和单纯的女性主义语境。1958年波伏瓦在她回忆录第一卷《少女的心》首版时，在序言里提到生活本身所具备的力量，“只有叙述生活才能引起人的兴趣，同时也对人有所用处”。有3本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波伏瓦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从《第二性》到《女性的奥秘》，中间空白长达10年。1999年《第二性》出版50周年，纪念活动曾引发法国女性主义研究对波伏瓦的一波再讨论，批评者质疑她在《第二性》中女性立场的非理论化，认为里面关于性的观点已经过时。但波伏瓦的支持者克洛蒂娜·蒙泰伊（Claudine Monteil）反驳了这种观点，她认为现在来看《第二性》的先锋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彼时存在：这本书不是任何女性主义思潮的理论组成，也未代表任何运动发言，它就是波伏瓦自己。蒙泰伊说，波伏瓦并未预见到女性对权利的争取能够独立出来成为一项社会运动，她那时相信社会主义会自动终结性别歧视，带来两性平等。这种局限是真实的，比那些自认为无懈可击的女权理论纲领更可信。波伏瓦真正参与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是《第二性》出版20年后，1969年法国诞生了一个“女权联盟”组织，这是全球第一个正式的女性运动组织，波伏瓦是发起者之一。蒙泰伊回忆，有一年多时间，她们每周日在波伏瓦位于舍尔榭街11号的家中聚会，波伏瓦不谈理论，也很少谈她的经历，总是直入促使堕胎合法化的议题。1971年4月4日，在堕胎尚未获得合法地位的年代，《新观察家》发表了“女权联盟”讨论通过的《343宣言》，全法国哗然，保守人士抨击为“大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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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萨特传记的作者安妮·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则认为，波伏瓦的个性决定了她所有著作的气质。在她的时代，女性还没有榜样可以用来帮助她们确立非传统的生活模式，波伏瓦的每一次选择始终在有意强化自己个性中抗拒的一面，抗拒顺从生长的环境，抗拒家庭，“在抗拒公众舆论和说三道四的过程中，她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波伏瓦回忆录中写过：“我在娘家的学习和生活迫使我扼杀这些欲望，但越是这样，欲望越以一种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实现这些欲望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有许多年我全部献身于这一事业。”她的生活即她的事业，爱她和厌恶她的人都因了她人戏不分。即便是和萨特，波伏瓦在和他长达一生的合作中也始终穿插着对抗，1929年和萨特签订永不结婚的“感情契约”，何尝不是帮她自己保持对抗秩序的人生乐趣，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是可以永远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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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蒂娜·蒙泰伊写了5部研究波伏瓦的著作，新书《波伏瓦：女人的侧影》是为纪念波伏瓦去世20周年而出版。在这本书里，蒙泰伊提出了最新观点：波伏瓦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厌恶女性特质，她是一个以追求幸福为唯一目的的人，毕生都没有忘记她年轻时所希望成为的那种女性角色。“在我一生中，我还没遇见有人对幸福和我一样有天分，也没遇见有人如此顽强地追求幸福。当我一接触到它，它就成为我唯一追求的对象。”波伏瓦说。不为人妻，是因为她觉得那样更幸福；不为人母，是因为她觉得人生中有萨特相伴已经足够幸福。蒙泰伊说，如果你觉得波伏瓦已经过时，她身上至少有一条是现在的女性应该延续的，即自由享用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工作和不工作，爱和不爱，是否生育，要不要享受性……都只有唯一的标准：你是否觉得幸福。去要幸福吧，不必有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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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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