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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古老手工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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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法国，家中绽放”展会，除了多家法国著名家居装饰品牌的展台，50多件由法国工艺大师及其弟子创作的手工作品首次在北京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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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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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手工业商会联合会（APCM）的让-伊夫·多维隆陪记者参观了展厅里所有的手工制作品牌，从家具、餐具、灯具，到玻璃彩饰、布艺和水晶制品。当记者在一家设计极为现代的高档木艺展位前稍有迟疑，他马上热情介绍：Christian Thierry Drevelle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它的每款设计虽然非常前卫和个性，但绝对保证了传统的手工制作工艺，轩尼诗白兰地和美洲杯帆船赛都是它的代表客户。在这次展会上，26家传统手工品牌和50多位工艺大师的作品正是法国主办方精心安排的“重头节目”，作为法国手工艺的世界推广人，APCM希望我这样的中国观众能从这部分展示中得到对法国文化最纯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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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围裙，一间作坊，一堆孩子，代代相传的秘密工艺，也许在多年以后的某一天会静静消失，只剩下家族的名字在作品之上，成为华美橱柜里陈列的古老印记……我对于欧洲手工艺人的印象，停留在这样一种旧版画的氛围里。但APCM的调查专员玛丽-弗朗丝·扎姬给我描述的法国手工业，色调明亮了很多：法国到今天仍然保存了3.3万名手工艺人，200多个传统领域的手工技艺，拥有专门的教育体系和工程师文凭，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保护的结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曾经也有一部分技艺独特的手工因为没有传人而相继消亡，作坊里的工具被搜罗古董的外国人买走，或被当地博物馆收藏起来供人参观。能够放进博物馆供后人知晓，应该算是不错的归宿了，但热爱自己文化的法国人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没有了人的承继，博物馆里陈列的工具和文字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他们想要“活”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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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受日本“活国宝”政策的启发，法国文化与公共关系部创立了“工艺大师”的称号（Maitres d’Art），目的是将传统艺术和现代创作相结合的手工艺术确认为国家文化遗产，通过国家行为来保护技艺拥有人，让这些在现代工业面前显得脆弱的精致不至于消失。从1994年到现在，法国文化部10年间只为63人颁发了“工艺大师”称号，平均每年不到7个。他们命名一个工艺大师是极其慎重的，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先过手工艺行业理事会档案审核一关，然后由3名报告人实地考评车间，当选者必须是既有技术又有特殊才能的杰出专业人员，其经验和传授本领被同行公认，并且有能力将其本事和知识传授给徒弟，留于后世。他们在接受国家荣誉的同时，必须庄严保证选带一名弟子，在3年之内手把手地将独门技能传授给他。在法国人看来，手工艺术和博物馆、书籍、戏剧这些有形的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重要，它与历史以及人类想象力息息相通，提醒着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身份与特征。法国装饰博物馆馆长贝阿特里斯·萨尔蒙说，维护古老的技艺并非“与时代唱反调”，手工艺人固有的复杂性和现在时代的深刻变迁其实有着极佳的吻合，他们面对艺术和用材的挑战，创造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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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为陌生而美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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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是否与内心深处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呢？”每一位得到“工艺大师”称号的人，都对自己的技艺充满了类似于爱情的稠密情感，读一段他们对于各自手工的讲述，就像进入了一个私密的空间，分享一份外人可能无从经历的体验。翻看法国文化部为这些大师们辑录的小册子，法国人对手下工夫细腻的分类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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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耶·贝尔托是1994年获得“皮革镀金工艺师”称号的人，他生来似乎只为一道精美的工序而存在：用镶嵌上金的叶饰、珍珠、宝石，为那些真皮精装书籍加注标题或者装饰点缀。这是一项百分之百的纯手工劳作，因为趁热在皮革表面浇镀约10微米的细碎金箔，这要求准度极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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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钢琴修复已经知音寥寥，而若阿纳·卡尔达就是这个行业的大师。他用18世纪的工具，按照当时的制作工艺来修复和制造老式钢琴、羽管键琴。卡尔达1938年在音乐之都维也纳出生，那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维也纳，也是莫扎特的维也纳，莫扎特6岁时为约瑟夫二世演奏，就是用的一架老式钢琴。青年卡尔达曾任教于维也纳音乐学院，有一次他去参观霍夫堡皇家公寓时，有幸用一架老式钢琴弹奏了几个旋律，那和他在音乐学院听过的钢琴声是如此不同，令他刻骨铭心。他开始穿越欧洲做漫长旅行，目的就是寻找各种古老的钢琴声。从青年直到暮年，卡尔达做的事情就是把古乐器从尘土中复活，建了一个工作室，尝试以古欧洲的手工来制作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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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蒙马特高地，有几间外观简陋的工作室，却常可以在里面看到各类名人，因为这里有法国最杰出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师古吉。高级时装设计师为他们的首饰而来，画廊老板为他的展品装饰而来，法兰西院士为他高傲的佩剑而来。这位格鲁吉亚人从希腊黄铜匠那里学到了技艺，但33岁的时候在法国绽放了一个艺术家的璀璨。用几把自制的锤子，古吉能把河边的鹅卵石、路边的废铁变成飞鸟和小鹿，也能将金锭银锭化为大教堂里华丽的圣器。在著名的拉夏特尔大教堂里，他制作的20件宗教器皿已经被列入文化遗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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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拉尔·斯提菲尔也是用一生将一门技艺推向极致——面具制作。在他眼里，不管是巴厘岛的神圣面具、阿尔卑斯山谷中的狂欢面具，还是古代戏剧里那些有情节的面具，都可以让人消失，又让人重生。斯提菲尔讨厌出生地瑞士的谨小慎微，爱上了法国的自由。他将工作室设在一个老弹药库里，每天和那些木质的、铜质的、亚麻的面具对话，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戏剧最魅惑人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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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从法国文化部长手中获颁工艺大师身份的7个人，有抄谱师、玻璃彩绘师、镶嵌工艺师、大马士革钢艺术刀具师……这些陌生的职业，和缺少细节的现代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于最细微处呵护了一份来自古老时光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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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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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相信他们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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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拍卖行情这么好，合了人窥探隐秘的天性。但要是把名人在信里写的都当成是他卸下公共面具后的坦诚相对，那就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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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法国一家拍卖公司上拍19世纪作家魏尔伦和诗人兰波之间的100多封通信，结果单件最高成交价格被抬升到近300万法郎，相当于一封信30万欧元，放到现在也是天价。这两年，又有一封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卖到27.6万英镑，作家乔伊斯给妻子的家信也高达21万英镑。纽约、伦敦、巴黎，每年都有几场这样的名人书信拍卖，财大气粗的藏家不计成本地争夺几页旧纸，一些国家级图书馆、档案馆也是常客，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就从拍卖场上买过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信函。书信行情这么好，合了人窥探隐秘的天性。魏尔伦和兰波的一封信能卖几十万欧元，多半是因为历史上对这两人有“断背”的传言，有信可能见证内情，每字每句便值大价钱。在传记作家和研究者那里，名人在私人书信里面提到的人和事，说过的话，可以作为还原他们真实性情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可是，留下的白纸黑字真那么值得相信吗？法国学者让·蒙特诺前不久在他们的《读书》杂志上写了篇长文，笔下不太留情，揭名人假私信之名，玩公众游戏。以他来看，要是把名人在信里面写的话都当成是他卸下公共面具后的坦诚相对，那就大错。名人写信上瘾，并非真有那么多掏心窝的话要向朋友家人倾诉，多半还是“为他人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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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家都有人来编书信集，其中有几位留下的数量可谓浩繁巨大：普鲁斯特有书信21卷，福楼拜13卷。拿破仑虽不是文人，但此公好舞文弄墨，《拿破仑书信集》也有12卷，收入4万多封信。蒙特诺文中提到一段轶事：1876年，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坛刚开始风光无限，福楼拜读了这位文坛新贵出版的书信集，和外甥女卡罗琳娜谈论时毫不掩饰失望，“他居然一点也不关心文学艺术！”在福楼拜看来，真正的作家就该像他那样，书信里面谈论创作、表达思想，留给后人精神财富。巴尔扎克呢，在信里大谈个人俗事，“目光短浅……满纸炫耀”。从15世纪启蒙时代一直到18、19世纪书信体小说盛行，文坛多的是福楼拜这种视书信为丰碑的人，从主题到语言甚至格式，几乎每封信都经过完美设计，私人通信的目的便是公开传播：蒙田、伏尔泰写给朋友的信被当做沙龙读物，是启蒙时期人们谈论的时髦话题。还有笛卡儿，他和波希米亚公主伊丽莎白通信6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才中止，他早就意识到这些“私人信件”将有重大意义，里面都是深刻的思想对话。这样的书信，难以看到这些名人的真实内心。福楼拜继承的就是这种书信传统，把私人信件当做传世著作来经营。文学史上有种说法，福楼拜的书信才是他最好的作品，时人争相传阅，他自己对此也相当自负，否则不会对巴尔扎克那么不屑。有人统计过，单是他和女作家乔治·桑的往来信件就有482封，持续了10年，平均每个月2封，1981年法国一出版社将这些信单独结集出版。米兰·昆德拉有不同说法，他在《纽约客》上撰文谈论什么是小说家，说自己也经常重读福楼拜的书信集，想知道他对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他作家的看法，“然而，不管他的信写得多么引人入胜，我们还是不能称这些信为伟大的作品，甚至不能把它们叫作品，因为‘作品’不是指一个小说家写的所有东西，如笔记、日记、小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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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信才能见作家真面目呢？蒙特诺认为，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通信比较可信，它们往往会“出卖”写信人。他举的例子是普鲁斯特。在一般读者心里，能把品尝一块玛德琳娜蛋糕写成80页的普鲁斯特有着贵族的自负和风雅，可蒙特诺说，看完他写给出版商的信，就会发现原来他其实也世故圆通。为了推销自己的作品，普鲁斯特分别写信给巴黎的两家大出版商——法斯凯尔（Fasquelle）和格拉塞（Grassat），透露一些小说细节，诱惑双方争抢出版权，比如他告诉格拉塞，小说里的查尔卢斯男爵“根本不是斯万夫人的情人，而是同性恋”，并且是一个“充满男性气质的同性恋”。确实，作家和出版商之间的通信出于生活需要，往往能看出作家的真实处境。俄国出版的3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其中3卷为信件，共900多封，很多都是写给出版商的，他在信里推销自己的写作计划，谈写作进度。为了得到稿费，有时也不得不撒谎，比如1865年他写信给俄罗斯《信使》杂志的出版人卡特考夫，说自己有篇小说马上要完稿了，顶多一个月就能送过去审看发表，但实际上这部小说到一年后才写完，就是那部名著《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上这么写是因为经济上极其窘迫，希望出版商给他尽快预支一点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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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为的倒不是稿费，他向朋友斯特劳斯夫人坦白，给出版商写那些信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更为人重视罢了，就像父亲对儿子，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其实普鲁斯特的传记作者早就说过，普鲁斯特是一个既谦恭柔顺又捉摸不透的人，社交上的“神秘化和仪式化简直变成他人格的一部分”。他喜欢玩一些小的游戏，或者说花招，比如说先通知朋友们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去沙龙了，但又时常会在半夜零点以后令人惊喜地出现，并且病歪歪地支撑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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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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