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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庭园的枯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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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影《玩偶》中的日本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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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岛神社的能乐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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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冈田先生画作《东京都武藏野的井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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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森林中一路前行的身影，难道是冈田先生自身的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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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170489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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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插图增订版） 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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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武彦（1908～2004）是当代日本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以他为首的九州学者圈，在为学方法、经典诠释及思考理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别于东京、京都等地学者圈的学派雏形，这就是从楠本端山（1828～1883）、硕水（1832～1916）兄弟开始，到端山之孙楠本正继（1896～1963），再到冈田武彦、荒木见悟（1917～）及其弟子们展开的“新儒学运动”，冈田先生称之为“楠门学”。端山和硕水虽属于江户时期信奉朱子学的山崎闇斋（1618～1682）门下的三宅尚斋（1662～1741）系，但他们大量吸收了阳明学、东林学及蕺山学的思想资源。因此，虽然端山被认为是幕末维新时最大的儒家，而硕水被定格为日本最后的朱子学者，但我们从其三传弟子冈田武彦先生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阳明学和蕺山学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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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九州学者圈内部的学术风格和思想个性而言，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冈田武彦和荒木见悟，既通力协作、取长补短（如合作主编《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等多部巨著），又各显特色、相得益彰。如果说荒木先生是纯研究型的学术巨匠，那么冈田先生则可以说是研究加哲人型的思想大师。他们的弟子们说他们就像北宋的两大儒程颐与程颢，或明末东林学者顾宪成与高攀龙。在思想个性上，冈田先生以敏锐、洒脱、修悟而著称，除了做学问，亦擅长东方书画和西方古典音乐，且周游列国，体认先哲，高朋满座。也许冈田先生的风格，若无特殊的气质和素养，是很难真切领悟的，无怪冈田先生常会感叹思想人生的寂寞和心灵世界的孤单。正因为冈田先生有着哲人的气质和勇气，才能够将一只脚迈出学院，跨入民间，在“做学问”的同时，还在“修悟”和“做人”方面达到了其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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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儒共体：日本儒学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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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武彦先生毕生研究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但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家，而是一位主张“神儒共体”的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及当代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总结，在他身上真切地体现了儒学的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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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日本人观念中的“儒教”是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定的，多是指由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1583～1657）等江户儒者导入、以宋代朱子学为核心内容的“性理学”，而冈田先生所说的“儒教”却是以阳明学和神道学为中心的日本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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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田先生晚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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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宏观上说日本学者也认同日本与中国、韩国同属东方儒教文化圈的说法，但从微观上说，儒教究竟对日本产生了多大影响，看法却相当不一致。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在日本先行的思想指导下，超越普遍性而强调日本特殊性的研究倾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有很大影响。津田认为：“日本文化是基于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历史展开而独自形成的，其精髓可以说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日本过去的知识分子在知识的层面上虽受中国思想的熏陶很深，但这与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可以说儒教对日本人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发生直接的效应。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截然不同。”“若把儒教与日本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解读，那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要么牵强附会，要么曲解儒教而不顾其实质。……实际上，儒教被日本化并非事实，儒教就是儒教，是中国之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它并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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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著名史学家司马辽太郎、陈谦臣等也认为，儒教对日本人而言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哲学理论，是学问的对象，而并没有成为日常的生活原理和行为规范。奈良时代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第二条中提到的“笃敬三宝”，反映的是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隆盛及其对日本的影响，这以后日本受佛教的影响不比儒教小，所以在日本几乎看不到宣扬礼教的“牌坊”，但“佛塔寺院”却随处可见。虽然德川幕府公认的意识形态是儒教，武士们使用的教科书也是“四书五经”，但那也只局限在官僚阶层内，而并没有深入民间，成为普通人的思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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